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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30日星期三

【181】无友不如己

《论语》记载孔子说过“无友不如己者”这句话(1.8)。

这句话引起人们很大的争论。大文豪鲁迅就很不客气地说孔子这样说是“势力眼”。鲁迅是采纳朱熹的注释。根据朱熹的诠释:“无、毋通,禁止辞也。友所以辅仁,不如己,则无益而有损。”意思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人,因为那是有害无益的。”

后世当然很多人要为孔子说话,说朱熹等“乱注乱解”,把中国文化给毁了。像南怀瑾就是这样说:“照他这样——交朋友只能交比我们好的,那么大学校长只能与教育部长交朋友,部长只能跟院长做朋友,院长只能跟总统做朋友,当了总统只能跟上帝做朋友了?”力图证明孔子不是势利小人。南怀瑾进一步解释:“(这句话)是说不要看不起任何一个人,不要认为任何一个人不如自己……‘无友不如己者’,不要认为你的朋友不如你,没有一个朋友是不如你。”(《论语别裁》)这个说法很讨人喜欢,是双赢的说法。难怪那么多人崇拜南先生。

李零却深不以为然,他说:“孔子的意思,其实很清楚,用不着拐弯抹角。他老人家说,要向道德高、本事大的人学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没什么不对。问题只是在于‘友’是一种对等概念,而人的贤与不肖却千差万别,至少有胜己、如己、不如己三大类,如果不如己者不配交朋友,那胜己者也不应该和你交朋友,顺推行,反推不行。”(《丧家狗》)
李零虽然不同意南怀瑾的翻案说法,但是却也附和“无友不如己”的不合理。其实这种逻辑上的推理,早在宋代已经有论述。苏东坡说:“世之陋者乐以不己若者为友,则自足而日损,故以此戒之。如必胜己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吾友矣。”(陈天祥引述)

我感到奇怪的是,李零的“胜己、如己、不如己”的说法,是引述陈天祥《四书辨疑》的,但却又不采纳陈天祥的结论。陈天祥说:“‘如’字不可作‘胜’字说。如,似也……如己者德同道合,自然相友……如己者友之,胜於己者己当师之,何可望其为友耶?”这句话明白不过,意思是交友要找志同道合的人,并非说不要和比不上自己的人交朋友。“如”不能够解释为“胜”,因此什么要高攀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再说,“与志同道合的人交友”是历来都强调的。有文献证明,例如皇疏引晋蔡谟云:“本言同志为友,此章所言谓慕其志而思与之同,不谓自然同也。”(《论语义疏》)更早期的徐干则说:“朋友之义,务在切直以升于善道者也。故君子不友不如己者,非羞彼而大我也。”(《中论》)这都是在强调交朋友要小心,要择取善友,对自己的德行才有帮助,否则只会使自己堕落,像《韩诗外传》说的“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吕氏春秋》则引述周公的一段话说:“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吾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

李零是认同这种观点的,所以他说:“和不如己者交朋友,光让人家跟你学,自己什么也学不到,时间长了,肯定退步。这就像职业棋手陪业余棋手下棋,下着下着,自己都业余了。”不过,他又说:“可是这话,我讲可以,孔子讲不行。”这又忘记他自己强调的:孔子在他的时代,并非明星,他不过是仿若丧家狗那样四处奔波流浪的读书人。

一个读书人说“不要和非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有什么不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1

2012年5月25日星期五

【180】行善也要学么?

《论语》1.7记载子夏的话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钱穆先生把它译为:“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奉事父母能尽力,事君上能奉身尽职,交朋友能有信,这样的人,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论语新解》)

“学问”是名词,这个翻译比不上李泽厚的“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事奉父母能尽力量,事奉国君能献出自身,结交朋友能信守承诺。他虽说没学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论语今读》)

“有学问”和“肯学”毕竟是不同的。一个人可以有学问,但却不一定好学;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好学者,要学什么?回到夫子的话:君子务本,也就是要学习根本核心的东西。朱熹看得清楚,所以他引述游氏的话说:“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也。能是四者,则于人伦厚矣。学之为道,何以加此。子夏以文学名,而其言如此,则古人之所谓学者可知矣。故学而一篇,大抵皆在于务本。”

为什么我们要辨析子夏最后那句话——“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因为按钱穆的说法“纵使他自谦说未经学问,我必说他已有学问了”,这是说一个人如果可以明人伦、行善事,即使没有学问,子夏也会表扬他是富有学问的。
子夏,姓卜名商,是孔子晚年的得意弟子之一。他是“孔门十哲”之一,号称文学第一。这是因为子夏是继孔子之后,对儒家文献的流传,以及儒家学术思想的发展作出重大的贡献的人物,被后人誉为传经之鼻祖。像这样的一号人物,会否认“学习文献”,只重视“笃行善事”么?只要做好事、当好人,就算是“有学问”的人了?

