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汉代女子从夫么？

小学课本收录了一篇《半途而废》的篇章，故事出自《列女传》。原文第一句是“河南乐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明确点出这位“不知何氏之女”的乐羊子妻是主角；作者为她立传当然是要歌颂她的品格。不过，课文中的第一句却是“战国时代，有一个叫乐羊子的人，他的妻子十分贤惠”，主角换成乐羊子了；再从题目和结束语看，编者的目标已经不是“列女”，而是要借乐羊子的行为强调“做事情要有恒心，专心致志，贯彻始终”。作为独立的文章选读，似乎无可厚非，可惜的是乐羊子妻的特有形象却可能会被遗忘。

《仪礼》载古代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大家熟悉的“三从”。先秦女性显然不受“三从”的束缚，即使到了汉代，刘向歌颂的妇女，也不以“从夫”为标准。《列女传•乐羊子妻》刻画的便是一位廉洁正直、远见卓识的妇女形象。乐羊子某次捡到黄金带回家，想讨妻子的欢心，不但遭到妻子反对，批评他是“求利以污其行”，还要他“捐金于野”。后来乐羊子外出游学，一年后便赶回来看望妻子。妻子见到丈夫回来，不但不高兴，反而割断日积月累的织物，以劝告丈夫为学要有恒心，有远见，不能半途而废。这种刚烈的女性形象，绝不是顺从夫权的。

如果说乐羊子妻还温顺，对丈夫说话婉转，乃至跪下说话，那么晏子车夫的太太可就不如此。《齐相御妻》记载齐相晏子有一名仆御，他的妻子看他给晏子赶车时“意气洋洋，甚自得也”，便骂他“卑且贱”，甚至下堂求去。丈夫惊问其故，原来妻子认为“宁荣于义而贱，不虚骄以贵”，她看见贵为一国之相的晏子，虽然个子矮小，貌不惊人，但是态度却谦恭稳重；反观身材魁梧的丈夫，只不过是仆御，却“意洋洋若自足”，这是她深以为耻的。这篇传记的女主人公对丈夫的苛责是尖刻的，发言如发箭，粉碎丈夫的一丝自负。作者对这位辛辣的妇女没有责备，反而发出“贤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师傅朋友相与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的慨叹！

最有趣的还是一则有关孟子的故事。《邹孟轲母》记载孟子新婚当天进入洞房时，见到他的妻子“袒而在内”，深感不高兴，马上离去。妻子于是向孟母辞别说：“妾闻夫妇之道，私室不与焉。今者妾窃堕在室，而夫子见妾，勃然不悦，是客妾也。妇人之义，盖不客宿。请归父母。”结果孟母召见孟子，训责他“不察于礼，而责礼于人”，孟子因而知错，遂留其妇。

《列女传》出现亚圣孟老夫子的私生活描写，这是饶有趣味的。孟子坚持“君子之道”，妻子却重视“夫妇之道”，并且以“妇人之义”让孟子折服让步，解除一场离婚风波。孟子的认错，也说明原始儒家并不是那么霸道欺压女性，女性在先秦，乃至进入汉代都不需服膺“三从”之道。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1/2007

[23] 汉代女性的婚姻观

《列女传》是汉代刘向所编著的一部以女性为故事主人公的专著。根据《汉书•刘向传》记载，刘向写著此书是因为目睹当时的宫妃逾越礼制，故从《诗》《书》中摘录贤妃贞妇的事迹，按类别编为八篇，用以告诫天子。刘向不但编辑成书，还上奏建议“画之屏风四堵”（《初学记》）。可见这部书是根据汉朝的儒教思想写就的一部女性道德书，反映了汉代儒家的女性观。我们且从《列女传》来看看汉代女性的婚姻伦理观。

据《贞顺传》记载召南有一申女，因为夫家准备迎娶她的聘礼不足，坚持不肯嫁过去。申女坚持“夫家轻礼违制，不可以行”；即使夫家告她悔婚，申女依然认为“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可见申女对于礼节是何等固执不让，宁可身陷牢狱，也不肯出嫁。这种面对结婚抉择的毅然态度，并不只是申女所特有，同为《贞顺传》的“宋恭伯姬”、“齐孝孟姬”故事中也有类似的情节。“贞顺”在《列女传》中记载的就是这些死守节义和礼制的女子。

