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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13] 不能与不为

孟子引起齐宣王对行“王道”的兴趣后,进一步地鼓励他这么做。但是,齐宣王倒迟疑起来,认为自己无法做到。于是孟子告诉齐宣王,他之所以不能成就王道,是 “不为也,非不能也”。齐宣王却搞不通“不为”与“不能”有什么不同。孟子便进一步解释:如果叫一个人挟着泰山跨越北海,那个人说:“我不能。”那的确是 “不能”。但是如果叫一个人为长者折根树枝,那人也说:“我不能。”那就是“不为”,而不是“不能”了。

清代的彭端淑写了一篇劝子侄努力求学的文章,也是在阐述“不为”与“不能”的道理。他举了一个例子:话说四川偏僻的地方有两个和尚,一个富有,一个贫穷。某天,贫穷的和尚告诉富和尚说他想要去南海普陀山朝圣拜观音,富和尚感到很惊讶,便问他打算怎么样去。穷和尚说他只要带着随身物就够了。富和尚不禁揶揄他,说他已经筹备经年,打算租赁船只过去,却还是不能成行,穷和尚斯举无疑异想天开。可是,事实却是:穷和尚用了一年的时间,成功踏足普陀山,了却一桩心愿。

穷和尚的成功是在于他肯去做,富和尚的不能成功,是在于他没有去做。说穿了,就是这么简单。穷和尚没有想过“不能”,只知道“为”;富和尚只想到 “不能”,所以始终“不为”。因此,彭端淑的结论是精辟的。他说:“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无论是孟子或彭端淑都好,都点出了做事情的关键之处——有心去做,则事情便有成功的可能;不肯去做,则一切都免谈了。

学生求学何尝不也是如此?我给中学生上古文,他们最初都因为陌生而感到学习上有困难。但,难得的是他们肯学,愿意学。一年下来,即使我不先讲解,让他们看一篇古文,要他们猜猜文章写些什么,他们都能说出一个梗概。可惜后来反而是负责老师担心他们学习不来,另择名师指导,我只好慨叹:“不为也,非不能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9/2007

2009年12月25日星期五

[12] 孟子的辩才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段文字经常被摘取当中学教材,并另题篇名为《齐桓晋文之事》。篇名是仿效先秦儒家篇章只取开头句的作法,例如《论语》第一章开头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于是篇名便作《学而》。因此对于题目没有必要仔细辨析其含义,免受误导。

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五霸”之中的两人。齐宣王有意仿效他们成为一时的霸主,所以在接见孟子时,开头就请孟子谈谈二位霸主的事迹,希望从中学习。孟子毕竟是辩论高手,不落入齐宣王的话题中纠缠,并马上化被动为主动,直截了当地告诉齐宣王说孔子的门徒都不谈春秋霸主的事,所以他对此一无所知,要谈就谈“王道”。

于是,齐宣王便只好转问该如何行“王道”。孟子的答案很简单,他说只要能够“保民”的就是行王道的仁君。这便引起齐宣王的兴趣,追问像他这样的君王,是否算“保民”?孟子斩钉截铁地说算,这倒叫齐宣王对他的肯定感到奇怪了,便追问下去。孟子于是搬出齐宣王曾经“以羊换牛”祭钟的故事作证。原来孟子来之前已经做好功课,知道齐宣王曾经因为看到部下牵牛去祭钟时,不忍心见到牛吓得发抖而让部下把牛给放了。可是又因祭钟的仪式不可以废除,只得让部下换只羊代替。齐宣王的这种做法当然是可笑的,但是孟子却煞有其事地表扬他,且怪老百姓不理解他的作法。这么一来,可正触及齐宣王的“伤口”,便虚心请教何以老百姓不能谅解他。

孟子这才说明老百姓其实是没有错的,因为如果真是同情牛而放生,那么羊和牛都是一条命,齐宣王以羊换牛,本质上又有何分别?这可把齐宣王更陷入窘境而想知道原因了。最后孟子才徐徐道来,说这就叫“仁”,因为君子对于禽兽,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的,所以他们住的地方都要远离厨房;而今齐宣王见到牛发抖而不见羊,故以羊换牛,这正符合君子的心态。