所以,我不认同钱穆先生的语译。

朱熹又引用吴氏的话说:“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辞气之间,抑扬太过,其流之弊,将或至于废学。”可见宋人就已经看出,如果只注重行,不注重学,将会造成“废学”或不肯学习的弊病。

那么,子夏的话要如何理解?朱熹其实说得很好:“四者皆人伦之大者,而行之必尽其诚,学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人,苟非生质之美,必其务学之至。虽或以为未尝为学,我必谓之已学也。”(《四书集注》)四者,就是对妻子、父母、君王、朋友该持有的基本行持,即重德、孝、忠、信。这四者不是与生俱来的,是要学习才能够做得好的。所以,能够把这些善行做得好的,其实都是已在“本”上面下了功夫的,所以才说他们学得好。元代陈天祥引刘正叟的话说:“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学,吾必谓之已学,盖此等非学不能也。”(《 四书辨疑 》)

清代陆陇其做了更好的概括,他引用辛复元评述此章的话说:“世人之说人能敦伦便是学问,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不知学不分明,岂能敦得伦纪?”又说:“吾每望人力行,尤望人力行前先有讲明工夫。不然,自以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松阳讲义》)

近日有一名激励讲师自行公开他的性教育讲座,内容竟然是引导小学生骂有不合法的性行为者是“狗男女”、“奸夫淫妇”,引起网民激烈抨击。性教育工作岂能变成性道德批判?这名讲师可说是为“自以为行善事,行之未有不差者”做了注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4/2011

2012年5月20日星期日

【179】怎样理解贤贤易色?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1.7)

子夏这番话比较不好懂的是第一句——“贤贤易色”。钱穆的解释是“一个人能好人之贤德胜过其好色之心”(《论语新解》),李泽厚则说是“重视德行替代重视容貌”(《论语今读》),不若李零教授看得细。李零教授说:“前人对‘易’字有三种理解,代替、改易、轻视。我认为,第一说最好,第三说最坏。”为什么呢?因为李教授认为“‘贤贤易色’就是孔子两次提到的‘好德如好色’。它的意思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德’……用‘好德’代替‘好色’,不是戒色,而是像男人好女人那么来劲儿,有内在冲动,情不能已。女人又不是什么坏东西,非戒不可。子夏移好色之心以好贤,完全符合老师的教导。” (《丧家狗》)

李教授的看法过于绝对,而且太过以今人的眼光看问题,故有斟酌的必要。

孔子的确两度慨叹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论语》9.18和15.13),所以后汉何晏注这句时说:“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贤则善也。”孔子慨叹则是因为人们不能以好色的心好德。这该是李教授“代替”论的依据。

南朝皇侃疏文说:“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贤,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于贤,则此人便是贤于贤者。”这个说法与何晏的注不同,该是李教授所谓的第二种理解——改易。朱熹的“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诚也”也和这样的想法呼应。

到了唐初,颜师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易色,请略于色,不贵之也。”(《汉书•李寻传》引文注)这是李教授所说的“最坏”的解释——不重视“色”。

清代的人对这句话的诠释孓然不同。例如梁章钜从《四书集注》看出朱熹说“四者皆人伦之大者”,但一般诠释子夏的话却只有“事父、事君、交朋友”,所以“贤贤易色”应该是说夫妇之间的伦理,即“娶妻重徳不重色”。(《论语集注旁证》)

其他如陈祖范的“此主夫妇一伦言……在妇为嫁德不嫁容,在夫为好德非好色也”(《经咫》),宋翔凤的“阳湖刘申受谓‘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不淫其色……此‘贤贤易色’指夫妇之切证”(《朴学斋札记》),刘逢禄的“贤贤者,同德也。……六经之道,造端乎夫妇”(《论语述何》),都力证“贤贤易色”要说的是夫妇的伦理。

“五伦”的概念(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是迟至孟子时才确定,但这不等于说孔子时代就不讲五伦。周朝已是父系社会,家庭中夫妇的关系已固定下来,因此在论及父母与子女之间乃至兄弟之间的关系之前,当会先论夫妻关系。

清末民初的康有为解释这句话时说:“此为明人伦而发。人道始于夫妇,夫妇牉合之久,所贵在德。以贤为贤,言择配之始,当以好德易其好色。盖色衰则爱弛,而夫妇道苦;惟好德乃可久书!”(《论语注》)虽说这也是“经世致用”之言,但其本意应该更贴近子夏的话语。