即使是出生低微的女子，也同样有这种拼死遵守礼节的观念。例如《辩通传》记载了齐国宿瘤女的故事。宿瘤女本是东郭采桑人的女儿，因为颈项长有大瘤，故被人叫为“宿瘤”。某次，闵王出游到东郭，百姓都出门观看，只有宿瘤女采桑如故。闵王感到此女甚为奇特，便召她来问明原因。宿瘤女说：“父母教我采桑，没有教我观看大王。”闵王非常赞赏她，认为是忠于职守的贤女，叫人把她载回宫。宿瘤女却说：“如果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便随大王回去，这是‘奔女’，大王怎么可以让我如此？”闵王感到惭愧，回去后才派遣使者携带百镒黄金来迎娶她。

从这记载中，我们看到即使求婚者是一国之君，如果女子没有得到父母的点头而自己任意听从，便属私奔之类，只有遵守礼制被迎娶的，才够资格称为“贞女”。

这种重视礼节，将仪法形式看成结婚之际不可免除的规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明乎此，我们便不奇怪名篇《孔雀东南飞》为什么以悲剧告终。焦仲卿夫妇活生生被拆散，妻子刘兰芝虽顽强，却也对母亲和兄长的决定感到无可奈何，最终恩爱的小两口只好殉情自杀，留下遗恨。这是礼节无法逾越后的极端，并非女性被压迫的结果。汉代女性是否没有社会地位，失去发语权？且待下周分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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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爱国诗人屈原

我国小学语文课本收录了一篇有关屈原的文章。可是文章反复提到“爱国诗人”，却找不到“屈原”两个字。我对此深感纳罕。是因为屈原的姓氏不在规定的字汇表里，所以不能提么？还是因为课文必须“去中国化”，所以连历史人物的名字也不可以提？姑且不去追究原因。我们关心的是课文的编写给老师带来了很大的难题。在深究课文内容时，老师无法说清楚为什么那个跳河自杀的古人会被冠以“爱国诗人”的名堂？他的爱国行为表现在哪一方面？“诗人”的头衔又从何而来？如此语焉不详，屈原的高贵品质与精神，肯定无法有效传达。

屈原是人类史上最早的具名诗人，这是中外历史都承认的常识。所以称他为“诗人”无人会非议。但是不读《离骚》《哀郢》《天问》《招魂》等诗篇，屈原之才恐怕难以体会。其爱国思想更加难以解释。只想从史实来判断，屈原的爱国情操肯定难以说明。所以大多数老师在讲述屈原投江一节时，总是选择批判，认为此风不可长。

屈原爱的“国”，当然不能等同今天的“国家”概念。那是诸侯国。屈原是不是爱国？司马迁的一番话透露了玄机。对于屈原的志向，司马迁是给予充分肯定的，所以他说他到长沙观屈原自沉之处时，不免垂涕，想见其为人。可是后来读到贾谊的《吊屈原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顿时又默然若失了。司马迁这番评论，仿佛责怪屈原，认为以他超人的才华，若是游事于诸侯之间，哪个国家不能容纳他呢？他大有发挥个己才华的地方，何必要把自己弄到这种地步？

《史记》至今仍是难以超越的历史巨著，司马迁的史家地位更毋容置疑。何以他会如此看待屈原？司马迁的话其实说得很清楚，他是顺着贾谊的评论而说的。贾谊说：“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煇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贾谊认为在乱世之中遭祸害，屈原自己要负上责任。为什么？因为凤凰也会寻找有德之君才下来栖息，一见有危险就振翅高飞了。屈原若肯游历九州，大可觅得会赏识他的君主，何必对故都恋恋不舍？司马迁和贾谊所处的是大一统的时代，所以没有“九州”可以游离，所以对屈原的没有离开有“怨言”，认为屈原失算了。何况当时是纵横家辈出的时代，替诸侯国谋策以灭己国的也大有人在，屈原又何必对楚国忠心耿耿？正是这样的反面评论，更突显了屈原的品质。司马迁的反语，更烘托了屈原的“爱国”意识。

屈原说“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尘埃乎”，又说“世人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看来真正爱国的人的确不是那些与世推移之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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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贾谊与屈原

