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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115】可翻可不翻

肯德基早前推出一个广告词We do chicken right,中国大陆有人将之译为“我们做鸡是对的”,引发笑话。其实类似的笑话常见,例如菜谱中的“咖哩鸡扒饭”变成curry chicken picks the rice等。看来是民间滥用电脑辞典擅自按词翻译了,要不然不会出现将“餐厅”译成Translate server error的。
有人因此而做出结论:中国人的英文水平很差。这个说法有缺公允。

其实,中国人注重翻译的起源很早,最具规模的翻译事业就是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了。

由于世界的开放,今天我们有机会接触各个领域的知识与学问,有人在接触巴利文佛典后,竟然大放厥词,说汉文佛典不可信,是古人伪造的。问其故?乃不知玄奘的西行,更不晓鸠摩罗什的东来了。没有认真接触过汉文佛典,却否定汉文佛典的价值,这种态度实太轻率。

中国古代译经家,以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所以被尊为“四大译师”。当时的译经事业,不全然是个人的事,而是由国家敕令,规模往往很大,因此,经题后题署“奉诏译”。  

除了单译,经典还有重译的。之所以出现重译,是因为当时流传在印度、西域的经典,反复流传,且是口耳相授,没有文本。所以,一旦有发现不谐调的地方,便有同本再译的工程出现。这造成一些经典的内容略有差异,篇幅也不尽相同。

翻译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鸠摩罗什来华后,曾针对译经事业说:“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这样的说法,仿佛告诉大家经典是无法翻译的。早前的道安有“三不易”,后期的玄奘有“五种不翻”的论调,是不是就说明经典是无法翻译的?其实不然,无论道安、罗什、玄奘,他们都翻译了很多经典。他们的“不可译论”只是有所针对而已。虽然不可翻,却还是要翻;要翻就得讲究方法。

我们看看鸠摩罗什的翻译态度。僧肇说他“一言三复,陶冶精求,务存圣意”,指出为了保留原意,罗什译经是再三考量所使用的字眼。又说“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说明除了要求准确外,还要译文雅正,以便阅读。罗什倡导的是“意译”,但却不是毫无原则的乱译,而是希望中土诵习者易于接受和理解,从而为义学方面开辟广阔的园地。僧睿是罗什的著名弟子,他早先师从道安,恪守“五失本”及“三不易”的教诲,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后来他说:“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教诲,则忧惧交怀,惕焉若厉,虽复履薄临深,未足喻也。幸冀宗匠通鉴,文虽左右,而旨不违中,遂谨受案译,敢当此任。”(《大品经序》)

若深刻领会“文虽左右,旨不违中”的译经思想,您就不得不赞颂罗什的贡献!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11/2009

2011年6月25日星期六

【114】高僧鸠摩罗什

如果您问我《高僧传》收录的高僧,哪位叫我留下最深刻印象?我会毫不迟疑地告诉您是鸠摩罗什。

除了《高僧传》记载罗什的事迹外,较早的《出三藏记集》已有罗什传记,其后的《晋书》也有。但,三部罗什传记,还是慧皎《高僧传》的写得最好。

第一,慧皎在僧祐的《出三藏记集》收录的传记基础上,做了比较详细的考证,作出了适当的修订,使鸠摩罗什传更贴近史实。例如僧祐载说鸠摩罗什是向佛陀耶舍学《十诵律》,慧皎则指出罗什是向卑摩罗叉学的,这种符合事实的写法,更具说服力。