杨伯竣的说法是:“对妻子,重品德,不重容貌;侍奉爹娘,能尽心竭力;服事君上,能豁出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守信。”(《论语译注》)“最坏”的理解恐怕是最贴近原典的理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4/2011

2012年5月16日星期三

【178】与钱穆先生论子曰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汎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1.6》)

对于孔子这句话,钱穆先生这样翻译:“弟子在家则讲孝道,出门则尽弟职,言行当谨慎信实,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心。”(《论语新解》)

二十年前读《论语》,钱先生的注释本给予我很大便利,我的硕士论文更是依据钱先生的诠释立论。而今自己登坛讲《论语》,遍读诸家注疏考辩,旁出新证不少,多有启发,自觉攀上巨人肩膀,占了“后发制人”的优势,勇与大家论学,探骊得珠。这番严考细辨的对读法,持续十年,我的《论语集注》当可传世。

蓦然回首,惊觉钱穆先生上面的译文,多有疏漏。

其一,钱先生没有翻译“弟子”,过于取巧。弟子,可以是指孔子对学生说话时的称号,也可以泛指一般读书人,又可以是对年幼者的通称。对象不同,整个句子的意思也就有差别。

其二,“入则孝,出则弟”怎么可以解释为“在家讲孝道,出门尽弟职”?孔子不是也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论语9.16》)么?何以这里要把“事父兄”分属出与入?《孝经》说:“事父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弟,故顺可移于长。”这里就深谙儒家“移”(或说“推”)的功用。程树德的“一则就百行之本言之,故云入;一则就推暨者言之,故云出也”,就精辟得多了。

其三,“谨而信”解释为“言行当谨慎信实”也太稀松平常。杨树达的“谨谓寡言也”(《积微居小》)详细辩证了“谨”自古有“寡”的意思。杨先生引“幼子常视毋诳”(《礼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11.14》),“轻诺者寡信” (《老子》),“扬言者寡信”(《逸周书》)等古书名句而下结论:“寡言而不信,虽寡亦无当矣。夫人不言,谨也;言必有中,信也。轻诺扬言,皆不谨也。”这岂不给我们更大的启示和教诲?

其四,“汎爱众而亲仁”解释为“对人当泛爱,而亲其有仁德者”恐怕也是隔靴搔痒。杨树达引《礼记》的“亲人必有方,多知而无亲,君子弗与也。君子多知而择焉”,是不是与孔子的“无友不如己者”相呼应?孟子说的“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不正是“汎爱众而亲仁”的具体解释?爱是要“泛”的,但却不得不“亲贤”;“亲贤”则又比“遍爱”来得重要。

其五,“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解释为“书本文字”更有“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嫌了。做得到前面的几种德行,有多余的力气才来读书识字?孔老夫子会这样教人?南朝皇侃似乎也钻入牛角尖了。他说孔门教育宗旨本就是“文、行、忠、信”,文在前,行在后,何以这里又行有余力才来学文?宋代朱熹就看出这不是时序的先后问题,而是根本与枝末的问题,所以他引尹氏的话说:“德行,本也;文艺,末也。穷其本末,知所先后,可以入德矣。”清代人看到的现象则和我们今天看到为功名利禄求学,忽略德行的培养的偏差是一致的。所以李中孚高呼:“今须力反其弊,教子弟务遵此章从事。大本既立,夫然后肄习诗书艺业,则教不凌邋,庶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矣。”(《四书反身录》)

钱先生鸣鼓三通,我才一鼓作气,岂敢不敬先人的贡献?今挑“子曰”与先生论学,实拜先生遗文启迪,引发多向思考。后生礼敬先贤!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4/2011

2012年5月10日星期四

【177】三省吾身,省些什么?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朱熹的注释浅显易懂:“尽己之谓忠。以实之谓信。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有关“忠”和“信”,钱穆的补叙说得更明白:“‘尽己之谓忠’,已心之尽不尽,惟反已省察始知;‘以实之谓信’,居心行事,诚伪虚实,亦惟反己省察始知。”(《论语新解》)也就是说,替人家做事(为人谋),要尽心尽力(忠);与人交往(与朋友交)要讲究诚实无欺(信)。然而,是不是尽心尽力或诚实无欺,只有自己才衡量得出来,所以要经常反躬自省。

至于“三”字,朱熹指的是“三件事”,但从句义上看应该不是。民国初年宦懋庸曾引古书说明:“古人於屡与多且久之数,皆以三言,如……三年无改於父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嗅而作,三年学,三月不知肉味,皆此意也。”(《論語稽》)杨伯竣说得更彻底:“‘三省’的‘三’表示多次的意思。……这里所反省的是三件事,和‘三省’的‘三’只是巧合。如果这‘三’字是指以下三件事而言,依《论语》的句法便应该这样说:‘吾日省者三。’和《宪问篇》的‘君子道者三’一样。”(《论语译注》)

