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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31日星期二

【71】吃荤吃素是小事

佛陀时代的僧人是没有奉行终生吃素的戒条的。于是有人说,佛陀吃肉,我也吃肉。仿佛这样就可以吃得安心了。更有甚者,有些修行人为了吃肉,还要引经据典,搬出佛陀吃肉的例子。这种做法跟儒家搬出孟子的“君子远庖厨”的论调是一样的。

近代漫画大师丰子恺是个素食者,他对素食有很独到的看法:

“我也曾吃素,但我认为吃素、吃荤真是小事,无关大体。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群蚁,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身,故用“仁术”来掩耳盗铃,是无伤的。我所谓吃荤、吃素无关大体,意思就在于此。浅冗的人,执著小体,斤斤计较:洋蜡烛用兽脂做,故不宜点;猫要吃老鼠,故不宜养;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可以吃得。……这样地钻进牛角尖里去,真是可笑。”(《佛无灵》)

我们再回顾人们喜欢搬的两个古代例子。

一是佛陀吃肉的事。佛陀是中道主义者,他倡导的是不苦不乐的中道行,是有通变性、宽容性、多方适应性的。即使是当世的出家人也不一定沿户乞食,是可以接受供养的;不一定睡在野外,也可以住在房舍里头;当然,接受众生的供养,可以是素食,也可以是荤食。提婆达多曾经要挟佛陀行“五法”,五法之中有一条就是 “不吃鱼和肉”,结果被佛陀否决了。为什么?众生根性不一,从修行人角度看:如一定受五法,就只能适应少数人,而反障碍了多数人出家修学;从信徒角度看,行五法也缩小了群众接触佛法的机会,因为只有备好素食的人才可以行供养之事。佛陀的悲心人们不解,却只在枝节上转,认为佛陀不反对肉食,所以安心吃肉。

再说孟子的话,恐怕也被人们断章取义地误解了。孟子那段话是对齐宣王说的。那时候孟子向他推销“仁政”,齐宣王却推说他没有仁心。孟子为了说服他就搬出一些实例。原来齐宣王曾经因为不忍心见到牛被杀前害怕的样子,下令不要杀牛;但是衅钟的仪式要用动物的血,齐宣王便令用羊取代。孟子举出这个例子,说 “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因此齐宣王也是有仁心的。把孟子的话理解成君子住的地方要远离屠宰场,看不见就可以放心吃肉,这太过了吧?

吃荤吃素是小事,是个人学习扩大慈爱之心的事,外县行为本身无关修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8/11/2008

2010年8月27日星期五

【70】“素菜荤作”的起源

在素食馆点菜,常会看到这样的菜肴名目:糖醋小排骨,素烧鱼翅,素八宝鸡,糖醋素鱼,咖喱素羊……也许您会因此骂吃素的人“口清心不清”。

其实,这样的做法由来已久,古人早已骂了整千年,我们还要骂么?

吃素成为一种饮食习惯,再发展成一种文化,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印度佛教没有素食规定,这是因为僧人托钵乞食,别无选择。佛教传入了中国,到了南朝梁代,武帝认为食肉就是杀生,他说:“僧辩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说,鸱鸦鸠鸽,触处不死,那不见有一自死者……若非杀生,岂有死肉?”(《与周舍论断肉敕》),所以为了“诸僧尼作离苦因缘”,他下令寺庙一律“断酒肉”。僧人不肉食直接影响在家信众,吃素的人增加后,便促进了全素肴馔的发展。

根据文献,北魏的《齐民要术》列了“素食”一章,只介绍了11种素食,可见素食在当时还不普遍。但是到了唐代,已有花样素食,北宋还有市肆素食,也就是说有专营素食的店铺了。宋代吴自牧编撰的《梦粱录》,记述汴京素食已有百多种,同是宋人林洪编的《山家清供》《茹草纪事》等,已有素食谱的出现。清末的薛宝辰编撰《素食说略》,陈列了近二百种素食的制作方法。

