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 Followers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97】元曲的幽默

“在中国人的理想人格中,幽默扮演着最不重要的角色,而在中国人对创造力特质的认知中,更是没有幽默的影子!”这是岳晓东博士对451名北京、广州、香港、台北的大学生进行调查后得出的结论。

岳博士认为:“这主要是因为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一向将幽默视作创新能力与国民素质的核心部分,可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幽默似乎只是‘搞笑’‘寻开心’‘耍嘴皮子’的代名词,到头来只是使人一笑了之!由此,它难登创造力与理想人格的‘大雅之堂’。”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自古以来,中国人对理想人格的认知,主要就是环绕在责任心、自制力、社会认可、社会服从、谦虚谨慎等特质,缺少了几分的幽默。

可是在非常时期,中国文人的幽默还是会自然流露出来。例如在元代,文人异常苦闷,一方面是因为汉族在社会中的地位排在最低下,另一方面读书人的社会地位也名列第九,夹在娼妓和乞丐之中,不平衡的心理可想而知。因此,那个时期的文人的创作,一方面趋向颓废消沉,另一方面却又善于自我调侃,苦中作乐。其中雎景臣的《高祖还乡》便很有特色。

雎景臣的创作灵感来自《史记》。司马迁在写《汉高祖本纪》时,曾穿插了一段高祖还乡的情节。文中写高祖回沛县时,老百姓对他都非常热情和亲切,“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不但如此,高祖逗留十多天后要离开时,“沛父兄因请留高祖”。

可是,雎景臣却找到了新的创作灵感。他不用平铺直叙的方法书写刘邦的风光,而是用一个沛县的乡里口气来看待刘邦的还乡。从小乡民的眼光看,乡里突然热闹了起来,大加整顿,固然不寻常。据说“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小乡民也搞不清要回乡的是谁,大有皇帝老儿与我何干的豪爽。

下来写迎接皇帝的排场。在小乡民的眼光看,不过是“胡踢蹬吹笛擂鼓”,几面皇家的旗帜,都成了什么兔子旗、乌鸦旗、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的。还有,仪仗队中的器械也变了“甜瓜苦瓜黄金镀”,“白雪雪鹅毛扇上铺”,就连威风凛凛的卫士,也不过是几个乔装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

正当小乡民极度纳闷时,正主儿在众人的拥护下出场了。这一下,小乡民可“气破我胸脯”,原来这个被众人迎接的不是什么大人物,竟然就是旧时玩伴,而且还是最无赖的那个。于是,小乡民忍不住发言了:“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是的,这个再熟悉不过的人,可以“从头数”,连刘邦当年当亭长,丈人教书,曾在村里一起喂牛切草的事,全都抖了出来。最有趣的是,小乡民还把刘邦当年的无赖行径说出,还向皇帝讨债呢——“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撮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全曲就是这样借用一个小乡民的口吻来写。一般上,教科书里的评述都说本曲“揭露了‘帝王之尊’的虚伪与可笑”,可是,我觉得不必那么严肃。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去想象刘邦当时的尴尬,您将会发现雎景臣的幽默是何其有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5/2009

2011年3月24日星期四

【96】萧何的智慧

萧何、张良、韩信被称为汉初三杰。他们三人对刘邦的大汉江山的建设,都出过不小的力量。可是,三人的命运却孑然不同:韩信被杀,张良退隐,独有萧何当官终老。

萧何如何能够保身?这是他的智慧使然。

说起萧何的智慧,最为大家熟悉的是他的慧眼识英雄。当年刘邦被困在汉中时,韩信前来投靠,却始终不为所用。萧何认定他是将才,力劝刘邦重用他,刘邦总是不置可否。眼看英雄无用武之地,韩信便失望离去。萧何听到韩信离开,十分焦急,没有禀报便上演“月下追韩信”的一幕。刘邦初时还以为萧何离他而去,正感失望和恼怒之余,萧何回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刘邦接受萧何的推荐,委任韩信为“大将军”。与其说刘邦赏识韩信而重用他,不如说是刘邦因为怕萧何再离开而勉强任用韩信。