屈原自沉汨罗江，留给后世讨论的话题是无穷尽的。我认为其中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屈原对理想的执着，以及矢志不移的意志。也许有人要质疑这未免太浅，万一有人也效仿之，考不上理想的大学，嫁不到理想的伴侣，便自沉关丹河，其生命的光辉是不是也可以和屈原相提并论？这可是不读古书，亵渎古人之说了。庄子的《逍遥游》揭示了人生境界是有不同的层次的，许多看是相似的事情，其实质却决然不同，其意义当然也就不可以同日而语了。

司马迁在《史记》中把屈原和贾谊并列同一传，致使后世常把二人相提并论。其实，贾谊继承的是屈原文学上的成就，特别是骚体赋的传承。至于二人的品质和思想，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司马迁把他们放在一起，或许是认为两人在政治的遭遇上有相似之处，都是悲剧主角，空有前瞻性的政治抱负和远见，却不为朝廷重视而在政治上被边沿化，予人“怀才不遇”之叹。可是历史仅有相似，不会相同。贾谊和屈原的际遇是同中有异的。屈原所处的时代是楚国灭亡之际，贾谊却是汉朝刚建立不久，其后历史还赞扬汉初“文景之治”的汉文帝统治时代。屈原《离骚》中感伤的是楚怀王之不察，忧心的是楚国人民；贾谊《吊屈原赋》感伤的却多是个人的际遇，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屈原自杀后数十年，楚国正如他所忧心的一样灭亡；贾谊死后，文帝却把国家治理得很好，其中一些政策还参照了他的政论。可见二者的遭遇只有相似却不尽相同的。

贾谊“怀才不遇”获得许多同情票，连带的，对他没有知遇之恩的汉文帝便要受到指责。李商隐诗曰“不问苍生问鬼神”便有讥讽文帝之意。事缘汉文帝最初重用贾谊，更想任命他为公卿，但是因为遭遇老臣子的反对，才不得不把他送到湖南当长沙王的老师。间中文帝曾召见贾谊，但是见面时却不谈国事，只谈鬼神，而且表现得热衷不已。其实，贾谊被贬之处，正是楚国所在地，楚辞的浪漫本来就是因为楚地的风俗所造成。文帝召见他想了解楚地的风土人情，是在情理之中，并非文帝不爱苍生只好鬼神。

后世苏东坡在《贾谊论》中对贾谊就有尖锐的评论，他说：“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苏东坡看到的便是少年得志的贾谊，不堪一击，不过是贬谪到湖南，便仿如世界末日，痛苦不已，乃至写下《吊屈原赋》那样自我感伤的作品。苏东坡进而分析当时候排挤他的老臣，都是扶持文帝登基的要臣，贾谊却无视于此，想要“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这是多么的不合时宜，没有致力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是贾谊的失策。所以在指责贾谊不理解汉文帝之余，还要谴责他“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

苏东坡的评论是中肯的。贾谊被贬长沙，并非坏事。文帝面对老臣的责难，当然要平息他们的怨气。将只有二十余岁的贾谊贬到湖南，当是权宜之计。何况，自高祖刘邦以来，汉皇都希望稳定南方，长沙是南国的主要壤界，地理位置重要，让贾谊过去实在不能说是贬谪边缘之地，而是另有政治意图的。对贾谊来说，他应该将此视为个人政治生涯的一种实际锻炼，才会有“不过十年可以得志”的转折。至于召他回京，然后再拜为梁怀王的老师，则是授予他更大的使命了。梁怀王是文帝最小的儿子，“爱幸异于他子”，这是《史记》《汉书》都有记载的。将梁怀王交给贾谊来带，就等于将未来的皇帝的教育权交给了他。这是何等重用？文帝又岂是不懂用人？

贾谊后来是知道的。他的《吊屈原赋》凄婉哀怨，但是后来的《陈政事疏》却是传世之作，曾国藩更誉为“千古奏议，推此为绝唱”。这是他政治思想的成熟。只可惜的是造化弄人，梁怀王不幸坠马身亡，贾谊也因此自我痛责而抑郁而终。我们看待贾谊，实在不能只是看他前期的作品，后期的更为重要。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11/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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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屈原之死