第二,在取材方面,慧皎着重征引罗什为吕光所掳获之前的纪事,来突出罗什的高才善辩与悲心弘愿。鸠摩罗什是在晋太元八年(383)为吕光扣押,至晋隆安五年(401)才被姚兴迎入长安,长达十八年。吕光对佛法没有兴趣,扣押鸠摩罗什只是怕这位聪明人为他人利用,对自己会不利,他把罗什留在身边,却不让他弘法布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罗什的高才差点就此埋没。不但如此,吕光还“饮以醇酒,同闭密室,什被逼既至,遂亏其节。或令骑牛及乘恶马,欲使堕落”,如此糟蹋一代高才的壮年岁月,实令识者扼腕叹惜。然而,单写罗什的不幸,并不能突显一代高僧的形象。慧皎高明的记载了鸠摩罗什被掳之前的“成就”,包括沙勒王为他开弘法大会,促使龟兹王遣使和沙勒修好。又如在温宿国与一位自诩“论胜我者,斩首谢之”的道士辩论,使道士“迷闷自失,稽首归依”,龟兹王还因此亲往温宿,迎接罗什回国,广说诸经。这两桩纪事,具体反映了罗什年少时即因博学高才而备受西域诸国君民的尊重与爱戴,“声满葱左,誉宣河外”。

慧皎如此突显罗什前半生的得意,使他的际遇与后半生的坎坷成了强烈的对比,给人一种“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的感觉,促使鸠摩罗什在《高僧传》中成了悲剧人物的典型。

第三,慧皎添加的细节丰富了鸠摩罗什的高僧个性。例如慧皎写罗什的母亲准备长居天竺时,对罗什说大乘佛法应该在中国大陆宣扬,此一大任罗什责无旁贷,但是“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鸠摩罗什的回答很精彩,他说:“大士之道,利彼忘躯。若必使大化流传,能洗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無恨。”这种为道忘躯的菩萨精神,令读者为之动容。

又如僧祐写罗什到罽宾为他师父槃头达多说大乘佛法,使其师感悟心服,并说:“我是和上小乘师,和上是我大乘师矣。”(《出三藏记集》)平淡无奇。慧皎则补充了鸠摩罗什师徒论学的精彩过程:罗什为他的师父说《德女问经》,阐明因缘空假的道理。他的师父不信大乘,对他说了一个类似后世《国王的新衣》的故事,以驳斥大乘的虚无空假。罗什却“连类而陈之,往复苦至,经一月馀日,方乃信服”。这个细节充分突显了罗什对大乘佛法的执著,以及他们师徒之间的微妙关系。

由此可见,慧皎塑造的鸠摩罗什形象,已经不纯粹是个译经的高僧,同时也是个为法而捐躯的菩萨行者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10/2009

2011年6月20日星期一

【113】从此中国佛教有大小乘

梁启超说:“罗什以前,我佛教界殆绝无所谓派别观念,自罗什至而大小乘界线分明矣。”(《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

罗什,即印度僧人鸠摩罗什(Kumarajiva,343-413)。东晋时中国北方的重要译经师、僧教育家。梁启超的说法不无道理,因为鸠摩罗什是在中国推介龙树菩萨的性空思想的第一人。龙树是印度大乘教的建设者,据梁启超的考证,鸠摩罗什是龙树的四传弟子。龙树性空之教理得以在中国弘扬,盖归功于鸠摩罗什。

在罗什来华以前,中国佛学家对于大小乘的区别是不甚了解的,特别是对大乘的性质和主要内容,更缺乏知识。罗什来华后,在姚秦时代译出了许多经论,又介绍了印度当时盛行的龙树系的大乘学说,才改变了这种情况。从而推动了后来中国佛学的发展。

罗什到长安居留前后不过十年时间,但完成的工作却不少。一方面是因为帝王的支持与提倡,另一方面也因为当时不少杰出的佛教学者,都受他感召参与翻译工作,由数百人扩大到三千人。就译本的数量讲,有很多异说,现存的只有三十九部、三一三卷。从翻译的质量言,不论技巧和内容的正确程度方面,都是中国翻译史上前所未有的,可以说开辟了中国译经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梁代僧祐对罗什的翻译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逮乎罗什法师,俊神金照,秦僧融肇,慧机水镜,故能表发挥翰,克明经奥,大乘微言,于斯炳焕。”(《出三藏记集》)僧祐把罗什的翻译称为新译,其前的翻译,统名旧译。僧祐的评价,并非过誉,罗什的翻译确实是十分慎重的,这点,我们可以从他门下对译本所作的序文中看出。例如僧睿说:“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言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大品经序》)这里是说西域本如果有音译不正确的,便用印度语加以订正;汉译有错误的,另找恰当的语言加以厘定;有不能意译的术语,则多采取音译。