素菜肴的普遍化和多样化,与豆腐和面筋的制作有关。豆腐在汉代就有,面筋据说是梁武帝首创。面筋是由植物蛋白中的麦胶蛋白和麦麸蛋白组成,不会在水中溶解,所以可塑性很高。从面筋变化出来的“加工”素菜肴,演变成“托荤”菜则是必然的了。宋代《山家清供》有“假煎鱼”、“胜肉夹”和“素蒸鸡”等素菜荤作的记载。

明代小说《金瓶梅》有这样一段对话:“月娘道:‘奶奶,这个是庙上送来托荤咸食。你老人家只顾用,不妨事。’杨姑娘道:‘既是素的,等老身吃。老身干净眼花了,只当做荤的来。’”玉皇庙的托荤菜“烧骨朵”竟然做得像真的荤菜,使得茹素的杨姑娘不敢动筷,可见素菜荤做在明代已经进入了高超技巧。

后人归纳中国素菜有三大流派,两大方向。三大流派指:宫廷素菜、寺院素菜和民间素菜;两大方向指:“全素派”和“以荤托素派”。全素派主要以寺院素菜为代表,不用鸡蛋和葱蒜等“五荤”。但是“以荤托素派”却在民间广泛流传,不忌“五荤”和蛋类,有些甚至还用海产品及动物油脂和肉汤等。民间推广素食而花心思托荤做菜,没什么好批评的。

苏东坡有一篇短文这么写:“僧谓酒‘般若汤’,谓鱼‘木梭花’,谓鸡‘钻篱菜’,竟无所益,但自欺而已。世常笑之。然人有为不义,而文之以美名者,与此何异哉?”(《僧自欺》)宋代僧人为荤菜取“雅名”,与今人为素菜取名是同出一辙的,都要教人见笑的。我们更关心的是苏轼最后的那句话——人们有不义的行为,却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而“美名”,这才是可耻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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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8月22日星期日

【69】滑稽的西门豹

课文《河伯娶妻》虽然出自《史记》,但却不是司马迁所写。

司马迁写《滑稽列传》只写了三个人物:齐国的淳于髡、楚国的优孟和秦国的优旃。把小人物写入历史是司马迁的独特做法。《滑稽列传》所写的是俳优出身的小人物,因为司马迁认为“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这些幽默诙谐、行事出人意表的小人物具备了化解大事的能力。

褚少孙后来补写六人,“以示后世好事者读之,以游心骇耳”,西门豹就是其中一人。

司马迁没有把西门豹编入列传,但是在《书》第七和《世家》第十四都提到他。可见西门豹不是小人物。

褚少孙为何把这人物编入《滑稽列传》?同样是史学家的褚少孙一定有他的理由。

“滑稽”(滑不念滑倒的滑,而念古),就如司马迁所说,是靠“谈言微中”来解决纠纷的,行事往往出人意表。我们不妨检验褚少孙笔下的西门豹是否有这特点。

他被任命到邺当太守。初到那边,他不向县官们询问事项,而是问当地长老民困,结果了解“河伯娶妻”的习俗是其中一大祸害,造成邺的人民出逃,田地荒芜。西门豹知道后,不动声色地说:“至为河伯娶妇时,愿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幸来告语之,吾亦往送女。”这是要求下次为河伯娶妻时,把主事者都找来,而且要通知他本人一同出席送新娘子。这一举措,当然可以让那些愚弄百姓的官员(巫也是官职)去除防备之心,以为新官也可以是一伙的。
到了那天,果然众官云集,场面浩大。西门豹第一件做的事就是检视新娘子是否漂亮。新娘子哭哭啼啼的,当然不漂亮,西门豹于是就说:“烦大巫妪为入报河伯,得更求好女,后日送之。”于是叫人把巫婆送入河中去禀报河伯,改天再送个漂亮的女子来。这样的一个举动,谁敢多说话?当官的要自我揭穿谎言么?更有趣的是,西门豹还煞有其事的在岸上等候巫婆,见巫婆迟迟不归,先后又把巫婆的三名徒弟、亭三老投入河中。这时岸上的官员当然紧张了。当西门豹决定再请人进河里知会河伯时,他们都跪地求饶。西门豹也不说什么,就只让大家再等候。等跪的跪久了,磕头的磕够了,才慢条斯理地说:“看来河伯热情,留客人那么久,不如我们都先回去吧!”结果,“从是以后,(官民)不敢复言为河伯娶妇”。

