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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30日星期一

【109】他们不在同一高度上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09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108】以志养志尽孝道

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指出:“欧阳詹‘养志’与何蕃‘养亲’二例,适为我们提供两个剖析韩愈孝德观的相应切入点。”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09

2011年5月20日星期五

【107】父母在,不远游?

孔子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被视为孔子倡导孝道的一个重要立场。但是这个立场的诠释,历来的看法却不一。

李泽厚先生说:“今日有人以此语不再适用,有人以为仍然适用因为有飞机汽车的快速交通工具,虽远(地理位置)而不远(往返时间缩短了)。其实,重要的是,孔子讲仁、讲孝都非常之实际、具体。例如这里的重点,不在不要远游,而在于不使父母过分思念(飞高走远难以见面)和过分忧虑(无方向的到处游荡,使父母不放心)。这样具体地培育儿女对父母的爱心,即孝,即仁,它是情感的具体塑造而非抽象的理论概念,重要的仍是作为人子的这种情感态度。”(《论语今读》)

李先生的评述很中肯。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父母在,可以不可以远游,恐怕还有很多争论之处。有者会以为这种说法与市场经济时代是格格不入的;有者则认为科技的进步,已经解决古时交通不便、远游耗时的问题等等。这种争论,见仁见智,各有说法,恐怕没完没了。所以,把重点放在“游必有方”是正确的。

揣摩孔子的说法,孔老夫子的确没有反对远游,而是说“游必有方”。关键也在这里,孔老夫子没有说明“方”是什么意思。

汉代郑玄说:“方,犹常也。”皇侃说:“是必有方也,若行游无常,则贻累父母之忧也。”皇侃是根据《礼记》的“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来解释。可见汉代人认为“方”是“常”的意思,常指的是常理,规矩,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

宋代人对此却持有不同的看法。例如邢昺说:“方,犹常也。父母既存,或时思欲见己,故不远游,游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己得即知其处也。设若告云诣甲,则不得更诣乙,恐父母呼己于甲处不见,则使父母忧也。”(《十三经注疏》)邢昺虽然也引用郑玄的“犹常也”之说,却把常解释为“常所”,即有个固定的去处。同是宋代的大儒朱熹也是这样说:“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即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论语集注》)近人杨伯峻说:“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论语译注》)这看来是延续宋人的看法,但是却把孔子的话给说得滑稽了。出远门,一定要有个去处,这不是多余的话么?难道出远门还有没有方向的?

看来,汉人的解释是比较合乎孔子的原意的。我们在看同期的作品,提到“有方”的还有多处。例如《礼记》有“就养有方”,“有方之士”,“其恶有方”,“亲人必有方”等,“方”都解释为“道理”的“道”。《韩诗外传》记载公甫文伯死时,他的母亲却不哭。季孙说:“子死不哭,必有方矣。”同书又载晏子受聘于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人们问孔子晏子这样的行为是否合礼,孔子说:“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这里的“方”则是“原因”的意思。

因此,我们把“游必有方”解释为“出游一定有合乎纲常的理由”是比较合理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8/2009

2011年5月15日星期日

【106】张良也有失算的时候

话说在楚汉相争初期,刘邦有次占尽先机,趁项羽带兵伐齐时,一举攻掠了项羽的老巢——彭城。刘邦入咸阳城便灭了强秦,而今攻下彭城,胜利也应该在望了吧?可是历史却偏偏不是这样发展。

《留侯世家》这么记载:“……复以良为成信侯,从东击楚。至彭城,汉败而还。”原来这场战役,张良也在军中。原来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是刘邦失败。

汉如何会战败?这里没有说明。

紧跟着下去的就是写刘邦的逃亡,并在下邑和张良的一次关键性对话。司马迁写得很传神——“至下邑,汉王下马踞鞍而问”。“下马踞鞍”表示刘邦当时候心情的着急,逃到下邑,甫一下马,还没休息,就靠着马鞍向张良请教了。

由于刘邦问的是“谁可与共功”,因此,我们知道他经历了这场战役,对楚汉相争的局势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希望能够有人和他共同对抗项羽,不再视天下是刘项之争了。

张良在这次的谈话中,也充分发挥了谋略家的本色。他给刘邦勾画出以三条臂膀钳制项羽的战略,充分利用韩信、彭越、黥布三人对抗项羽。

可是,《留侯世家》的这段记载是无法满足我们的好奇心的。何以君臣两人都有战略思想的转变?张良又为什么突然有“下邑战略”?