梁启超先生说：“研究屈原，应该拿他的自杀做出发点。”这是非常有见地的。屈原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这不只在于他是第一位具名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是第一位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诗人。倘若屈原不沉江，他的诗作便缺少了几分悲壮，他的生命历程便少了悲剧色彩，那么其作品是否依然具有如此魅力倒难说了。搞不好还要落个自我吹嘘的自恋罪名。

“以自杀作为出发点”，可探讨的课题包括屈原为什么要自杀？屈原的死是否应该？其价值和意义何在？

屈原有篇短文《渔父》，颇带有寓言的味道。司马迁给屈原作传时，把全文都摘录了进去，当着史实看待。文章很短，就只有两百字，但却勾画出自己处世的立场。文中的渔父当是虚构的人物，由他来衬托作者的生活态度。作者说他被流放时，遇上一位渔人，渔人认出他是当朝的官员后，非常惊讶，便问他何以到这个地方来？屈原的回答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是个人与社会不能协调的哀叹，也是作者不被理解的孤独。若再往深一层想，屈原这句话还有更深的含义。自古以来，士人都有忧患意识，对于时局总较常人敏感，仿佛具有洞悉历史发展的异能。在屈原之前的孔、孟是如此，在屈原之后的杜甫、苏轼也是如此。若不对比屈原的其他作品看，我们恐怕要误解屈原不过是个自视过高的狂人。其实，当时屈原所处的楚国，是可以一统中原，与强秦相抗衡的。屈原有过人的政治视野，一统思想和美政理想主导着他的政治观念。可是历史残酷的告诉我们：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人，是最孤独的。悲剧就是由此产生。

渔父当然不能理解屈原的想法。不但要否定屈原的清醒，还要教他怎么做。于是他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酾？”这是要他同流合污，向世俗看齐，对现实妥协了。伟人与凡人的区别就在这里。伟人以天下为己任，凡人但求能自保。儒家虽然着重“兼善天下”，但是孟子尚言“穷则独善其身”，留住有用之躯，尚有发挥自己的理想之日。无怪乎当时的士人“东家不打打西家”，穿梭于诸侯之间但求施展自己之长。我们的屈原先生显然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明确地对渔人说：“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这番铿锵有力的说辞，说明他的死并非是对楚国或楚王愚忠，而是因为士人的特殊傲骨。

屈原并非在见过渔父之后便自杀，因为他还有机会回到朝廷，然后又面对二度流放的打击。可见他最终的死并非偶然的，更不是一时想不开，否则这种灵魂便太脆弱，不值得歌颂了。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不协调，观念与行为的不一致，制造了系列的矛盾，迫使诗人得面对“决定是否值得活着是首要问题”。“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屈原的死给我们诠释了重于泰山的死法，所以为后世所歌颂。当然，凡歌颂的必会走调，但云屈原爱国忠君，显然是不能反映屈原的品质。端午与屈原扯上关系，可以让我们省思的不只是爱国，而是对理想的执著与追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1/2007

[19] 影响历史的鸿文

历史本来不能作假设，但是为了更好理解历史的进程，我们还是不妨来个“如果”。如果当年秦始皇不是因为李斯的《谏逐客书》而改变驱逐“老外”的决定，他的一统天下的鸿业是否可以顺利完成？

在探讨这个假设之前，我们先交待一下事情的背景：根据《史记》记载，李斯本是楚国人，少时向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其后看准七国形势，投奔秦国以舒展抱负。最初为秦王政分析天下大势，认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符合秦王政的野心，遂拜为“长史”。有了官职后，李斯又出谋要秦王派人去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这种您肯来就保您富贵，不来就送您刀子的谋略，网罗了不少名士。李斯也因此被任命为“客卿”。