当然,仅仅是这样处理事情,还欠缺说服力。所以后来西门豹又以具体行动来化解邺县所面对的灾害。他发动人民开凿十二条渠道,引漳河的水灌溉民田,疏解了邺地的困惑,泽流后世。

因此,我们认为褚少孙把西门豹列入“滑稽”之中,是合理的。西门豹把巫婆抛入河里,也是符合当时的需要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08

2010年8月15日星期日

【68】 把巫婆抛入河里

小学五年级课本收录了一篇课文《河伯娶妻》。

文章提到西门豹到河南某地(其实某地是邺,小学课文得根据当局提供的字汇表编写,邺不在字汇表中,所以得避讳)当太守时,发现当地有为河伯娶妻的习俗。于是他在乡里给河伯娶妻时也到场送新娘。他以新娘不漂亮为借口,要主事者去告知河伯,他稍后另选漂亮的姑娘送上,于是他先后把巫婆和她的两个徒弟抛入河里,后来又要把乡官抛下去,但在他们跪地求饶下才作罢。
有老师在教这篇课文时,发现西门豹太残忍,把人给抛入河里。于是他们询问是否可以改写,让西门豹用比较温和的手段处理这件事。

我想这是用今人的眼光看古代,有几点古代的知识是要先了解的。

我们先谈古代巫婆的地位。

先秦时代,巫和祝都是主持仪式的人,他们的地位很高,在各级典礼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宛然就是神的代言人。例如帝王的登基、加冕、郊祀等都由他们主持,公侯的婚丧、嫁娶、行军作战也都是如此。他们是公职人员,可享有俸禄。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在礼官之下,有很多是从事巫祝的工作,而且分工很细。例如在下大夫底下有大卜二人、太祝二人。大卜属下又有卜师、卜人、龟人、占人、占梦等;太祝属下有小祝、丧祝、诅祝、司巫等。单司巫的下属便有“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是巫宫的首领。此外,还有男巫、女巫无数,他们属下各有“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如此一层层的,可见巫的地位何其重要,在官职之中又扮演怎样的一个角色。

这篇课文的背景是战国时代的魏国。社会背景当然也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可是女巫作为官方代表,却不好好行使她的任务,反而和地方官串通蛊惑人民,使人民生活陷入水火之中,生活担子百上加斤。

河伯娶妻这样的事情,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荒谬,但是在古代出自女巫所言,即使知道不妥,谁敢反抗?人民可说是哑子吃黄莲,有苦自己知。有能力的当然逃离,没能力的只好逆来顺受。

西门豹初上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是没有办法按照常理:下禁令,抓巫婆,对乡官头子治罪。因为这么一来,反弹的力量恐怕还要让他丢官呢!于是他将计就计,不动声色,假戏真做,把主事者一一抛入河里,岂不是为民除害之举?在民智未开的两千多年前,利用这种手段使人们自然而然地破除迷信,比劝说、命令可不知要好多少倍!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10/2008

2010年8月9日星期一

【67】佛教有多心经?

