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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30日星期一

【175】《论语》的著作权

《论语》是谁写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那不是孔子写的,虽然这部书是了解孔子最主要的依据。

更有常识的人会说《论语》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所写。所谓再传弟子,就是今天所说的“徒孙”,明确的说:是孔子的学生曾参和有若的学生所写的。
这句话有根据,而且是出自大家,是宋代大儒程颐先生说的:“《论语》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经说》)程夫子自己说明了他知道的原由,那是因为《论语》提到曾参和有若时,不称其名,而像尊称孔老夫子一样称“曾子”、“有子”。“子”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既然《论语》也称他们二人为“子”,那就说明这是曾、有二人的弟子写的。著作权该判给他们。

发现这一点的,程夫子并非第一人。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回答《论语》是不是孔子的弟子所作的问题时就说:“未然也。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又说:“孔子之殁也,诸弟子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论语》辩二篇)

不过,柳宗元尚承认“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程夫子则像法官一样裁决著作权归曾、有弟子。

这个判决不为朱熹同意。同是宋代大儒的他说:“柳氏……有子叱避之说,则史氏之鄙陋无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当时既以曾子不可而寝其议,曷尝有子据孔子之位而有其号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断而裁之,以为《论语》之书,成於有子、曾子之门人。”(《或问》)

朱熹不但否定程夫子的判决,还否定了他引述的资料的可信度。他先否定柳宗元的说法,说柳氏是受到史家的误导。这里的史家不是别人,正是鼎鼎大名的司马迁。

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确曾记载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因为思慕老师,而把貌似孔子的有若立为师。后来,弟子对有若说,孔子在世时,曾经预知会下雨而叫弟子们出门带上雨具。弟子好奇问孔子怎么知道要下雨?孔子说他夜观星相,月亮正处在二十四宿的“毕”位,这符合《诗经》所说“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因此知道翌日会下雨。孔子解说了事件,大家都懂;但还有一件事大家却不懂。孔子后来又怎会预知年长无子的商瞿过了四十岁后,会生有五个男儿?他们于是请问有若,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们便群起轰他:“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

言之凿凿,听者藐藐。孔子看星相,预知人会产子,这些“怪力乱神”的话显然是在汉代谶纬之学发达的时候才传说,所以朱熹判断司马迁误信当时的口头流传,而将“鄙陋无稽”的事件编入史书。偏偏柳宗元又误信了。

朱熹还从正面引述孟子的话加以论辩。孟子说:“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滕文公上》)也就是说,孔门子弟要立有若为继承人的事,早就被曾子否决,朱熹因此说“有子据孔子之位”本就是子虚乌有的事,所以推翻程颐的判决。

既然证据不足,我们只好接受原判:《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著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3/2011

2012年4月25日星期三

【174】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我给学生讲曹植的《白马篇》,讲到“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时,学生频频摇头。

不是诗歌写得不好,也不是我讲解不对,而是全是女性的这一班学生,都站在女人的角度看问题了。曹植表扬白马英雄,说他有为国捐躯的情操,心怀祖国,情系人民,因此顾不了私情,无法照顾父母,更妄论妻子儿女了。这是自古以来许多壮士的典型。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这固然一直被称颂,认为是可贵的美德。但在女性主义抬头的今天,这种价值观恐怕就要重新审视。我的学生摇头的原因就在这里。

这不禁叫我想起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是1911年广州起义的革命烈士,号“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其中一人。他在参与起义前三天,留了一封信给爱妻,就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的“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的绝笔信,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教材《与妻书》。

林觉民信中说他为了“助天下人爱其所爱”、“为天下人谋永福”,所以置生死于度外,抛却儿女情长,积极投身到推翻黑暗腐朽统治的武装起义中。这种“以天下人为念”的“大我”精神,和白马英雄一样是受世人歌颂的。

不过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精神,今天却受到质疑。歌手齐豫便曾唱过一首《觉》,与林觉民展开对话:“爱不在开始,却只能停在开始。把缱绻了一时,当成被爱了一世。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都是守真情的坚持。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谁给你选择的权利?让你就这样的离去。谁把我无止尽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歌词写得很好,带出了女性的幽怨与哀伤。“谁给你选择的权利”更要叫地下的林觉民倍感痛心。

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就有不同的结论。我们因此要慨叹:“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