这个时候，秦王嬴政的施政立场肯定是“用人唯才”，只要是人才，不论出身，一律唯才是用。这种开放政策，给敌对者制造了机会。于是发生了“间谍” 混入秦国，故意唆使秦王大兴土木，兴建水利设施，借此消耗国库，拖延对邻国进攻的事例。这名间谍是韩国的工程师，姓郑名国。其实，与其说是发生间谍事件，不如说是秦王身边随臣的一场权力斗争。历来“用人唯才”和“用人唯亲”是施政者的两个选择。用才，便要使皇亲国戚受到旁落，引发不满；用亲，人才便要受到排挤，打造许多怀才不遇之士，乃至人才外流。此刻的秦王身边正是有皇亲国戚的挑拨，揭发郑国的“阴谋”，并一竹竿打翻所有人，说老外到来不会安好心，纯为私利而已。秦王于是颁布“逐客令”，李斯也因此被赶。

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施才华的落脚处，李斯哪里会罢休？于是他马上上书陈情。《谏逐客书》是后人给取的名字，就是李斯劝告秦王政不要驱赶老外的信。这封信很不简单，不但保住了李斯自己的饭碗，还转变了老外的命运，使老外得以留在秦国大展拳脚，并帮助秦王嬴政完成统一大业。这批老外还包括了先前被认为是间谍的郑国。根据《史记•水渠书》记载：“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 ‘郑国渠’。”皇亲国戚的失败，成就了秦国的强盛；而破坏皇亲国戚的阴谋的，正是李斯，或更贴切地说是李斯的《谏逐客书》。

《谏逐客书》“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讽”（章学诚《诗教》）。也就是说全文不见李斯求情，但却让秦王政自觉逐客是错误的。李斯扣紧秦王要一统天下的野心，给他分析了历来老外对秦国的贡献，以及人才在秦一统天下的历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使秦王感觉到可以助他完成大业的是这些来自外国的人才，而不是皇亲国戚。李斯在文中另一高明之处是不提个人得失与恩怨，不亢不卑地让秦王自觉应该始终贯彻他的宏图大计，不应排挤外来人才。李斯不愧是熟练政治风云的老手，化解了一次皇亲国戚策谋的“政变”，保住了老外的居留权和政治权力。

若非如此，秦王一意孤行地任命儿子、女婿掌权，重视肤色一样的秦人执政，则秦王朝恐怕不会出现，或至少也要压后十数年才出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1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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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多行不义必自毙

与诸子散文并行的是史传散文。

中华民族对历史的保存是相对完整的，这是值得自豪的一点。保存史料的方法有很多，并不单单是《春秋》或三传一类的史书才保存历史。古人读书，视重要典籍为 “经”，列为必修科，代代相传。清代学者章学诚倡导“六经皆史”，认为诸经不外是史。古人执笔不凭空想象，所写的皆所见所闻，足可反映一个时期的实况，经也含史。可见古人称“经”不过是一种尊称，实际上经、史是同一家的。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学界相信是出自孔子之手。不过，《春秋》记事非常简练，例如开篇的鲁《隐公》记载：“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兴味索然，实在难于相信出于至圣先师之手。

孔子的追随者相信孔子著史是有其目的，含褒贬于其中。其实这是孟子推波助澜的成果。孟子认为孔子见世道败坏，“惧，作《春秋》”。不但如此，《春秋》达到的客观效果是“乱臣贼子惧”。范宁为《谷梁传》作序还说：“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不过，这番说辞是太过的，后世就不少人质疑。例如钱大昕便说：“愚尝疑之，将谓当时之乱贼惧乎？……《春秋》之后，乱贼仍不绝于史册，吾未见其能惧也。”因此强调类似《春秋》的记载，不过“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而已矣。”也就是说史家下笔，不该带有价值的判断，只要把事情客观报道出来就是。就如明代袁枚所言：“作史者只须据事直书，而其人之善恶自见，以己意为奸臣、逆臣，原可不必。”

《春秋》记事之简，或因其时载笔之难，不屑作冗长之辞所致。孟子之言虽为过，但却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圣人著史会有所选择，并以劝诫警惕后人为出发点。后世称此为“史观”。但是，孔子的记载太过简练，世人难以看懂。故《春秋》之后，有《传》的出现，沿着孔子纪事的基础加以“直陈其事”，让后人了解事情的始末，吸取前人的教训。