偶然看到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劝唐三藏“念《多心经》”,还差点喷饭,以为是香港导演搞错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佛教界可是妇孺皆知的经文,简称《心经》,何来一部《多心经》?“般若波罗蜜多”是从梵文prajna-paramita音译过来的,尾音的“ta”(多)有时候省略,就只音译作“波罗蜜”。如果要意译,“般若”当译为“智慧”,“波罗蜜多”则译为“解除苦痛”。再怎么理解,也不应该跑出一个《多心经》出来。

原来这个谬误还是源自原著《西游记》。小说第十九回写唐僧师徒在浮屠山遇见乌巢禅师,禅师对玄奘说:“路途虽远,终须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难消。我有《多心经》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计二百七十字。若遇魔瘴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其后作者还把玄奘后来翻译的经文完全抄录下来,并赞扬唐僧了不起,“耳闻一遍《多心经》,即能记忆,至今传世。”这可给不知情的读者以为《心经》是唐三藏路上听来的,其后抄下流通。这纯是小说家之言,殊不可信。

然而,《西游记》作者当真如此糊涂,把《心经》错误看成《多心经》么?小说这一回的回目作“云栈洞悟空收八戒,浮屠山玄奘受心经”,显然作者是知道《心经》的。作者并非始作俑者。

从现存文献看,唐代开始便有人用《多心经》的。这当然是因为古人不熟悉外文,但从汉语望文而生义。例如目录学中有“(唐代慧)忠国师《多心经》一卷” (《郡斋读书录》)、“唐郑预注《多心经》天宝九年”(《集古录跋尾》),《全唐文》也收录善信“敬造《多心经》”若干部的说法(朱怀隐《大唐方与县故栖霞寺讲堂佛钟经碑》)。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对此的判断是:“唐人已偶以‘般若波罗蜜多’之‘多’下属‘心’字”(《管锥篇》)。

即使是佛教典籍,也有直书《多心经》的。例如《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就说:“梵本般若多心经者,大唐三藏之所译也。”唐代佛典目录如《众经目录》《大唐内典录》《大周刊定众经目录》记录的经题都作“《般若多心经》一卷”,可见即使在教内,《多心经》也已经惯用。因此,明代小说沿用《多心经》,错并不在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10/2008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66】 梁武帝佞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他统治期间,南朝最称得上太平盛世。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被侯景击溃,以致亡国。

对于梁武帝的亡国,史家李延寿总结说:“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南史》)

文中的“溺于释教”,引起后世大多认定梁武帝是“佞佛”亡国。“佞”多当贬义词,意思是谄媚、奸邪、迷惑;“佞佛”指的就是迷信佛教。例如魏晋南北朝专家周一良说:“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论梁武帝及其时代〉)日本学者鎌田茂雄也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简明中国佛教史》)

然而,我们仔细地推敲《南史》的论断,史家的判断并非这么一回事。

上文先引述先王治国是“文武递用,德刑备举”,从而总结出“为国之道,不可独任”的道理。意思是说只有兼顾文治和武功,道德与刑罚并施,不偏废,才能够治理好国家。然而梁武帝却“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结果导致“帝纪不立,悖逆萌生”,最终“乱亡”。

从文章的对仗看待,“俎豆”与“干戚”当是“文治”与“武功”的借代,“释教”与“刑典”则是“道德”与“刑法”的代称。“为国之道,不可独任”,梁武帝的错便是独任,偏文治而略武功,重道德而轻刑法。“弛于刑典”乃因“溺于释教”,那么“忘情干戚”也当是因“留心俎豆”了,因为四个分句是并列式的两组因果复句才成对仗。

梁武帝虽以军功起家,但是后来他却偏重文治,疏于武功。结果对征战事业多有失误,说他“忘情干戚”是有道理的。

梁武帝在答复贺琛的劝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是强调从政者必须从修身开始,榜样力量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然而,梁武帝的“修身”观点,却是“绝房室”,“无淫佚”,“不饮酒”,“不好音色”,“日常一食”(《梁书•贺琛传》),都是佛教的戒律。因此我们说史家以“释教”替代“德行”是有根据的。姑不论梁武帝是否行如所言,也暂不究其佛教观点的正确与否,他想以苦行僧的形象来感化民众,俾使“不令而行”实是荒谬的。

因此,我们说梁武帝的亡国是他偏废治国之道所致,与他信仰佛教没有必然关系。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10/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