孟子这么一提,齐宣王便告释怀,在不自觉中,思维完全受着孟子的话语左右,更虚心请教“王道”了。

孟子的成功即在于善于捕捉对方心理,投其所好地引对方跟随自己的想法,进入自己的话题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9/2007

2009年12月19日星期六

[11]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送东阳马生序》是宋濂晚年(1378)所作。宋濂,《明史》有传,被誉为“(明)开国文臣之首”,因为明初的官方文书、礼乐制作多由他主裁。他曾经受诏主持《元史》的编纂工作,不过《元史》历来受到的评价不高,因为朱元璋下令编纂前朝历史,带有太强的政治目的,在一年之内就完成,过于草率。清代学者钱大昕便讥为“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无如《元史》者”。“序”是一种文体,古代写文章赠送友人称“赠序”,这篇文章即是宋濂写给当时一位励志勤学的青年马君则的。

写文章赠予晚辈,当然会多加勉励。宋濂这篇文章就是如此。作者觉得马生勤学好问,与当时的年轻学生大有不同,故作文给予表扬和肯定。文章是先写作者本身的经历,说明当时学习的艰辛。作者年少时学习环境欠佳,即连生活基本条件,也是窘困不堪。他回忆说当年穿的是粗布麻衣,吃的但求能充饥,“无鲜肥滋味”可谈,为了学习还常要背着书箧、拖着草鞋行于深山巨谷之中。名师和书本是学习中不可或缺的条件。作者生活条件差,无从买书,只好向他人借书看。由于都如期归还所借的书本,因此作者可以“遍观群书”。看书当然也要作笔记,写下重要的材料,当时没有复印机,作者只得手写笔录,即使天寒地冻,手指僵硬了,还是坚持不懈,以便在归还书本前能看完。至于拜师学习,作者得到百里外去请教先贤。向师长求教时,作者是毕恭毕敬的:不但“立侍左右”,老师给予指教时,更是“俯身倾耳”细听;遇到老师叱责时,就更加谦恭,“不敢出一言以复”,待老师欣悦了,才再请示。如此刻苦的学习,“卒获有所闻”。作者学业有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坚持实践自己的理想,对同学的优厚生活条件,从不羡慕,他说:“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

作者反观新一代的学生,吃的穿的都不必担忧,有官方和父母供应,学习场所也是豪华大宅,不必再出外奔走。书本学校里头都齐备,即使是老师,也是学校所聘, “未有问而不告,求而不得”的。所以作者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

文章写得很好。我中学时读后印象深刻,觉得学习就是该当这样刻苦的。至于对待老师,我也是仿效作者所言,绝对尊重老师,而且毕恭毕敬的。因此,我也“卒获有所闻”。不过,“读者之心”是千差万别的。老师读了,或许会深为认同;学生读了却说宋濂是过时的老古董。据说有大学生在老师午休时硬闯府上请示,老师颇不悦,并问他是否读过《送东阳马生序》,学生反而感到委屈不已,说老师以古文压人。

宋濂采用的古今对比方式,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手法。让读者在比较之后懂得珍惜当前所有,并学习他人的精神和长处。可是,现代的社会风尚却不喜欢比较,不喜欢听到别人有多好、怎么好,觉得那是对自己的一种讽刺,一律加以排斥。“岂他人之过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9/2007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10] 意念与形象

我们分析文章,往往从三方面着手:言、意、象。

“言”指的是文章的语言。语言除了要表情达意外,还得精心锤炼与取舍,并组织成优美的文句,琅琅上口,让读者有往下看的兴趣。“意”指的是文章的主题。主题除了要言之有物外,还得出类拔萃,不落俗套,既道出他人所没有说过的,也说出他人所不曾想到的。“象”指的是文章所塑造的形象。“象”除了要鲜明具体外,还得兼顾与文章主题的联系,让读者在感受到具体的形象的当儿,也深化对主题的认识。“象”有时候也称为“境”。有象无意的文章是肤浅的,只图博君一笑,无甚深意;有意无象的文章是艰涩的,一般读者恐怕不能意会,看了不留印象。