例如前面所引的《隐公》夏五月的事“郑伯（攻）克（共叔）段于鄢”，《左传》便详尽地记载了郑伯（郑庄公）如何平息其弟弟共叔段的“造反”。虽然作者在文中也作了道德判断，认为《春秋》所书是讥讽郑庄公没有教好弟弟，任由弟弟一步步深陷泥沼，最终为人民所遗弃。但《左传》所载的事迹详细，后人自可另作判断，不必听从作者所言。道德价值本来就因时而异，不能一概而论。作者可以作价值判断，读者当然也可以。因此，今人对共叔段的下场，不会寄予同情，而相信多行不义的人，必将招惹更大的麻烦，最终招来杀身之祸。

“多行不义必自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10/2007

[17] 孔子与学生

《论语》中收录孔子的言行，理解上产生歧义最大的要数《先进》一章中的《侍坐》。

记载是这样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四人某次在孔子身边侍候着。孔子便让他们各说说自己的抱负。子路率先表示如果有机会让他去治理国家，即使是连年岁荒、频频受军事威胁的小国，只要给他三年时间，他便可以将它治理好。孔子听后“哂之”，然后再问冉有。冉有说他能在三年内使六七十方里内的人民安居乐业。公西华跟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抱负，他情愿当个小小的相，让人民守礼。最后，孔子问曾皙，曾皙“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说他的抱负与前三人的不同。孔子说： “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于是曾皙说他希望在春天时与几位好朋友连同几名童子一起去郊游，尽兴后结伴同返。孔子听了，非常高兴地说曾皙的看法和他一致。子路三人离开后，曾皙留了下来，并问孔子为何刚才在子路说后“哂之”，孔子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接着曾皙又逐一问其他人的看法如何，孔子也针对他们的见解一一作了评述。

会产生歧义是因为当中有几个句子不好懂。例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一般解释为孔子和子路他们对话时，曾皙在弹瑟，直到孔子问他才放下瑟作答。可是孔子在和学生谈话时，会有学生在一旁演奏乐器不理会么？在玩乐器的曾皙又能同时留意到其他同门与老师的对白么？这是说不通的。

又如“哂之”，它在文中出现了三次。一般注释本（例如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对前一个“哂”的解释是“微笑”，对后两个只解释为“笑”。如果说曾皙问孔子为何“笑”子路，则这个笑便带有“讥笑”的意思。孔子回答时说“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明显地也是因为觉得子路的口气太大，不符合礼，所以“讥笑”他。但是，为什么第一个“哂之”又要解释为“微笑”？

我想这是因为自汉儒以下，我们都把孔子的形象抬得太高了。像上述孔子和学生的一番对话，也要强行解释为孔子在教导弟子，而且用了颇先进的方法在引导学生说话。所以子路说了之后，孔子要微笑示意，给予鼓励，这样才能引发其他学生也相继发言。可是，无论是曾皙或孔子本人，都知道先前他的笑是有不屑的成分在内，或至少是不以为然的。何以看得出？因为下来的几个学生说自己的抱负时，是一个比一个的抱负低的。这显然是受到孔子“哂之”的影响。曾皙的说词则是在观察老师对同门的反应之后而构思好的，有投机的成分。

至于把曾皙所说的解释为是个“大同”的美景，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国的画面，似乎也太过了。难怪一些学者要质疑这个理想是道家的，而非孔老夫子的。

其实，孔子和学生的这番对话是在他晚年的时候进行的。孔子周游列国受到挫折之后，对自己的政治理想难免要做出调整。他更关心的是个人的修养。因此，这时候子路谈的抱负，是孔子在实践之后知道难于实现的，所以要“哂之”。而孔子的不经意，却影响了学生，不自禁地把理想都降低，以致曾皙只要求生活能和谐就好。

孔子的反应并不影响一代宗师的声誉。相反的，因为实事求是，不把孔子神化，我们反而更能贴近真实的孔子，更能体会他的伟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10/2007

[16] 庄子的逍遥

《逍遥游》一向被认为是庄子的代表作。因为它不但体现了庄子的思想内涵，也表现了他的散文风格。这篇文章可划分为三节，第一节先由几个小故事串成，包括鲲变身为鹏后高飞，蜩、学鸠、斥鴳（麻雀）的讥笑，彭祖的高龄，宋荣子、列子的成就等，然后总结出作者的立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段文字被中国当局选录在中学课本第四册中，我国则是师范院校大学预科班选读。

