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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42] 韩非的政治论证

《韩非子》总共收录六篇《储说》,分别是《内储》两篇,《外储》四篇。

我讲《韩非子》是从《储说》开始的。这是因为我觉得韩非并非哲学家,他最主要的思想是其政治主张,而《储说》的体裁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有特色,有“经” 又有“说”;前者是其政治主张,后者是其主张的论证。韩非擅用譬喻说明一些艰深的道理,储说的“说”正是他发挥譬喻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国史学有经传体: “经”记载历史事件,言简意赅,向有春秋笔法之说,一般人要理解恐怕会有困难;“传”则被认为是解经的记录,纪事详尽,结构完整,有助于理解历史原貌。《韩非子》的《储说》则是子学上的经传体,“说”是为了具体说明“经”的。“经”的文句凝练,便于记诵;“说”的故事性强,方便理解作者的观点。“经”点明“说”中内含的法治思想,“说”则形象地反映“经”中的观点;两者必须并读,才可以理解作者写作的宗旨和实质。

例如《外储说》左上的“经”一说:“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夫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说明统治者该有的基本态度。文中的“如有若之应密子也”不好理解,“说”中则讲述了宓(密)子被委派去治理“单父”这个小地方,却搞得疲惫不堪。有若见到了之后说出了个中的关键在于“有术”和“无术”;有术的话,一切游刃有余,无术而治,就会像宓子般搞得疲惫不已了。

然后,韩非解释“无术”是指“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在“说”之中,韩非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田鸠对楚王解说何以墨子的言辞不精彩的原因,二是墨子制造木鸢的事迹,三是讴癸唱歌助建武宫的故事。

第一件事中说的“买椟还珠”的寓言流传很广,具体形象地说明过于美的包装将掩盖了实质的意义。结果会造成“以文害用”。第二件事是说墨子用了三年时间用木制造成风筝,但是只飞了一天就坏了。这也是说明花时间和精神去制造大而无用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第三件事是说宋王建筑武宫,讴癸在那边唱歌,结果使到工人更用心工作。宋王大悦,讴癸推荐他的老师射稽来唱。但是射稽唱了表面却没有效应。原来射稽的歌唱使工作增加了力度,制作了更坚实的城墙。

三个故事都是说明花俏的包装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讲究“实用”才是领导人应该有的态度。可是,“包装”却往往叫人目迷,看不清事实。所以韩非最后还要以“良药苦口”、“忠言拂耳”来劝请人主不要迷信在表面看到的东西,凡事都要讲究实效与功用。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4/2008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4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

《韩非子》第二十和二十一篇分别作《解老》和《喻老》。

所谓《解老》,是解释《老子》的意思;《喻老》则是通过譬喻来说明《老子》。“解”和“喻”都是阐发老子的哲理,但是同中有异,因为“解”是通过理论分析,而“喻”则是通过形象譬喻,巧妙说明艰深的道理。

我们且引一个事例来看看韩非如何巧设譬喻,说明深奥的哲理。

《老子》第六十三章载:“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文句很简练,理论却很深奥。

《喻老》用形象化的三个“喻”阐述了关键之句,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哲学命题。

首先,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千丈的河堤,会因为蝼蚁的洞穴而崩溃;所以,当水利家白圭在巡视河堤时,连蝼蚁的洞穴也堵塞了。百尺宽敞的房子,会因为烟囱有缝隙而焚毁;所以,老丈人也要涂塞烟囱的裂缝。就因此“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这都是因为他们“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的缘故。

然后,韩非子又引用了扁鹊的故事来说明问题: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 “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名医,他最初告诉蔡桓公有病,不过,病只是在皮肤表层(腠理),可以及时治疗。可是,蔡桓公显然不听。其后,扁鹊又三番五次晋见,却都无奈退出。这是因为无论扁鹊说他哪里有病,桓侯都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他“好治不病以为功”。结果是病从皮肤表层渗透到肌肤,然后到肠胃,最终到骨髓,这时候,扁鹊一见到蔡桓公,转身就跑开。桓侯特意叫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发在腠理,用热的药汤浸泡,或用药物热敷,都可以治疗;病发在肌肤,用金属针或石针也还可以治疗得来;发在肠胃,用火煎的药剂还可以做到;但是病入骨髓,那就只能让掌管寿数的司命神来治疗了。”果然,五天后,蔡桓公即发病死去。