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嘎然而止,我们恐怕真要否决“为国捐躯”的情操了。
《白马篇》与《与妻书》的时代背景不同,在曹植那个年代,恐怕没有人会质疑这种高尚情操,英雄的儿女情长更不会受到重视;可是林觉民却不同,他活在现代。他的《与妻书》给我们看到的是字字泣血的心声,看到他在面对私情和大爱的矛盾时如何寻求平衡。文章催人落泪,却又不禁令人感奋,思绪交杂在作者对爱妻的那份真情,以及舍生取义的革命者的气度和风范之中。

这是较为人性化的反思。

我们在歌颂“为国捐躯”、“为民请愿”的英雄时,可曾顾忌他们的感受?我们可曾考虑到他们背后的家人?像林觉民的遗孀陈意映,她在知悉丈夫牺牲后,悲痛欲绝,企图自杀,但经林觉民双亲跪下求她念在孩子年幼,尚需母亲照料才放弃。活下去也要勇气,英雄的遗孀应该一并受到表扬和歌颂!

英雄不是没有人性的,所以我们应该关怀在世的英雄,体谅他们背后的牺牲。只有那些只重视儿女私情的人,抑或神化英雄的人,才看不到这种悲情。英雄的牺牲是无奈的,并非他们蓄意要选择,“为家忘个己,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是他们在不得已的情境中激发出的情操。假若没有这种情操,人人都成为顺民,社会就看不到前进的希望。

英雄不是人人可以担当,但是关心英雄以及他们身边的人,却是人人可以做到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3/2011

2012年4月20日星期五

【173】阅读的层次

《西游记》第二回写美猴王拜师时有那么一段:“祖师闻言,咄的一声,跳下高台,手持戒尺……将悟空头上打了三下,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了,撇下大众而去。唬得那一班听讲的,人人惊惧,皆怨悟空……悟空一些儿也不恼,只是满脸陪笑。原来那猴王已打破盘中之谜,暗暗在心。所以不与众人争竞,只是忍耐无言。祖师打他三下者,教他三更时分存心;倒背着手走入里面,将中门关上者,教他从后门进步,秘处传他道也。”

《六祖坛经》第一品惠能大师的自序中提到:“祖潜至碓坊,见能腰石舂米……祖以杖击碓三下而去。惠能即会祖意,三鼓入室;祖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为说金刚经。”

这两个情节何其相似。坛经在前,西游在后,我们当然相信《西游记》作者是抄袭《六祖坛经》情节的。

其实类似的情况,在文坛中并不罕见。像李白的名作《将进酒》开篇第一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脍炙人口。可是比他较早的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之中,有七首是“君不见”起始的。至于像“但愿樽中九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得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鲍照《拟行路难》其十八),抽出来给人看,恐怕很多人都要误会是李白的作品。

我由此感叹,如果阅读不广不多,看到好句好情节,大夸作者之余,会不会留下一个笑话——其实作者并非原创者,我们赞错了!这就像当征文比赛评判,对某作品赞不绝口,却不知是抄袭之作那样尴尬。

再换个角度想,阅读面广泛,知识面也够宽,会不会造成阅读缺乏激情,不轻易为作者所写感动?宋人认为杜甫的诗歌“无一不用典”,每字每句都可以追溯其源头,这样的角度读杜甫诗,岂不索然无味?

这就好像魔术师在表演时,台下观众如醉如痴,激赏不已;可是如果一个人洞悉其技巧,知道背后的花样的根源,看表演还会激动么?

站在高处看众生,众人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帘;与群众平视,自然因为视角问题而容易起共鸣。

我在想这恐怕会是一些人阅读上的迷思。

他们宁可为菩提祖师的打三下暗喻三更来访而感动,也不愿相信那是根源于弘忍击碓三下暗示慧能三更来访。

您要站在高处看众生百态,还是与群众一起狂舞?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2/2011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914&postdays=0&postorder=asc&start=210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172】学而时习之

《论语》开篇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可是,是否有探讨过,学而时习之的“学”和“习”的内容?