因此,曾子上面的那句话,应该这样翻译:“我每天多次的反省自己:替人家做事,有没有尽心尽力?与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无欺?传不习乎?”
最后那一句“传不习乎”还不能翻译。因为这句话的争议比较大。

上面引述朱熹的“传谓受之于师,习谓熟之于己”,是宋人的看法。汉人又如何说?何晏注释:“传不习乎,言凡所传之事,得无素不讲习而传之乎?”(《论语集解》)两者差别甚大。宋人认为“传授”是老师的事,“习”是学生的事,所以,“传不习”的意思是检讨我们有没有跟着老师传授的去做;但是唐前的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说要传授什么给别人,那一定是自己非常熟悉的事物。换句话说,只有自己吃得透的知识才可以传授给别人。

孰是孰非?不妨多看几家的说法。南朝皇侃说:“凡有所传述,皆必先习,后乃可传,岂可不经先习而妄传乎?”(《论语义疏》)元代郭翼:“曾子三省,皆指施於人者言。传亦我传乎人。传而不习,则是以未尝躬试之事而误后学,其害尤甚於不忠不信也。”(《雪履斋笔记》)同期金履祥说:“以上二事例之,为人、交友俱为及人之事,则此“传”当从程子之说,乃传业与人者。传业与人而不习於己,正郑氏所谓讲时为学诵之师不心解者。不习而传,岂不误人?”(《论语集注考证》)

以上三家的说法,都支持何晏。也就是说,“传不习”当解释为我们要传授给别人一些知识,应该反躬自省一番,对于相关的知识自己是不是已经吃透了,如果不是而冒然传授他人,则不止对人无益,严重的话还有害了!这么一来,有志要当老师的,对自己的要求就一定要更高。

何以到了宋代,却有那么大的转变?朱熹之说和儒家一向重学习是一致的。例如《礼记》载:“君子爱日以学,及时以行……日旦就业,夕而自省……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曾子立事》)

用今天的眼光看:学未必要从师,但教却该有个底气,底气不足则所言亦虚,所言不实,还教什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3/2011

2012年5月5日星期六

【176】君子务本,本在哪里?

《论语》记载了有若的一段话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一段话被视为是儒家的核心思想,起着引领的作用。“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是说我们做事情要懂得往根本上着手,根本确立了,一切也就纳入了正轨。这里说的“本”是要“行孝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做得到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人,肯定就是一个大好人。

这句话有个矛盾之处:前面说“其为人也”,后面却说“其为仁之本”,到底“孝弟”是做人的根本,还是“行仁”的根本?

历来多数就按上面的句式评述,说“孝弟”是仁的根本。

宋代陈善却不以为然,他说:“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当作‘人’”。(《扪虱新语》)明代王恕亦附和,说:“‘为仁’之‘仁’当作‘人’,盖承上文‘其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为人之本。”(《石渠意见》)

还有更早的文献可以佐证:“夫仁人之有孝,犹四体之有心腹,枝叶之有本根也。圣人知之,故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后汉书•延笃传》,中华书局校订本改“人”为“仁”)

我觉得这些评论很有道理。把“孝弟”提高到为人的根本,这不正是儒家的理念么?其后汉代重孝弟,奉行举孝廉的制度,就是肯定孝子的价值。因为着重“孝弟”(尤其是孝),所以中华民族可以骄傲地视“孝”为优秀传统,是人类最高尚的价值观之一。

也许诸君会想,这句话不是有若说的么?怎么可以拔高到这样的地位?其实不然。清代阮元的《揅经室集》已经清楚辨识。这句话是孔子说过的。可以依据的文献是汉代刘向的《说苑》,其文曰:“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倚,始不盛者终必衰。《诗》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建本篇》)不过最早说出“君子务本”这个概念的,还是《诗经》,孔子是“述而不作”。

孝子就可以治国?儒家是坚信这点的。《吕氏春秋》有详细的阐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孝行》)

历史不断推进,孝子会不会就是好领导,恐怕还很难说准。历史告诉我们:即连各方面没有好品德的人,也有可能会屡创政绩。所以孔子的“孝弟是人之本”可否成立要被质疑。

我始终相信说出来的具体事项只能是相对性的正确,不可能是绝对的。也就是说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针对某些人它是适用的,但却不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孝弟是不是人之本,这可以变通;但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却是不变的真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3/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