不过,在历史上,萧何最大的贡献是保存了秦帝国的珍贵文献。萧何在追随刘邦起义的群体之中,是出身比较高的。《史记》说他“以文无害”,意思是他能为文书而无疵病(杨树达 《汉书窥管》)。就是这个背景,使他在刘邦攻入咸阳城后,不随众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而懂得进入相府取走“律令图书”。萧何取走的是什么?《史记》有交待:“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可见,萧何取走的都是秦朝保存的重要档案,譬如统治区内的山川地图,国内的交通要塞,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各地的风土人情等,这些都是日后管理江山的重要资料。当大家都陶醉在胜利后的掠夺的时候,萧何却冷静的悄悄收起“不值钱”的文献,这是他过人的智慧使然。

这种智慧伴随着一个臣子,有时候是危险的。特别是跟随刘邦身边的人,若处处显露自己的处事智慧,更容易丧命。萧何却“奇迹”般存活下来,而且地位不变,这又是另外一种智慧了。这种智慧古时候叫“明哲保身”,今人则称“老二哲学”。

我们看看萧何如何避免功高震主:

汉三年,萧何在刘邦和项羽斗得天昏地暗时,尽遣“子孙昆弟能胜兵者”到前线去相助刘邦,解除刘邦对他的怀疑。汉十一年,刘邦带兵平定陈豨的造反。正在忙于军事活动的刘邦,却突然“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增封他五千户人家,还派遣五百人的卫兵队保护他。萧何并没有因这番优厚待遇而高兴,相反的,他听从召平的建议,推辞一切的封赐,还把所有家产捐出来佐军,以安刘邦的心。

最绝的一次是汉十二年黥布造反的时候。萧何原本还是依样画葫芦,“悉以所有佐军”,可是后来发现刘邦对他的怀疑,还因为他多年来“得民和”,怕他利用人民的支持造反。对此,萧何竟然一反常态,“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违背良心去干有损名声的坏事,什么低价收购啊,赊欠百姓的,多买田产,大兴土木,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横征暴敛、贪得无厌的恶棍形象。果然,后来刘邦平乱回来,接到很多老百姓的告状,知道萧何已经“失民心”而不再对他有所顾忌。

自污以换取信任,破坏形象而求自保,萧何实在有过人的处世智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5/2009

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

【95】古书中的佛诞日

卫塞节是庆祝释迦牟尼佛诞辰、成道、涅槃的节日。不过这个决定并不是根据史实,而是在1955年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于缅甸首都仰光召开的会议中定下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各个主要的佛教徒聚居地,都遵照这个决定,于阳历五月的月圆日庆祝卫塞节(当时定名为佛陀日)。

但是在中国大陆,传统上却是在农历四月初八庆祝佛诞,当天所举行的庆祝活动,仪式多样,包括浴佛、行像(即用彩车运载佛像游行)、散花等。其中最具特色的,首推“浴佛”。浴佛仪式在祝香、供养及香汤灌浴太子降生像之外,还有念诵经咒、弘扬佛法及回向发愿等。这个习俗流传很广,因此,这一天普遍称为“浴佛节”(日本传承过去,称“灌佛会”)。

《魏书》在二十四史中有一个特色是编录了《释老志》,里头记载了许多珍贵的佛教材料。例如谈到佛诞庆典时,有这么一段话:“(北魏)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可见,当时的北朝已经流传着运载佛像出游,观礼者散花的习俗。

在较早前的东晋时期,后赵君王石勒也有奉佛的记载。“每至四月八日,(石)勒躬自诣寺灌佛,为儿发愿。”(《高僧传》)可见四月八日浴佛的节庆早在东晋时已在后赵境内流行。至于中国南方,也有这样的习俗:“(四月八日)诸寺设斋,以五色香水浴佛,共作龙华。”(《荆楚岁时记》)“灌佛”或“浴佛”已经是普遍的节庆。

再往前看,浴佛节庆的时间还可以推得更前。据载,三国的东吴最后一代皇帝孙皓不信佛,曾经有亵渎佛像以致害病的事。原来某次宫里从土地里挖出一尊金身佛像,形相丽严。但是孙皓却令人将它放置在厕所旁边。到四月八日,孙皓对着佛像说:“今是八日,为尔灌顶。”说着竟然在佛像头上小便。结果,他的阴囊肿了起来,疼痛不已。有人告知他,这是因为“犯大神”,孙皓乃准备香汤,亲手清洗佛像,摆放在殿上,叩头谢过,疼痛才告终止。(《宣验记》)
皇帝亵渎佛像后求忏悔,表示当时佛教流传已广,四月八日有“浴佛”的习俗也早已传开。同期史书也载:“每浴佛,多设酒饭,布席于路,经数十里,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三国志•吴书》)从其铺张耗费的情况看,当时的“浴佛”节庆显然已是一个重要庆典。