司马迁把原因写在《项羽本纪》中了。

根据《项羽本纪》的记载,原来彭城之战是何其惊心动魄的一场大战。

那年春天,刘邦带了56万大军,长驱直入攻下项羽大本营——彭城。那时项羽正在讨伐齐,知道彭城沦陷,马上带领3万精兵赶回彭城。结果是:项羽的3万人把刘邦的56万大军杀得落花流水,刘邦在逃亡中还丢失了家人,让父亲和吕后为项羽所俘虏。

请注意司马迁提供的数据。3万人打败56万人。之前,司马迁写刘邦10万军队进入咸阳城,马上又退守霸上,把关中让给项羽的40万大军,原因就是刘邦怕“寡不敌众”。可是,彭城之战,项羽偏偏却是以3万破56万,怎不叫人震撼?

何以刘邦那么不堪一击?张良当时也在军中,竟然也无法预见项羽的回返,落个惨败,怎不叫人纳闷?

原来刘邦轻易攻下彭城后,“收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刘邦斯举是弥补他进入咸阳城后不能耍乐的遗憾。当年他对咸阳城秋毫无犯,也是张良的意思。回顾当时的情况,刘邦军力不比项羽,所以只好乖乖让出咸阳城,退军霸上。这一回不同,直捣项羽军力的心脏地带,而且是一举就攻下,怎不会自我陶醉麻木?就连张良、萧何等人,此时也纵容刘邦在彭城的放肆。以致项羽有机会以少数战胜多数,轻易就剿清刘邦的大军。

可见《项羽本纪》在歌颂项羽之余,也点出了一个客观事实:骄兵必败。

历史的发展是,败兵在逃亡中重新整顿,领头人在思想上有了新的冲击,彻底改变思维,于是“下邑”一谈,谋定了新的战略,步步引导刘邦走向最终的成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8/2009

2011年5月12日星期四

教育部拦截网站

某次,一名长官前来给讲座,大谈如何利用网络教学。
到了交流环节,我问了一个笨笨的问题:“其实不是我们不要善用网络,但是在学校使用官方的server,8大类网站都被拦截,包括可以用来辅助教学的短片和照片,一律不能观看。”
长官说这不关他的事。
我也知道。
我只是问爽。

今天想看YB教育部副部长的主页,看他如何谈学校的欺凌事件,岂知出现这个:



我想我以后不会再问这样的问题了。

2011年5月10日星期二

【105】张良的功绩

张良是汉朝开国主要功臣。

司马迁除了表扬他谋略出众之外,还写了一段有趣的话:“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盖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子羽,是澹台灭明的字,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据说“状貌甚恶”。留侯就是张良,因为封地在留,所以史上称留侯。司马迁引用孔子的话,主要是警惕大家不可以貌取人,谁料像张良那样貌似美女的文雅之士,竟有如此显赫功绩?

有关张良的功绩,留侯庙中有一对联写着:“壮士奋挥锥,报韩已落秦皇胆;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概括。

张良原本姓姬,祖父和父亲担任过韩国五代君王的丞相。韩国被秦王嬴政灭了之后,张良便过着流亡的生活。那时的张良不过是二十来岁。对于亡国之恨,他是处心积虑要报仇的。后来在齐地找到一位能够挥动一百二十斤(约等于现在的60kg)的壮士,便与他合谋刺杀秦始皇。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十九年,始皇东游,至阳武博浪沙,为盗所惊,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这里的“盗”指的就是张良和铁椎壮士。

《留侯世家》则载:“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
原来秦始皇经历荆轲行刺之后,更加小心防范,即使出游,也多安排副车。因此秦始皇出游时,整个队伍是浩浩荡荡,非常壮观的。张良虽然观察良久,还是判断错误,让铁椎壮士抛出铁椎时,只是打中副车,没有击中始皇帝。对联说的“壮士奋铁椎”后,秦皇落胆,指的就是这点。秦始皇虽然大规模搜索十天,还是捉拿不到刺客,岂不“落胆”?张良所以行刺秦始皇,为的就是报答祖国——韩。

后来,张良投靠刘邦,为他设谋击败项羽,打下江山。

“大王烦藉箸,荣汉终函项羽头”则是表扬张良成功协助刘邦取下项羽的头。大王,指的是刘邦。箸是筷子,何以要借用大王的筷子?