这个情节生动、层次丰富的故事,非常具体形象地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哲理。今日所谓的“病从浅处医”,“防患于未然”,“大事还得从小事做起”,都是这样的意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4/2008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40] 先秦最后的大师

韩非子是战国末年的人,他的思想是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之后涌现出来的,既看清儒家的思想精髓,也辨明道家的思想精华。他在法家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思想,《韩非子》一书被认为是法家之集大成著作。无论是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政治思想的传递上,韩非子都达到了超越古人的高度上。因此,这位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人物。

韩非,过去称韩子。然而,姓韩的大师级人物还真不少,像唐代的韩愈就是一位。因此,后世为了避免混淆,把他称为韩非子。

司马迁的《史记》给韩非子立传,把他与老子、庄子放在同一列传中,并且判断韩非子的思想“归本于黄老”。遵奉黄帝和老子之说,在战国时就流行,逐渐形成道家的一个主要流派。司马迁的这个判断,也许和《韩非子》中收录的〈解老〉〈喻老〉二文有关,因为这两篇文章表现出韩非子在《老子》的理解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韩非子是反儒家的,他对儒家的批判,立场非常鲜明。他认为儒家倡导的尧舜之道距离太远,不可信。即连当时的儒家内部对尧舜之道的理解就有多个不同的派别,何者为准就难以下定论。所以韩非子的立场是不用事实加以辨明便对事物作出判断,是“愚蠢”的;不能断定正确与否就加以征引当凭据,则是“欺骗”。韩非子坚决反对这种愚蠢和欺骗的做法。

韩非这样的立场是很偏激的,实际上,他自己也承受了不少儒家的思想,尤其是荀子的思想,他是有所传承的。

要了解韩非子的思想,我们先根据《史记》的记载了解其人其事。司马迁笔下的韩非子事迹主要的包括: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爱刑名法术之学。他患有口吃,不能流利地说话,所以便专心著书。他曾经和李斯一起向荀子学习,李斯自以为比不上韩非。他在韩国不受重用,但却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篇章。后来,他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了《孤愤》《五蠹》,感慨地说:“如果我可以和作者同游,死也无恨了。”言下之意,他是认为作者已经作古的。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国人后,秦王便急迫攻打韩国,并迫使韩国献上了韩非。秦王虽然很喜欢韩非,但是却没有重用他。加上李斯、姚贾等人的谗言,最终韩非被捕下牢狱,并在狱中被李斯逼迫自杀。韩非死后,秦王才后悔没有重用人才。后来秦王完成霸业,成为史上第一位皇帝,史家皆论断他借鉴了不少韩非子的学说。

可见,韩非子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和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才一样,不见容于当世。然而,人才毕竟是人才,政治的斗争和打击,只能剥夺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却无法扼杀他的思想。一个人的生命本来就有限,但是深邃的思想却可以照耀后世,学术生命可以化为永恒。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4/2008

2010年3月21日星期日

[39] 你快乐吗?

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的辩论,还可以作这样主观的认识:

惠子所问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代表着一种“你不是他,不可能知道他的想法”的心态。有人将这种心态说成是西方的不可知论了。不可知论指的是对于上帝或物质以外的任何事物是否存在,认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里说的则是对于他人的思想和感受,是不可能知道。这种想法恐怕深为时下一些年轻人所欢迎。歌曲不是高唱“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么?从不知他而延伸到不知我,表面上看似乎是庄子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了。于是他们常常带有心结,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自己仿佛就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事实上却不然,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不过是顺着惠子的语气说话。他还是坚信自己是知道鱼是快乐的。当然,这种想法也可以是一种极端。这种极端,在那些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明显。自视过高的人总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人,对于他人的想法总爱主观的臆断,然后还摆着一副“你就是这样”的心态。教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学生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学生一切的想法都要被否决掉,个人兴趣恐怕也要被扼杀了。

