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75】让世人监督的古帝王

《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番说法常为后世所引用,并认为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完整的史学体制。
然而,古代帝王当真委任史官来监督自己,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活起居都一一记载下来么?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便提出质疑。他认为左史、右史等官职,并不见于《周官》,只见于《礼记》。即使出自《礼记》,他也认为不过是礼家的衍文。所以他认为是后世的儒者不细心,造成的误会。(《文史通义》)

当代历史学家汪荣祖则认为:“按禹域史纂,始自史官,以天子诸侯之尊,置左右史,分掌言行,事属可能。”(《史传通说》)他尚引金毓黻的考证说明。

我们同意史官在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性,不过却不认同“君举必书”,以至帝王因此要“慎言行”。金毓黻说:“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中国史学史》)因此,中国的历史取决于史官,上古的史官对史学未必有自觉的认识,当然也谈不上史观。

汉人戴德说:“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吏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大戴礼记》)意思是说天子就像一个“御者”,内史、太史是其左右手。注释引《书》曰:“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可见当时的“左史、右史”之说,不过是君主的左右手的通称。

“左右手”当然是重要人物。原来周代史官掌管国家礼仪典法,上至天文历法、下至礼仪制度,他们都要通,以为君王提供有效的服务,使社会按照“礼”的规范运行。就因他们常伴在君王左右,得以参与国家机密,传达王言、王命,因此,记录君王的言行在案,以备后考,实是工作的需要。至于保存国家重大活动档案和君王政令文献,并将其整理成册,以形成新的典法,则是派生出的另一种史官职能。因此,后代才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

后来“礼崩乐坏”,史官的地位下降,才“沦落”到纯粹记言记事。魏晋时期有著作郎负责记事,隋代的起居舍人、唐代的起居郎掌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这都是后世史官的演变。

“君举必书”恐怕是个美丽的误会。

章学诚另有一段话评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史学很值得玩味,他说:“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文史通义》)史官撰史的自觉意识越强,“以伪乱真”、“文胜其质”的作风反而更强,历史的真伪则有待考证辨析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6/12/2008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74】只能当个不入流的学者

人类历史悠久,留下的文明是璀璨夺目的。

探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实在是件既赏心又惬意的事。

然而,真要探索人类的文明,方法可多。有阅读文字记录的,也有考古的。考古是对古人遗迹的探讨,包括诸如器械、屋宇、庙堂、墓葬、壁画之类的。考古固可佐证历史,却不是历史本身;它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字以外还有许多史实未为所知。所以不要以偏概全,或盲目崇拜科学,只讲证据。一头栽进历史的人,只会愈发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且对古代存疑愈多。胡适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致顾颉刚书,《古史辨》)颇值得玩味。

除了方法可以选择外,古代文明的内涵的丰富多样,也待我们去抉择。当然,抉择的主体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做出抉择之前,我们得好好考量自己的能力,以及客观环境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将陈先生这一番话放到古代文明的探讨来说,即谓我们得充分利用诸如出土文物等新的资源进行研究,才能“预流”。

我一直感慨的是我们这边资源匮乏,影响的当然也就是我们对方法的应用。不说出土文物,就连书本,我们也是非常缺乏。在大陆,许多地方图书馆都有珍藏本作为镇馆之宝,而这些珍贵的资源也可以便利读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取出在指定的地方和时间内阅读。

因此,我自认始终只能当个不入流的学者,不能走在研究的前端。

虽然不入流,但却也不甘就此认命。我们还是可以穿游在史料之中,在史料的对读之中一窥古人的智慧,与古人神交,了解他们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所作的贡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世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刘知几的话是从史官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我们就是受惠者。史官,乃至众多把古史、古文明流传下来的人,都是我们的恩人,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我们还可以与古人神交,不出户庭,一样可以浏览千载史册。

只是阅读一家学说,只能追逐“美”和“善”,如要求“真”我们不妨多阅读不同的载籍(records),通过对读的方法,多做比较,一探真伪。如此,我们虽不入流,却同样可以穿游在古人的智慧海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11/2008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73】历史谁来写?