原来在汉三年时,项羽在荥阳层层包围了刘邦。刘邦非常担忧害怕,便和谋士郦食其商量如何削弱楚霸王项羽的力量。郦食其给出了一个策略,刘邦信之,便委派郦食其去执行。

不久,刘邦在进食的时候,张良进来拜谒。刘邦便告知张良这个计划。张良听了,便借用刘邦手上的筷子比划,成功劝阻刘邦执行郦食其的建议。形势就如张良一再的说法——诚用客之谋,陛下事去矣!汉王当时听了张良的分析,吓得把口里含着的食物吐了出来,直骂:“竖儒,几败而公事!”“而”是你的意思,“而公”就是你爸爸,就像今天方言所说的“令伯”。可见刘邦听了张良的劝告后,是多么的紧张,马上撤销计划,最终才得以消灭项羽的势力,成为汉代开国君王。这一切,还得归功于张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8/2009

2011年5月5日星期四

【104】听马来教授谈古代文化

前些时候参加了一个在职培训课程,主讲人是重金礼请过来的大学教授。

这位教授是马来同胞,生活历练丰富,足迹踏遍全球,见识很广。

或许就因如此,他在课程中主讲的内容脱离了主题,更多时候是与大家分享他的生活经历和想法。

他说:“还没有到大学执教之前,我有近十年的时间是在雪隆一带开设补习中心。我教中学生英文和马来文。我的学生八成是华人。其实我发现,以他们的程度,根本就不需要补习,但是他们却来了。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要学习学校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而我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我上课的时候,我没有根据学校的教材,我和他们谈语文,也谈历史、谈宗教、谈文化。他们都很感兴趣。最叫我惭愧的是他们上了我的课后,会表扬我知道的中华文化比他们自身知道的还多。”

其实,说到这里,他并没有惭愧的颜色,反而是很自豪!

他是有自豪的条件,因为他的确懂得不少中华文化知识。

他知道中华文明的起源在黄河流域;他知道如果不是秦始皇的霸主气概,中国谈不上统一;他知道马来族群其实也是来自中国南方,所以我们都是一家人;他知道中国地广人多,方言数不清,就是因为秦始皇的贡献,中国人有了统一的语言……

我听了,感觉到惭愧的人应该是我,不是他。

惭愧并不是因为我不懂这些知识,而是耻于我们的年轻一代竟然不懂。大都市的青年比较好学,会自掏腰包去听课,即使是用另外一种语言来学习自家文化,却还算是恶补了。可是,其他地区的华裔子弟如何?有多少个华裔子弟已经抛弃了祖先的珍贵文化遗产,而麻醉在科技产品之中?

再说,听别人告诉我们,其实是一种取巧的方法。要走近古人,了解古人的智慧,又岂能不踏实下些功夫?取巧,往往要得到错误的信息,简化了古人的思维。

四处演讲的学者更加要时时自我警惕。俗讲往往只会让自己俗化,把知识给简单化、线条化,忽视了个中该进一步思考的细节。大师级的人物,他们不会多讲,他们对个别的问题,都要求钻研深刻。他们不会把重大的问题给简单化,强求统一,把一切大而化之,草率作出概括和总结。

这位教授就缺少了大师的风范。他在讲述古代文明时,表扬了中国和印度文明。然后他谈了秦始皇的贡献,慨叹印度没有出现始皇帝,所以语言不统一。他说古印度南北有很大的不同,单单人种就有分别,北印度的是白皮肤的,南印度是黑皮肤的。他们的文化有异、语言也不同,所以开创的文明也不一样。说着说着,他又跳回中国。“中国也一样,北中国的人种,其实和南中国也是不一样的……”

我眼睛一亮,抬头看着他。可惜,他没有发现我的反应。

我依然惭愧。

惭愧青年不好学,也不知如何学;惭愧学者在他们打造的文化氛围里迷失了方向,越发俗化。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7/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