由此可见,浴佛的习俗可能还可以推到更前。不过由于尚未发现有力证明,我们姑且说至少在后汉时期,浴佛已经是一个庆典,距离现在约有1800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05/2009

2011年3月15日星期二

【94】政治讽刺诗

元代的散曲之中,有不少是无名氏创作的。这些作品之中,不乏反映社会现实的。它们针砭时局露骨而大胆,显现出作者的直率、爽朗、尖锐和泼辣的特有风格。

作品不署名,当然有特定的原因。他们可能是:一、民间艺人或歌女;二、失意的文人墨客;三、政坛失意的官吏。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类。因为仕途中的挫折与苦痛,他们难以自禁地要宣泄,但是又清楚法令上写明“犯上恶言者处死”,所以在高压的统治下,只好不署名的创作一些讽喻现实的政治诗篇。

其中有一首无名氏的《醉太平》,写得非常尖锐,明显出于饱读诗书者。小令只有五十来字,却字字珠玑,写得淋漓尽致,叫人称快。曲曰: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所写的有虚有实,有一般也有特殊。例如批评“奸佞专权”是一般的,概念似的没有明确指名。但是“开河”,“变钞”,“红巾”却是明有所指。

原来在元朝末年,水灾和旱灾交替肆虐,瘟疫爆发,使民不聊生。黄河流域一带的灾民众多,情况严重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

人民没有饭吃,就要造反;人民一造反,当局就会派兵镇压。结果,官府为了筹集军费,一边加重赋税,一边又大印特印钞票,使钞票愈发贬值严重。《元史》载“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一张面值十两纹银的票子尚买不了一斗米,百姓之苦料想可知。

元朝政府努力抗灾,以减少灾民,重新唤回人民的信心,挽救即将失势的政权。其中丞相脱脱决定开河,以恢复大禹故道,遂在公元1351年征召山东15万民夫工作。这造成人民惶恐。“反贼”韩山童悄悄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河道上,并镌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然后散布民间广泛传唱。后来石像掘出,人民更加因为谶言应验,造反更加理直气壮了,于是便发生了红巾起义的事件。

曲中所提的“开河”,“变钞”,“红巾”所指的就是这一桩事儿。

其它诸如“官法滥,刑法重”,“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等,则是概括了元代统治下的乱象。为了笼络汉人,一些蒙古高官不计汉人是否有德有才,只要有利用价值,便加官赐爵;于是,做贼的当官,岂能不向民间吸血,做官如做贼?

最后一句“哀哉可怜” , 是作者总结“堂堂大元”的衰败所发出的深沉感叹,包含着虚假的惋惜,具有明显的幸灾乐祸的味道。

这样的政治讽喻诗,岂能出自普通小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5/2009

2011年3月10日星期四

【93】个人品格与功绩

司马迁的《吕太后本纪》详细地记录了吕后参与诛杀功臣,残酷杀害情敌,消灭带有威胁性的刘邦后代,分封自家吕姓诸人为王侯。从表面上看,司马迁似乎是要阐述吕后的凶残和自私,干尽了种种倒行逆施的劣迹。其实却不然,司马迁在结束前评述曰: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百姓脱离了战乱的痛苦,君臣得以休养生息,罪犯稀少,五谷丰收。显然,这是太平盛世的好格局!可见,司马迁是充分肯定吕后称制后的政治业绩。这种将个人品行上的美丑与他的功绩决然分开看待的做法,不但表现出司马迁卓越的历史观,也反映出司马迁冷静和客观的判断。

司马迁的判断是为后世所接受的。例如班固便支持司马迁的看法,他在总结吕后的一生时也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汉朝的“文景之治”是为后世所歌颂的,这是汉朝江山稳定后的功绩;而稳定大汉江山的,正是吕后本人。不单是在“太史公曰”给予吕后好评,司马迁在传记内文中也强调了“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高帝与吕后平定天下”,显然,司马迁并不憎恶吕后诛杀功臣的做法。吕后此举消除了功臣谋反的可能性,为汉朝的稳定提供了一个保障。

到了今天,如果我们对吕后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依然停留在生硬刻板的解读,认定她是好是坏,是有功还是有过,则未免太过偏颇和迂腐了。两千年前的史学家司马迁就能客观看待吕后的功过,能够辨清个人品格与政治功绩是决然不同的,何以我们今天反而不能如此看待人物?