对此,唐以前的古注和宋以后的注释是有差异的。

三国时期的何晏引用同期经学家王肃的话说:“时习,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悦怿。”(《论语集解》)宋代经学家邢昺对此还进一步引用《礼记》之中的学记、王制和内则篇说明古时学习,的确有按不同时期学习不同的内容(诵习以时)。这里所谓的“时”,还可以详细分为一天之中的学习时间(早上、下午、晚上),一年之中的学习时间(按春夏秋冬四季划分),以及一生之中的学习时间(按年龄段分)。“学而时习之”指的是日中之时,也就是说唐以前的解释是:“日日修习所学不暂废也。”

至于学的内容,则没有太大差别。邢昺直接说明:“此章劝人学为君子也。”

可见,唐以前的注释大多认为令人“不亦说乎”(说即悦,古字通用)的是能够时时诵习君子之言,以加深自己对君子言行的印象。可是,这不能够理解为古人学习就只是背书寻求满足。清末民初的程树德说:“今人以求知识为学,古人则以修身为学。”并举出孔子多番称赞温文敦厚的颜渊好学为例子,说明孔子的确是“皆以修身为本”的。

王肃的“学者以时诵习之”,到了南宋朱熹的时代却有了不同的解释。朱熹说:“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其进自不能已矣。”(《论语集注》)朱熹是引用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所说“习,鸟数飞也”,把“习”解释成不断地做的“时时习之”。这里,唐前的人和南宋的人对“时”的理解就有了分歧。唐前强调“时”是“定时”(在一定的时间),南宋则认为是“时常”。按朱熹的解释,便产生了这样的结论:“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诵习”和“实习”有没有差别?有。前者只是静态的背诵,后者则是动态的实践。当然,我们用今天的角度看,会倾向朱熹的解释。例如钱穆注释这一句是:“习者,如鸟学飞,数数反复。人之为学,当日复日,时复时,年复年,反复不已,老而无倦。”(《论语新解》)李泽厚注释也是:“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论语今读》)显然都是受到朱熹的影响。

可是,唐前的注释却更接近孔子的原意。杨伯俊直言:“朱熹的《论语集注》把它解为‘时常’,是用后代的词义解释古书。”所以,他坚持把这句话解释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论语译注》)

对于古人的看法,我们不可以直接以对错来看待,而是要理解其说话的语境。《论语》本就言简意赅,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诠释是很正常的。我们理解唐前的古注,也理解朱熹以后的解释,进而去思考的是——我们都重视学习,知道学习是很快乐的。但是哪些学习才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快乐?背诵之学,还是实践之学?再有,学习的内容该是什么?寻求知识,还是落实到生活层面?最后,定时诵习古人之道的意义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价值的存在,还是完全摒弃古人之学而取今人之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2/2011

2012年4月10日星期二

【171】佛学研究和佛教信仰

佛学研究者要探讨的是真相。真相不一定美,也不一定善。例如未成佛前的悉达多,其太子身份是众多佛教徒津津乐道的,仿佛“放弃荣华富贵去修道”就是释迦牟尼佛伟大之处。孰不知当时的迦毗罗卫并非“国家”,释迦族更是个末落的统治阶级。在摩羯陀和憍萨罗东西二强的环顾下,其国势岌岌可危,随时被灭。虽说太子被预言可成“转轮圣王”,在政治上可有一番作为,但这并不能挽救释迦族的命运,所以太子得“另辟蹊径”,谋求新的出路。其时印度东方新兴民族都酝酿着反吠陀的情绪,太子的出家修道亦有“乘时而兴”之势,所不同的是,他开辟了一条更为正确的修道之路,协助众生脱离烦恼,趋向涅槃。这样的一种观念,对很多重信仰的佛子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佛教信仰者要的是善。善一般上是美的,但却不一定真。不重视真相的信仰者,会很执着。他们抗拒种种真相,只求信仰;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分析,他们的信心就是不动摇。但是,信仰总该有个依据,也就是说该以谁说的为准。这往往便造就了问题。因为佛陀已经涅槃两千多年,不会再亲口说法,还能开口说法的是活生生的宗教师。于是,重净土的一切以净空法师为准,重慈善的以证严法师为依归……大师就是佛陀的代言人。

由于两者的立场有异,需求不同,结果便会产生尖锐的矛盾,互不相容。研究者一向以真理为依归,站在理性的角度思考,是不会理会他人的恶意抨击(如果他是真学者,就会毅然捍卫其学说)。反之,信仰者往往处于感性,甚至会寻求其他途径来非议研究者。历史上便有一个苏东坡广为汉语佛教界所嘲笑。