罗什现存的译籍中,多半属于大乘的经(二十一种),其中又多半(十三种)是重译的。重译的佛经,主要的且可以作为代表的,是大、小品般若。这两部书自支谦首译以来,历经二百余年,早成了研究者的主要依据。但是人们对于般若的思想,始终还是不得彻底理解。罗什的《大品》改译得很成功,保存了这部经典的原始面貌,让当时研究佛典者有了更好的版本。

可是《大品》的影响却不是那么大。这是由于当时有更多的大乘经典得到流传,在经方面有罗什重译的《法华》《维摩》《思益》《首楞严》等;在论方面,又有随后译出的《中论》《百论》《大智度论》和《十二门论》等,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罗什的翻译和讲授,影响了众多学僧,也让中国佛教界看清楚大小乘佛学的差异。因此,我们同意梁启超先生的说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0/2009

2011年6月16日星期四

【112】给和尚写传记

中国历史的撰写有个特色,就是以人物的传记为主轴,通过个别人物的传记揭示一个时代的面貌。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最令人称颂的就是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传记,尤其是汉代人物的传记,将之串起来就是汉代的发展史。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要溯源,恐怕与中国人向来重视人物的品评有关。《论语》中便记载了许多孔子点评人物的短篇。其后一直流传下去,到了南朝,人物的传记已蔚为大国,不但作品量多,种类也繁杂,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会有人为之立传。

僧本来是舶来品,汉代虽有本土人士出家,但为数不多。可是到了南北朝,僧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文人作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众多人物的品评之中,也给大小和尚立传。

材料显示,杂传中涉及僧人的有两种类型:一是专为僧人立传的“专传”;二是见于辅教之书的僧传。两者的编撰目的不同,前者是为记载僧人的高行而有;后者则是为了宣扬佛教的灵验、说明因果是实有的而写。后者的价值不高,因为当中穿插了不少稀里古怪的事件。

僧人专传的性质又可分为三种:“别传”以个别僧人为一传,“类传”将性行同类的僧人合为一传,“总传”则综合各类型僧人在同一部传记之中。

查考古籍,当时的僧人专传共有39部,不过其中大部分只存目、失传了。这里头别传居多,共有20部;类传其次,共15部;总传仅有4部。收录为别传的僧人包括安世高、佛图澄、支遁、法显、道生等;类传包括《东山僧传》《江东名德传》《庐山僧传》等按照僧人所处的共同地区的传记,也有《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等按照僧人性行的合传。

僧传有个发展规律——先有别传、其次类传、最后总传。早在东晋时期便有许多别传出现,察其作者,多是传主的弟子或友好,多为歌颂之作。类传也在东晋时期便有,至南朝转盛。不过这些类传所叙述的太过偏,所以价值也不高。

南齐王巾创立的僧人总传(《僧史》)的体制,到了梁代(502-556)才进一步落实。“综括古今,涵盖众德”的总结式的僧人传记到了梁代才真正出现。第一部总传式的僧人传记是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比较晚出,但因得以参照《名僧传》的体制与写法,所以做出了很大的改进,成为传世之作。

慧皎的《高僧传》符合中国纪传体的史学传统,得以流传后世并非偶然。今天我们阅读《高僧传》,就等于阅读梁以前的佛教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0/2009

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

【111】不可用今人眼光看古人

前些时候我表扬了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结果引来一位读者的好奇询问:

“黄先生对余历雄博士称赞有加,甚至认为他的论文非常有价值,我就感到纳闷了。他在论文提到了孝道,说到我们必须尽孝道,要‘游必有方’、‘养亲’及‘养志’。我记得在我中学时期,我的华语老师就提到了这三点,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余博士还老调重弹,说者不厌,听者我则觉得没什么新意。黄先生不也认为,学术研究重视的是科学精神,寻求真凭实据,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吗?那我想请问,余博士的论文符合黄先生所要求的“规范”吗?”