网络上流传那么一个发人深省的逸事:

如果要您选一名领袖,您会在以下三人中选谁?

候选人甲跟一些不诚实的政客有往来,会星象占卜学,搞婚外情,是一个老烟枪,每天还喝上八到十杯的马丁尼;候选人乙过去有过两次被解雇的记录,睡觉睡到中午才起来,大学时吸鸦片,而且每天傍晚会喝一大夸特威士忌;候选人丙则是一位受勋的战争英雄,素食主义者,不抽烟,只偶尔喝一点啤酒,没有发生婚外情。

您或许不知道,候选人甲是美国史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总统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候选人乙是英国最引以为傲的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而那位大好先生却是倡导纳粹主义,把全球搞得水深火热的魔鬼亚道夫•希特勒。

个人道德建立起来才可以施政的想法,实在是不合时宜的。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就不这么想了,今天却还有人如此守旧?

若然,希特勒会是最好的领袖,国家领导也必须由孔、孟来担当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4/2009

2011年3月5日星期六

【92】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司马迁写《吕太后本纪》,其精彩程度不下于《项羽本纪》。

有些人过急于下判断,以为司马迁写吕后是要鞭挞她擅权,要揭露吕后的阴暗面,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实际上,司马迁笔下的吕后,有功有过,符合历史真实,具有科学性。他一方面写出吕后对权力的眷恋,玩弄权术等阴暗的一面,另一方面却也写了吕后刚毅的一面,对稳定汉朝江山起着的积极作用,使汉朝不至于重蹈秦朝在嬴政驾崩后就瓦解的覆辙。

此外,由于司马迁态度严谨,忠于史实,又善于捕捉题材,让人们从细微之处看到整体,一个活生生的“女皇帝”跃然展现在读者面前。

吕后的刚毅表现在她的果敢上面。诛杀功臣,她比刘邦更果断,在重大的决策上,她发挥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女英雄本色。可是这么一个霸气的女主,却又有一般女性固有的特质。例如在写吕后准备杀害齐王刘肥时,有人给刘肥献策说:“太后独有孝惠与鲁元公主。今王有七十余城,而公主乃食数城。王诚以一郡上太后,为公主汤沐邑,太后必喜,王必无忧。”果然,齐王照办以后,吕后果然欣喜,任由齐王回归封地。用一郡就可以收买吕后,“贪小便宜”是司马迁要点出的性格特征。

“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这是司马迁写刘邦晚年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刘邦晚年常与戚姬一块儿,甚至为了保护戚姬,想要废嫡立庶,改立戚姬的儿子刘如意继承皇位,废掉吕后生的儿子刘盈。吕后对此本来是很被动的,只能束手无策。但是在群臣的拥护下,刘邦没有改立太子。吕后生的儿子顺利继位为皇帝。

这本来是一场宫廷内部的角力。吕后最终胜出,事情就告一段落。如果考量政治上的需要,在帝皇制度下,她可以赶尽杀绝,铲除异己,把情敌戚姬和眼中钉刘如意处死就是。可是,司马迁却详细地写出吕后对付戚姬和如意的过程,让我们看到一个女人因为妒忌而产生的仇恨,因仇恨而采取的报复手段,不禁叫我们不寒而栗。

《吕太后本纪》是这样记载:“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断人手足,挖去双眼,熏聋两耳,药哑声带,其残忍程度不亚于用火药把人炸个粉身碎骨。不但如此,吕后还把这样的一个“废物”丢进厕所,还叫自己的亲生儿子去看“人猪”。妒忌与仇恨,让权霸一方的吕后迷失了本性。

不过,吕后的残忍,却躲不过内心的煎熬。司马迁笔下的吕后,在报复之后经常要受着良心的责备。例如发生日食时,吕后就闷闷不乐,认为“此为我也”。吕后后来因被黑狗(苍犬)咬伤,乃至因此而去世。后人或以为这是“疯狗症”。但是,司马迁的记载却暗示着吕后被狗伤后,认为是“赵王如意为祟”,郁郁寡欢。

这种写法当然反映了剽悍的女主始终摆脱不了良心的谴责,对自己过度残忍的做法付出了代价。如果换着是男性,是否会如此?他是否可以若无其事地担任皇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8/04/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