我也有个小经验。在一次研讨会中,我发表了一篇《从史传记载的演变看鸠摩罗什形象的转变》,谈到《晋书》记载罗什“吞金针”以制止当时僧人效仿他不住僧寺的做法。正史记载的神话,反而不见于辅教的僧传,这不是耐人寻味么?正史不会无中生有,史家必然有所根据。《晋书》是唐代写成,鸠摩罗什则是晋朝人物。这样的一种时空转变,不正好说明罗什形象的转变么?后世对鸠摩罗什的敬爱只有与日俱增,不惜美化他曾有妻室的污点。我的这番说话,便引来不少抨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一位法师说的:“圣人的言行是不为凡夫所理解,我们不该亵渎圣人的言行。”

中国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是禅宗。禅宗标榜“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因此对于学理的探讨是不感兴趣的。实践和实证才是正道。胡适不识趣,1926年在大英博物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亲睹了敦煌遗卷后,发表了数篇禅宗史源之作。其主要思想是“只有把禅宗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结果引发许多的抨击。铃木大拙便直接批判他“对于历史可能知道很多,对于幕后的角色却一无所知”,因为“禅是超越历史和时间的”。显然,后世支持铃木的观点的人要多于胡适。

研究和信仰真的是对立的么?我们真要像当今一些研究佛教的大陆学者那样,急于和佛教划清界限么?信仰者就不可以用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信仰,去从事理性的研究?对于胡适的研究,印顺法师反而认可,“胡适所作的论断,是应用考证的,有所依据的”,这是何等胸怀?不过,法师还说:“我们不同意他的结论,但不能用禅理的如何高深,对中国文化如何贡献,更不能作人身攻击。唯一可以纠正胡适论断的,是考据。检查他引用的一切证据,有没有误解、曲解。”(《神会与坛经》)印顺法师这种态度岂非正道?

我是佛学研究者,也是佛教信仰者。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2/2011

2012年4月5日星期四

【170】把《论语》当启蒙教材

我讲《论语》,是把《论语》当着启蒙教材。

什么是启蒙?

启蒙是指启发群众的蒙昧,以建立更好的社会。它是18世纪在法国掀起的一项思维革新运动——启蒙运动所掀起的思潮。它引导世界走出充满着传统教义、非理性、盲目信念以及专制的一个时期。

启蒙运动和较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缔造人类现代文明的主力。这先后两次的思想革新,使科学与理性抬头,让人们摆脱迷信权威、传统、神权的时代,建立独立、自由、具足人权的新文明。在启蒙运动的号召下,即使是哲学也摆脱过去系统化的学习模式,不再采用以哲学原理演绎的方式诠释现象,而是主张用自己的理性来判断一切。

“理性”是启蒙运动的主旋律。它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它被视为是一种能力、一种力量,引领我们去探索真理、确认真理。理性可以贯穿在所有领域,哪怕是先前被认为绝对的神权,也得有理性去接受、去思考、去贯彻。

德国思想家康德曾说过:“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而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

实际上,启蒙思想家所努力的方向就是要启发民智,要把潜藏于每个人自身之中的理性召唤出来,使人类走出不成熟的依附和奴役状态,成为敢于运用自己理性的独立的和自由的人。

要做到这点,学校教育自然必须要强化理性的思维。可是,两个世纪多过去了,我们敢于验收成绩么?

康德在18世纪初便说过:“处于不成熟状态是那么安逸。如果我有一部书能替我有理解,有一位牧师能替我有良心,有一位医生能替我规定食谱,等等;那么我自己就用不着操心了。只要能对我合算,我就无需去思想:自有别人会替我去做这类伤脑筋的事。”这还真不幸言中,通过学校教育出来的莘莘学子,不还是贪图这种安逸,甘于处于不成熟状态?不说SPM毕业生不知道要走的方向,即使到了研究所,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要研究什么就已转换身份为硕士生了。

用《论语》来当启蒙教材,会不会牛头不对马嘴呢?

如果我说孔子有启蒙的思想,或者我说人类通过启蒙运动走向更高文明,现今也需要《论语》来拯救人心,那当然是牛马之言,不必理会。可是,如果我说我讲《论语》是站在引导大家培养和巩固理性,走出传统的崇拜,排除盲目迷信的惯性,您还会说这不是启蒙么?

怎么样做到呢?首先我们不要盲目崇拜孔子,人云亦云;我们也没有必要否定孔子,认为那是个已经作古的迂腐老头。我们敬畏传统,尊重孔子对中华民族的影响,但是我们更希望能够如实地读懂《论语》,理清历史上因孔子观的演变而对《论语》的不同诠释,以便更理性地认识孔子,了解孔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2/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