其实,庄子最后的那番辩白是重要的,他反驳惠子说“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说明惠子在发问时,其实已经同意庄子在判断鱼儿快乐时,庄子本人的确是快乐的。知道了还要问,就是故意找砸,多此一举。

我们的感受本来就是主观的,外在的事物与环境未必如此。所以梁启超先生说“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心情好的时候,看花看草,看虫看鱼,都会觉得美;相反的,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同样的事物却要被糟蹋了。就因为人看事物都靠主观的情感,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艺术家特别推崇这种主观的投射,认为创作因此才会百花齐放,艺术才会绚丽丰富。教育何妨不也如此?我们不但要培养下一代有双会看东西、容易感受世情的眼睛,还要学会尊重他们的看法。否决他们的想法只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

写到这里,想到一位大文豪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发生火患时沉睡,如果你没有把握把他就出去,就不要叫醒他,不然只会让他更加痛苦。我有点茫然,真是如此么?也许是他本身的经历让他有这种想法。我们却不一定要这么想,因为我们并非是救世主,唤起他人的醒觉是一回事,找到出路又是一回事。所以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并不包括那种沉睡浑噩的感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3/2008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

[38] 庄子快乐吗?

《庄子•秋水》的最后一段有则小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是《庄子》的外篇。学界认为外篇不是庄子所写,是他的弟子或门徒所记载。所以,文章的内容就不太好懂,就像《论语》一样,是语录体,不是完整的论说文。

庄子与惠子的这番辩论,叫大家感兴趣的课题是:到底是谁胜利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从辩论的角度看,庄子赢了。因为他在最后虽然是狡辩,但是却成功转移了论辩的焦点。原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庄子最后说的“女安知鱼乐”,是把原本应该解释为“哪里”或“怎么”的“安”字(即“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解释成“那里”,也就是指地方,即说庄子这样反问惠子,“您说: ‘你在哪里知道鱼快乐?’那么,我来告诉您,我是在濠上知道的。”

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是却不耐推敲。

“安知”本来就是“哪里知道”,“怎么知道”的意思。《战国策》就有智伯问:“子安知之?”《国语》也有“子晳复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 《韩非子》有“安知祸福”之说,较后的司马迁也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世家》),“安知”都是“怎么知道”的意思。怎么可以解释为“那里”?稍晚出的“而今安在哉”,是有去了什么地方的意思,但却是倒装句。由此推敲,把“安知”解释为说明地点,恐怕不是庄子的意思。转移辩论焦点之说,很难成立。

我认为《庄子》上面那段文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庄子和惠子在桥上,看着畅游着的鱼儿,庄子说:“鱼儿真快乐啊!”惠子故意抬杠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庄子马上辩说:“您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子这下可乐了,逮着庄子的话柄说:“对啊!您说得对,我不是您,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的道理,您不是鱼,又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这么一来,庄子可占据下风了。可是,善辩的庄子却从容说道:“先生,您错了!请回到最初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您不是我,您却问我:‘您怎么知道鱼儿快乐?’您这么一问,难道不是已说明您是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的吗?对的,我在桥上也知道鱼儿是快乐的,不需要下水去才知道。”

以上一段文字不是直译原文,但我相信是符合庄子门生记载这段话的原意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3/2008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37] 人生境界有高低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大鹏之志和蜩鸠之志,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前者高瞻远瞩,视野开阔;后者安守本分,但顾眼前。这是说明世间万物各有其本分,也有其先天的限量。不过,若就此理解成庄子在散播“知足安贫”的思想,并将之等同“无为”,则就太轻率了。