这一小节文字其实不太好理解。但是其中的小故事却写得深具典型意义，隽永而耐读，所以被抽出来讲述，流传甚广。然而，流传开去的故事，往往会与原文主旨大相径庭，难逃断章取义之嫌。例如开头写北海有只大鲲鱼，突然摇身一变为大鹏鸟。大鹏鸟展翅高飞，一冲天便直上九万里，足于傲视一切，睥睨万物。可是，地面上看到它高飞的蝉、鸠与麻雀，却深不以为然，讥笑它何以如此高飞，穿梭在林叶之间，不知何其“逍遥”。因此，我们今天便引用这个故事来说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讥笑小人物永远不会知道胸有大志的人何以要有那么高的理想。

《逍遥游》当然是要说逍遥。但是怎么样才叫真逍遥？鹏的高飞是逍遥，蜩与学鸠自在的在林叶之间飞行就不叫逍遥了？所以有人认为道家崇尚自然，庄子不会讥笑蜩与学鸠的无知，而是赞同它们的自在。他们认为人各有长短，只要按真性情处世，就是最好的做法，不要羡慕他人的能力比自己强。言之凿凿，听者不知是否藐藐？

若仔细阅读原文，庄子是既否定鹏，也不认同蜩与学鸠是逍遥的。为什么否定鹏？庄子说鹏要飞在九万里的高空，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如果翅膀底下的风太薄，即使有大翅膀也是没有办法高飞的。这么一来，鹏鸟的作用可就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了，哪里还称得上逍遥？至于蜩与学鸠，庄子则用了较多的文字来阐述小和大的不同。首先他指出如果到郊野去，只带三餐粮食就够，因为一往一返就那么一天；但是如果去百里外的地方，就要带一天的粮食，去千里外则不得不备三个月的粮食了。庄子慨叹，这岂是蜩与学鸠所能理解的？从这里延伸开去，庄子又慨叹世人都赞彭祖长寿，却不知道溟海的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上古的椿树，更是以八千年为一个秋季。无知并不表示正确，只生存一个白天的虫子，永远不能体会一个月的时光是怎么样的；春生夏死的蝉也不会感受到一年的季节是如何过的。因此庄子忍不住要问，这种无知“不亦悲乎”？

我觉得庄子的确是个超前的思想家。他看出天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他在大鹏高飞的时候，能够描绘鹏从高空望下来的“气”的情景。这是不同境界的一种表现。庄子寓言中所透露的正是人生中存着不同的境界可以去开拓。他不会同情于蜩与学鸠的盘旋，也不会满足于鹏鸟的高飞。前者无知，后者有所待，都不是最高境界。人生还有一个“无”的至境，即透视自然的规律后再按规律处世，不为己，不求功，不为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10/2007

[15] 自然养生之道

看过《庖丁解牛》寓言的人都知道，那是作者庄子为了阐述养生之道而说的故事。

故事写得生动有趣：一位叫丁的厨师（庖丁）在杀牛时，其动作异常优雅，令旁观者看了，仿佛一边在听音乐（刀切入牛身上的声音），一边观赏舞蹈（厨师的动作），始终不觉得有人在屠杀生灵。这样的宰杀法，牛完全没有痛苦，即使被肢解了，恐怕还未醒觉。厨师的这种功夫，当然不是生成的。他解释说，良好的厨师一年要更换一把刀，因为他杀牛时是用刀“割”的；平常的厨师，每个月就要换一把刀，因为他们是用刀“砍”牛的；而他手上的这把刀，不割不砍，用了十九年，杀的牛只已有数千头，刀却还像刚磨过一样锋利。

为什么那么神奇？因为他杀牛是将“道”引进了技术之中。所谓的道，是指“自然之道”。厨师说，最初他杀牛时，看到的就是一头牛；但是三年后，他杀牛时不再见到牛，只看到牛体内的筋骨。骨头与骨头之间，必然有空隙。厨师就是把刀切入空隙之中，所以不必砍，也不必割，只是轻轻的一带就分解了牛的肢体。

