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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65】观音称号没不妥

已故达摩难陀长老在一次开示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基础深厚,可以把许多外来文化转变为自己的。就连观世音菩萨也要因为他们的皇帝而改名,成了中国人信仰的神明之一。”长老说的改名是指把“观世音菩萨”称为“观音菩萨”。至于说为皇帝而改名,应该是有人告诉长老,中国人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所以省称为“观音”。

其实,提供信息的人是错的。

第一,按照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证,唐本就有“二名不偏讳”的规定,如“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陈先生说:“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史讳举例》)由此看来,避讳是作者自作主张的。

唐代僧人彦悰记载的一件事,与“避讳风甚盛”的说法是吻合的。他说杜行顗奉诏翻译佛经,为了避讳,把“世尊”称为“圣尊”,“世界”成为“生界”等,皇帝唐高宗看了都要摇头,然后指示:“既是圣言,不须避讳。”(《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既然皇帝有“圣言不避讳”的说法,观世音之号就可以保存。

第二,唐以前的佛教典籍,多有“观音”一词。例如梁慧皎的《高僧传》,用“观世音”一词的有17处,“观音”一词的也有7处。若说是后人校改,非慧皎原文,那么校改得不彻底倒叫人起疑。后秦姚兴有句:“其为教也,于观音中乞眼手之暇,而瞩搜过恒之教门。其为义也,于尸迦中借珠网之功,而曜罗尘数之义理。”(《释摩诃衍论序》)这是讲究对仗工整的句式,文中的“观音”和“尸迦”就对得好,不像为后世所篡改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更有一段长达520字解释观世音何以得名的偈文,其中用“观世音”一词有3次,而“观音”一词则用了15次。偈是押韵的文字,当然也不会为后世随意省略。

第三,佛典中本就有许多异译词。观世音的异译词甚多,如光世音、观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后秦僧肇解释“观世音菩萨”一词说:“世有危难,称名自归,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也。亦名观世念,亦名观自在也。”(《注维摩诘经》)宋法云也说:“观世音正言:观世间音声,而度脱之也。”(《法华义记•观世音品》)可见,“观世音”的译法是取菩萨的修行方法与其悲愿而作,并非纯是文字上的意译。早期的“观音”倒更像是文字上的意译。

基于这三点,我们相信观音一词是早已有的,并非是为了避唐太宗之讳而产生。

注:改写早前的一篇文章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38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9/2008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64】每下愈况还是每况愈下

“每下愈况”与“每况愈下”这两个成语经常引起混淆。

这两个成语都收录在《汉语大词典》,在“每下愈况”条目下的解释是“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推求,越能看清‘道’的真实情况”,而在“每况愈下”条目下则作“本作‘每下愈况’,后多作‘每况愈下’,谓情况越来越坏”。

“每况愈下”是不是从“每下愈况”演变而来呢?

我们先看“每下愈况”的出处。《庄子•知北游》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东郭子要求具体说明,庄子便说在蝼蚁堆里,东郭子再问,庄子又说在草堆里、瓦甓下,乃至在大小便处。东郭子见庄子越举例越是卑微的地方,不想再听下去。庄子郑重告诉他:“就像市场上的屠夫用脚踏猪来估量猪的肥瘦一样,愈往猪的小腿下踩踏,就愈明白猪的肥瘦。”(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毎下愈况)庄子的意思是说“愈从低微的事物去推求,愈能看出事物的真实情况”。

这是“每下愈况”的本意。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个比方:如果执政者要知道人民的困苦,那么就该到人民生活的圈子里走走,实地考察,而不是在冷气房中厘定政策。越贴近人民,越能了解人民,每下愈况也!

如果把“每下愈况”的意思延伸到用来指事情越向前发展,就越能看出眉目,这虽和庄子的原意不尽相同,但却还可以接受。

不过,这个意思,显然与今天我们用的“每况愈下”是相悖的。《汉语大词典》的注释引起了混淆。

根据文献,“每况愈下”为宋代人普遍使用,不过含意已改变。例如胡仔的《漁隱叢話》、洪迈的《容斋续笔》都用上,但是意思却是“情况越来越坏”。有人质疑宋人引用错误,但是我们核对宋人的句子,“每况愈下”是不能用“每下愈况”来代替的。庄子的“每下愈况”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宋人的“每况愈下”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像话。

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陈增杰先生后来作文补充,宋人“是对原成语的改造活用,并非误置词序”。既然是改造,就不该再说这个成语亦作什么什么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应该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我认为随着“每下愈况”的哲理在大众心目中的日益模糊,“每况愈下”的用法将是“每下愈况”,并将取而代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9/2008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63】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

翻开成语词典,“朝三暮四”的解释是:“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

其实,这个解释与它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朝三暮四的原意是指实质不变,用改换名目的方法使人上当,带有欺诈诳骗的意思。《庄子•齐物论》载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说有个养猴子的人喂猴子橡子时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结果猴子都发怒。养猴人于是说:“那么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吧!”结果,群猴都满意了。庄子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意思是只改变名目,实质未变,但是听者的喜怒却因此而有所变化。庄子意思是要批判当时的百家,就如同一群争“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猴子,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挑起争论,劳心伤神。