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是庄子在文中提到的其它事例,尤其是“小年不及大年”之辩,便说明庄子的立场还是倾向更高境界的追寻的。只有一日生命的“朝菌”当然不知一个月是怎么一回事,仅能度过夏天的“蟪蛄”当然也无法谈春说秋,他们是“小年”,明显受到先天的局限。既是先天的局限,当然没有必要斥责。但是庄子却要质疑那些认为彭祖高寿的人们,说他们“不亦悲乎”!为什么?因为人们受到自己的视野局限,不知道楚之南有一种灵龟,五百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春天,它的一年可就是我们的两千年了;上古还有一种大椿树,八千年才算一个春季,彭祖和他们比起来,可差得远了。人们有知的权利,倘若不充分利用,却以自己的无知去吹捧和浮夸眼前所知,也是在否定了更高境界的追寻,这不是可悲么?

二是庄子在讲述大鹏高飞时,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常人难以想象这种情况,所以庄子以地面上的积水来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如果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这只能让小草作的船“航行”,如果放只杯子,那就要胶着了。厚度不够,当然无法承载大舟。这说明,如果要追逐更高的境界,深蓄厚养的工夫是必须的;否则真让您高飞,恐怕还要折翼呢!

其实,庄子在《逍遥游》中谈的境界,并不止于两个层次。我们发现当中至少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这种人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以此沾沾自喜,自以为成就非凡。

第二层次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的宋荣子的境界。轻忽外物,嘲笑追求功名利禄之人,固然是“脱俗”,但是这却局限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有个很强的“自我”存在,所以庄子说他“犹未有树也”。

第三层次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旨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的境界。列子能超越形体的拘累,身轻如燕地随风遨翔,但是庄子还是认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所待的是“风”,没有了风,列子就飞不起来了。还要依靠外物的,还不是最高境界。

第四层次才是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至人境界。这是以天地自然之道为己任,置身于六气变化之流,而与自然世界合而为一的精神胜境,也就是庄子所谓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3/2008

2010年3月7日星期日

[36] 平凡就是福?

走近古人之三十六
平凡就是福?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对人生境界的描绘是最具体、最形象,也是最超然的。

他在《逍遥游》一开始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广大无穷的世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先以地面上的生物引导我们想象。鱼可有多大?“不知其几千里”把我们想象的空间推向极限,那么大的一条鱼,若非有宽阔的北冥,又如何能容纳?当我们还沉湎在这个辽阔的意境之中,这条大鱼倏地化身为鸟,而且展翅奋起,直冲云霄。于是我们的思维又从平面的思索化为立体,“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画面何许壮观?本来是抽象的视野和意境,被他具体而形象的引导,一个辽阔无垠的境界,仿佛就在眼前。循着其思路飞向高空,俯视大地,则山泽无别,高低如一。此时此刻,心胸不免为之舒畅,胸襟不禁也坦荡。人生能有此境界,还有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可困扰?

如果只是描述这样的境界,这是圣人在说道,显然不是庄子所要的。所以,庄子还要引导我们用另一个角度看人生。

于是两只小鸟登场了,它们不解地说:“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另有一只小鸟也笑着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面彼且奚适也?”对于不能高飞的小鸟而言,只要穿梭在林叶之间,时而登上树颠,时而冲下树根,何其逍遥?何其自在?大鹏展翅对它们来说,不但不可理喻,而且显然是多余的事。跳高窜下,快乐逍遥,何必要高飞远赴?

把人生境界的两头极端摆开来,可供我们思考的空间也就大了。我们周遭岂不是有很多不断往更高境界挺进的人?岂不也有一些倡导平凡就是福,劝请人们不要好高骛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这不就是庄子笔下的大鹏与小鸟?在两头极端之中,当然也就有了折中派。他们会倡导“大鹏高飞是一种境界,小鸟穿梭林间也是一种境界。大鹏不必嘲笑小鸟,小鸟也不必羡慕大鹏,境界之不同而已。”

孰是孰非?读者之心自可做出取舍。至于作者之意,尚有待仔细阅读原文,进一步探索作者的意思,才能下一个判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3/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