这个寓言收录在《庄子》第三章《养生主》之中。养生主，就是养生的关键方法。庄子选用寓言来阐明其观点是聪明的，因为读者看了合情合理的故事后，再加以推论，自然感受到“能合乎自然规律行事，必然减少摩擦，于自己是毫无损伤的”。可不是么？平常人一遇上问题，就紧张得不得了，不但把问题放大，还要严正以待。处理问题时，又“砍”又“割”的，不但问题解决不来，自己也因此元气大伤，费神耗力。唯有像庖丁那样的厨师，能认清事物的自然规律，不慌不忙的在事物的关键处着手，事情便可以“迎刃而解”，不费吹灰之力，于人于己都毫无损伤。

然而，庄子的这种说法，毕竟只是精神境界，要落实下来可不容易。《庄子》第四章《人间世》企图通过实例说明如何认清事物的规律。然而，大多数读过这一章的人都会觉得庄子所举的例子过于牵强，难以叫人信服。可见哲理要通过文学来表达，用“虚写”的手法，其感染力要强得多，“实写”了反而要削弱了其说服力。

您相信世上真有解牛的庖丁？您同意认清事物的规律才去处理事情的重要性？我的答案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虽然我做不到，但是内心里却认同有那么一种境界可以让我们去努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9/09

[14] 先秦的菩萨

在先秦诸子之中，墨子是和儒家打对台的。孔子推崇音乐，墨子就批判音乐；孔子说爱有亲疏，由近而远，墨子却倡导爱应该是无等级分别的“兼爱”；孔子不谈鬼神，墨子硬要“明鬼”。难怪孟子很讨厌墨子，甚至用很重的语气骂他倡导兼爱是“无父”的“邪说”，是“禽兽”之举；甚至认为墨子的邪说如果不息，孔子之道就无法彰显。

这显然是门户之见。秦以下，人们都把孔子、墨子并列，例如《吕氏春秋》就认为孔墨是“无地而为君，无官而为长”，无地无官却可以称“君”称 “长”，不是因为他们的权力，而是他们的道德。唐代的韩愈是孟子的忠实支持者，但是对于墨子却没有微言，甚至说墨子之道可以与圣人之道相为用。显然，墨子的思想和言行，堪称一世之表率，足于为后人所借鉴。例如《墨子》卷十三的《公输》所载事迹，就非常值得玩味。

话说公输盘为楚国造了“云梯”，准备用来攻打宋国。墨子知道后，即从齐国行走了十日十夜到楚国国都去劝公输盘。见了公输盘，他先要求公输盘帮他杀人，并说愿意给予重赏。公输盘很不高兴地说：“吾义固不杀人！”这正好中了墨子的语言圈套，因为公输盘不肯杀一人，却动兵杀没有犯罪的宋国人民，是无理之举。公输盘顿时语塞，把发兵的权力推给楚王。于是，墨子只好去游说楚王。

见了楚王，墨子先问，如果有人舍弃他的豪华车子，去偷人家的破车；舍弃自己的上等花布，去偷人家的破布；舍弃上好的肉食，去偷人家的糠糟，那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楚王顺着他的问题回答：“这是一种偷窃的毛病。”于是墨子就以楚国的优异条件来比宋国，认为楚国攻打宋国，无异这种偷窃的毛病。楚王也因此语塞，但是却以公输盘造了“云梯”为由，坚持要试看其威力，要攻打宋国。

墨子于是当下以模型和公输盘对决，一一破除其“云梯”攻城之计。公输盘输了，却说他有抵抗墨子的方法。墨子也看穿公输盘想就此杀了他，以避免他去帮助宋国守城。于是，墨子告诉楚王，他已经安排弟子三百人带了守城之策在宋国守候了。楚王不得不服输，并取消攻打宋国的计划。

墨子化解这场战争，靠的是他的智慧与慈悲。公输盘是一代巧匠，志踌意满地设计了云梯，却为墨子所破。墨子的智慧实胜一筹。更难得的是其政治智慧，使他以高超的外交辞令去说服强国罢兵。此外，宋国人民与他非亲非故，他却仗义相助，这纯粹是“爱人”的慈悲行为。更有趣的是，他化解这场灾难后，却没有人知晓，以致他在归途中经过宋国时，巧遇大雨，守城的人不肯让他进去避雨，他也毫不炫耀其功绩的接受雨淋之苦。从墨子的智慧与慈悲来看，他实是先秦的大菩萨。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9/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