明乎此,我们就不奇怪为何《论语》、《老子》难读,而《孟子》、《庄子》大受欢迎。孟子和庄子都是说故事的能手,他们善于将深奥的哲学命题通过诙谐有趣的故事表达出来。例如孟子说的“五十步笑一百步”,就深刻的揭示了人们只会往外看别人的弱点却不懂往内反躬自省,在笑话他人的同时其实自己也正犯上同样的毛病。庄子的“庖丁解牛”,也深刻的揭示万物皆有其规律,不谙规律者只会处处碰钉,明于规律、服膺自然者则游刃有余,无往而不利。

有句成语叫“受宠若惊”,《汉语大词典》认为出处是欧阳修的《辞特转吏部侍郎表》,这是就当今词义而寻出的源头。其实,《老子》第十三章载:“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辱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这句话更好的诠释为何“受宠”也要“若惊”。因为在老子的眼光看来,“宠”和“辱” 是孪生兄弟,“得宠”的当儿其实也就是“受辱”的开始。世人不明于此,所以常常竞相争宠,博取出位。其实若不按凭真本事,一切巧取只会带来更大的耻辱。

然而,老子的这一段话却不好懂,因为只有“言”和“意”。能通过言而得意者寥寥无几,所以历来就很多通过“象”来说明这种论点。例如《法苑珠林》便收录了《冤魂志》的一则有关如意的故事:如意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但却不是吕后所生,而是戚夫人的儿子。长子是吕后所生,被立为皇太子。由于戚夫人得宠,刘邦屡屡想废太子而改立如意。只不过因为群臣的反对,刘邦只得将如意策封于赵。刘邦驾崩后,吕后便采取报复行动了。她先把如意带回长安,以残酷的“拉刑”将之处决,又将戚夫人的手脚肢解,称她为“人彘”。

听老子的大道理,没有多少人会领悟;看戚夫人的故事,没有多少人会不为之动容,引以为惕。这就是“象”的奥妙。

可是,古人却也说“得意忘言”,“言”尚该舍弃以得意,“象”就更加不必说了。这时阅读的层次问题。窃以为要真进入学术殿堂,恐怕尚得以意为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07

2009年12月1日星期二

[9] 作者之心,读者之心

作者之心指的是作者创作的原意图,读者之心指的是读者看了作品后的理解。

时代距离越久,抑或作者资料越少的古文,越难读得懂。或更确切地说,更难读懂作者的创作意图。于是,对于这样的文章,我们只好以作者之心去领会,解读出来的不一定是原作者的意思,可能是读者的再创作。

喜欢创作的人,看文章比较喜欢用读者之心去看,往往不求甚解,但有所得就是。他们或会断章取义,或会曲解作者原意,然而他们并不会在意,因为他们但求实用。例如唐代大家柳宗元的寓言散文《黔之驴》,就被一些人解读成是“摸着石头过河”之道。他们解读这篇寓言的角度是放在老虎身上,认为老虎在没有弄清对方底细之前,存有恐惧心理,但是它敢于试探,从最初的“稍出近之”到后来的“往来视之”、“近出前后”、“稍近益狎”,以至“荡倚冲冒”,待驴子漏了底之后,便“跳踉大”。这个过程在在的说明老虎是以实际行动逐步摸清驴子的底细,才大胆果断地攻击对方要害,致敌于死地。这种解读方法是“经世致用”的,对读者深有启示,但恐怕不符合“作者之心”。

《黔之驴》本是柳宗元的《三戒》之一。他在序中明确指出:“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迨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诚然作者是冲着那些没有本事,却凭靠外力来逞强,乃至胡作非为的小官僚而写作的。带有很强的政治现实的针对性。在《黔之驴》一文中,作者在文末说:“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同情驴子的遭遇,骨子里却是讽刺那些徒有其表,却不知自量,或是没有考虑清楚自己的实际能力,或是为环境而忘记了自己,轻易便搬出仅有的伎俩来唬人,结果反而是招致杀身的祸害。

可见作者之心和读者之心有时候是有距离的。作者写作时,或局限于时空,所以其内容仅作针对性的阐述。然而,由于取材具有普遍的价值,历久而不衰,读者在阅读时,是可以针对现实而作出新的诠释的。不过,在解读中,我们还是倡导要先阐明作者之心,才进一步联系现实,阐明读者之心。这才不至于借古人过桥,张冠而李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8/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