画家朋友不是搞学术的,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没有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古人立论的价值。我们打个比方: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五百年前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对的,所以太阳朝起暮落,自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先后阐述日心说,不惜赔上性命,最终才确立他们的理论。今天幼儿园的学生也会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这是与生俱来的常识,也不该说当年倡导地心说的人比幼儿园学生也不如吧?

“游必有方”出自《论语》。《论语》言简意赅,许多句子都得靠后人的注释才好理解。汉代郑玄、皇侃都认为“方”是“常”的意思,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可是,到了宋代,注家却有不同的诠释,例如邢昺却认为“方”是“方向”的意思,朱熹也附和此说。

两代注家所处的年代相距整千年,间中的人又怎么说?唐代的孔颖达对五经做过注疏,却没有注《论语》。可是唐代却是个重视孝道的朝代,甚至把孝编入律法之中,“十恶”之中的第七条即“不孝”,还列明不孝之罪和惩处的条规(《唐律疏议》)。像“游必有方”,“养亲”,“养志”这样的观念,唐人怎么会没有论及?

余历雄博士的文章从韩愈的〈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二文入手,实是“以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透过韩愈相关篇章之论述,辨析其对传统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以彰显韩愈孝德观之内涵”。这样的研究,当然有新意,而且有创见。

学术研究要“从小见大”。可是,这个“小”却不好拿捏。做研究者有时候会走捷径,只看一两篇文章就下论断。例如:看了白居易两三篇文章,便洋洋洒洒挥笔直书〈从某某文看白居易的佛教观〉。这就是画家朋友所说的不科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余博士的论文则不然,他是在通读韩愈流传下来的文章后,觉得这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题目虽小,视野却大,因此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价值。通过散文来对读历史,了解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某种观念,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以文证史”,所以我说那是深具意义,也深具启发性的。

要走近古人,岂能不小心辩证,只图“有创见”就随意贯通古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09

2011年6月5日星期日

【110】叫心情太沉重

研究历史,本来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儿。

我在每周日给大家讲《史记》,谈司马迁如何撰史,如何用他的史观来贯穿史实,给大家分析历史的得失,从中吸取教训,就觉得很惬意。

历史本来就具备“继往开来”的功能,它可以引导我们以史为鉴,指导未来。这不但对个人有益,对国家民族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学习历史,还可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当然,前提是要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丰富,可借鉴的史实也很多,学习上来更是趣味盎然。不但长见闻,也长智慧。

网上看到有中国人这么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那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不代表我们这一代是中国人,我们就比别人更优越,更不代表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干。学习我们的历史,决不是让我们拿去向别人炫耀的。但我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应该为我们有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骄傲,对于自己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充满信心;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的国家。从国家使用历史作为工具的角度看,国家有必要向全体国民灌输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整体的凝聚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仍要保护和发掘它们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维系我们之间关系,增强彼此认同感的坚实的根基。”

看到这样的评述,我们颇有同感,也颇为欣慰。因为这样学习历史,历史就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前些时候,我听了三位本地历史教授给我们谈历史,听后我却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士气低沉,仿佛失却方向似的,大感惘然。

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训责我们是迷失的一群,不懂我们祖国的历史。他们说,要谈国家的前景,我们就得充分了解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建国史。他们说除了宪法以外,社会契约更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史实,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件。他们说这里头诠释了各族之间该如何相处的条文。他们说外来族群有外来族群的地位和角色,本土族群则应该享有特权。他们说有个族群只爱做生意赚钱,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他们直到1974年才放弃双重国籍的特殊身份。他们说陈祯禄是个厉害角色,争取到很多东西;他们说东姑很慷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说有文献显示当年有一名苏丹致函首相,表达了他对1969年的事件的看法,苏丹说这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上苍的恩赐,使国家走回正轨。他们抨击那些讲地球村的人,也骂那些成天喊人权的只懂美国,不懂国家历史。他们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国家,所以新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历史,尊重历史……

我突然感到很惭愧。在这些专家面前,我突然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客观,什么是中庸,什么是爱国。我只想抱着他们喊:救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