电影《秦颂》有那么一个情节:秦王嬴政登基大典时,高渐离操起琴向天下第一位皇帝砸去,然后说:“后人会知道历史上有我高渐离偷袭了秦王!”始皇帝蔑视地一笑,说:“你错了,历史由我来写!”

这虽是编剧家编造出来的,但是情节却耐人寻味。我们不禁要问:历史谁来写?

中国是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绵延不绝的数千年历史记载,向来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我们向来喜欢引用《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从又持中,中,正也”,而把“史”和“中”放在一起,并将“中”当作形容词看待,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写历史要公允中正,所以史册保留的资料都是信史。然而,中国历史向来用“全知”的角度撰写,大至帝王公文,小至闺房私语,都会出现在史册之中,这种写法是颇受质疑的。

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可信度,还得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并对史家的观点与学术背景有所认识。毕竟“写的历史”难免主观,在已写下的历史之外还有客观的史实存在,有待其他史料的对比考证。

按近代学者的考证,史册讲的“中”是名词,是官府及乡州各级政权的官方文书和诉讼简册,“史”则是整理、收藏和保管这些文书简册的官员。例如清代学者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都认为“中”是指文书,“史”是掌管文书的人。

由此可见,保存史料是中国历来都重视的。至于编写出来的历史,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则有待著史的人的价值判断了。但是,史料保存下来,后人就有得参照,历史就可能会改写。

不同的时代,“史官”有不同的内涵,对待历史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且先看看西周时代的史官如何看待历史。

《春秋左氏传》记载晋灵公十四年,多造孽的晋灵公为赵穿所杀,当时已经逃亡在外的赵盾回来执政,结果晋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如此评断当时的国君,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即使如何被责难,董狐还是忠于他“史官”的职守,就算抛却生命,也要捍卫周代的礼制。这是时代使然。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氏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种“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的历史观,指的当是西周时期的历史观念。

这种历史观念对统治者起着监视的作用。如果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史官依然秉持这样的立场,相信“历史由我来写”的说法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11/2008

2010年9月4日星期六

【72】该当个怎样的领导?

对于西门豹的功绩,教科书记载的大多是解决“河伯娶妻”一事。

其实褚少孙撰写此文有更高的意图。

司马迁在《书•河渠》中表扬了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可见西门豹的主要功绩就是率众开凿渠道,灌溉民田。据褚少孙记载:最初开渠道时,人民因为疲惫不堪,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的。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

是的,真正的领导虽然知道人们好逸恶劳,但是他们不会一味讨好人民,而是懂得为人民谋划长远的利益。如果真是为人民,即使现在有怨言也无所谓,百年后的子子孙孙将会怀念其功绩。

褚少孙引述汉代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来佐证他这个观点。他说:汉时,地方官吏认为十二条河渠上的桥梁截断了驰道,因此想要合并渠水。但是邺地的人民不肯,他们坚持不改变西门豹留下的功绩。地方官只好听从。褚少孙歌颂西门豹“为鄴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是真正的贤者!

不过,行文至此,褚少孙又抛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他引述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人的才能,谁称得上最贤能呢?

唐代司马贞注释说:“子产相郑,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贱为政清静,唯弹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见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史记索隐》)到底人民“不能”、“不忍”还是“不敢”欺的领导才是好领导?

针对此事,南朝裴骃引述魏文帝曹丕曾问过这个问题,钟繇、华歆、王朗回答:国君重视德行,那么群臣便“感义而不忍欺”;国君明察是非,群臣便“畏觉而不能欺”;国君重视刑罚,那么群臣便“畏罪而不敢欺”。由于“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因此,相比之下“安仁”是最好的(《史记集解》)。

“安仁”就是要领导起示范作用,用德行感化天下。这是很传统的儒家政治思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领导有德,那么他就能够起着号召作用,让众人信服。又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意思是单靠政令和刑法来管理国家,百姓虽不敢犯罪,但却不以犯罪为耻;相反的如果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民,百姓则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

这种根深蒂固的“德政”思想,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后代子孙。难道像西门豹这种敢于实施刑罚,使人民“不敢欺”的强悍作风,就不值得歌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1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