后世用这个成语,多数转移到政治上,批判政客利用手段欺骗人民。例如《旧唐书•皇甫镈传》:“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又如宋代司马光《乞罢免役状》说:“差役出于民,钱亦出于民。今使民出钱雇役,何异割鼻饲口?朝三暮四,于民何所利哉?”即使是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写金鼎国王女在花果山受困时唱的“也是我为人不肖,和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虽然脱离了政治,依然是“欺骗”的意思。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成语却和“朝秦暮楚”给混淆了,变成“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的意思。“朝秦暮楚”、“朝梁暮周”、“朝梁暮晋”、“朝梁暮陈”都带有同样的意思。最早使用的可能是“朝梁暮晋”。元代刘因有《冯道》诗云:“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这是嘲讽五代时候的冯道,担任过五朝八姓帝王的相,对于丧君亡国毫不在意,还可自号“长乐老”。变化无常,没有自己的立场,哪里有利益就投向哪里,这是“朝梁暮晋”的意思。秦和楚是战国时代的大国,为多数人所熟悉,因此说“朝秦暮楚”较为普遍。

“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本来毫无关系,但以讹传讹,天长日久,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这是成语意思转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9/2008

2010年7月10日星期六

【62】成语意义的演变

《庄子》一书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成语,例如《养生主》一章便给我们提供了“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薪尽火传”等常用的成语。现代学生在阅读古文时,喜欢用今人的语文学习习惯看待古文,所以在分析《养生主》时,竟然说庄子在文章中引用成语,孰不知庄子始是原创人。

不过,今天引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由于多种因素,许多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思。这些因素包括古今词义的演变,后人的错误引用以致约定俗成等。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些成语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庄子》,也不宜用《庄子》的本义来看待现在习惯使用的成语。有人以为成语是定型的词组,不应该任意更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正确。

且以“鹏程万里”为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程远大”。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源自《庄子》。《逍遥游》有句话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揺而上者九万里。”“鹏程万里”显然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可是庄子是道家人物,《逍遥游》谈的是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哪里会跟我们谈什么 “前程远大”呢?唐代诗人唐彦谦有“鹏程三万里,别酒一千钟”;宋代邵雍《伊川击壤集》有“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筭三千别有春”,这些诗句所用的“成语”,已经不是庄子的原意。

今天我们用“鹏程万里”这个成语,词义肯定与庄子的自由无关,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还是飞黄腾达。

再看“呆若木鸡”这个成语。成语词典告诉我们,它用来形容因恐惧或惊异而发愣的样子。从字面上看,这句成语就是形容呆得像只木头鸡。显然这是一句贬义成语。可是,《庄子》里头记载的事迹却正好相反,这句话是褒义,是说作为“斗鸡”的最高境界。故事是这样的:

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他是否把鸡驯好了,纪渻子说:“还不行,它还骄傲得很呢!”十天后,周宣王又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行,因为斗鸡一听见响声就叫,看见影子就跳,还很浮躁。再过十天,周宣王问起时,纪渻子还是说不行,因为斗鸡还是目光犀利,盛气凌人。最后,又过了十天,纪渻子才满意地说斗鸡驯养好了,因为这时候这只鸡已经“德全”,“望之似木鸡”,其他鸡只一见到它都不敢正视,掉头就逃走了。

由此可见,《庄子》故事的原意,无动于衷的木头鸡才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可是,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意思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曹禺在《日出》中写黄省三要说话时,注明“呆若木鸡,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显然是说受到惊吓,愣住了。

成语的应用,并非是一成不变,也不一定就是“忠于原著”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09/2008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61】 岂可尽信他人的赏析

戴震的“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给我们开启阅读古文的指示——读古文不可以只看他人的分析,还得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多赏析古文的书籍,如《诗经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等,读者一时趋之若鹜,中学与大专老师尤其喜爱。其实,这些书只供参考,提供选文和阅读的方便,却不能当主要阅读材料。赏析者大多数时候是主观地分析他对作品的了解,有些连注释都省却了,读者无从核对。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依据,恐怕被误导而不自知。

例如《屈原列传》有那么一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早期的注疏本大多把重点放在“属”和“上官大夫”,说明“属”是草稿,“上官大夫”是上官靳尚。前者有很强的论据,没有异议。后者却不,上官大夫是谁,恐怕只有司马迁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过于肯定地说:“靳尚是当时候的奸臣,非常霸道而又无知,屈原的草稿都还没有写完,他就要抢过去修改。”这恐怕便要误解了。因为“夺”并不只是指“强取豪夺”,还有 “改换、改变”的意思。例如“三军不可夺帅”中的夺,就不能解释为“抢夺”,而应作“更换”的意思。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这句话出自《论语》,还有下半句 “匹夫不可夺志”,“夺志”该怎么解释,相信读者已经知晓。因此,上面那句有关上官大夫“夺”草稿一事,当解释为上官大夫要更改屈原的法令草案,屈原受命于楚王,当然不肯相就,何况这还牵涉到个人的尊严。屈原此举得罪了小人,于是便有了下文。

又如《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出奔的事迹,说他到了卫国的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赏析篇通常说野外之人羞辱重耳,在他讨食物的时候给他一把泥土,结果重耳发怒,要鞭打野人。这是说不过去的。《左传》成功的一点是成功勾画出重耳出奔前后的个性转变。这时候的重耳仍不脱公子哥儿的脾气,要鞭打野人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野人羞辱他。野人哪里有那么大胆,给一个有随从跟着的公子一把泥土吃?再说,如果您向人乞食,人家不但不给,还抓把泥土给您,难道您不生气么?古人尚且有不食嗟来之食,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我们还得从文字上下功夫。《说文解字》:“塊,俗凷字……凷,墣也。从土凵,凵屈象形。”段玉裁注:“屈者,无尾也。凷之形略方,而体似无尾者,故从土而象其形。”可见“块”是盛土之器具,可引申为土制的器皿。野人带食物去野地耕作,用“块”是很正常的。把“块”赠给重耳,重耳还要发脾气,这才是公子习性,才能凸显重耳的形象。

中国现代小学教育改革后强调“要把语文课当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也就是说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不要只是取其内容,借题发挥,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欣赏篇章的优美。阅读古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岂可根据他人的赏析篇章论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