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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199】扫墓习俗源自刘邦?

小学三年级课文《怀念您,祖父》是写关于清明节思亲的一篇文章。在教师指南中附录了一篇文章,谈“清明节的由来”,其大意是这样的:

相传在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大战数回合后,终于取得天下。他光荣回乡时,想要祭拜父母,却因连年战争,墓地凌乱,无法辨识父母的坟墓,因此非常难过。最后他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并向上苍祷告说:“我将这些小纸片拋向空中,爹娘在天有灵,就让纸片落在爹娘的坟墓不动。”果不其然,有一片纸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么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父母的墓碑。后来民间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对古代历史不熟悉的教师不明就里,把它当着史实灌输给孩子,这可就误导新一代了。

其实,这则“民间传说”毫无根据,而且错漏百出。

其一,汉高祖刘邦是于高祖五年(前202)灭项羽。翌年,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可见楚汉相争平息后,刘邦的父亲还健在。史书记载,刘邦的父亲是在高祖十年七月才去世。我早前写过《刘邦孝顺不》一文,便提过刘邦当皇帝后,在未央宫设宴时当众奚落父亲,调侃他早年只看重二哥,认为他没出息。不过,刘邦并非全然不孝,他为父亲特别建设的“新丰”市,就把父亲昔日的朋友全部聚在一起以取悦于他。

其二,刘邦在衣袖里拿出一张纸,撕成碎片让风吹散,这也是不符史实的。纸固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在汉代出现的纸,是用麻皮纤维或麻类织物制造成的,质地粗糙,夹带着许多的纤维束,莫说撕碎,就连书写也不太适合。东汉的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后,纸才成为书写的工具之一。刘邦撕纸扬撒,时间上还是错乱了。

其三,古人连“坟墓”都分别看待。孔子曾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是古人葬死者最初是“墓而不坟”的;孔子也曾自责说“古不修墓”,说自己违反了古制,“修墓”便是指为墓起坟。至于为先人的坟墓立碑纪念,起源则更迟。刘邦在秦朝末年便寻找父母的墓碑,时间上也是错乱了。

根据《三国志》注引《魏略》的记载,汉明帝曾经下诏:“夫礼贤之意,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阁,所以崇敬也。”《后汉书》也记载:“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可见,扫墓是一种礼贤的做法,是没有特定时间的做法。一般相信,作为祭奠先人的寒食(清明前一两天)扫墓,在唐以前还没有出现。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寒食上墓方成风气。至于清明节的形成,实际上是寒食节的嬗变。这种嬗变过程相信也是在唐代形成,宋以后,则清明节完全代替了寒食节,成为民间的习俗了。

这种假借历史名人转述的故事,民间流传还可以,作为教材的适当与否,则有待斟酌了。我是不赞同这种以假乱真,混淆历史和传说的做法的。再说,以民间传说作为教材,其教学重点和教导历史显然也有差别的,就像我们教《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有差别一样。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9/2011

2012年8月25日星期六

【198】鲁迅的伤逝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一篇以爱情婚姻悲剧的小说。

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不过其小说的女主人公如祥林嫂、爱姑等都是受到社会欺压的一群,显然是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发出的不平声音。可是《伤逝》的女主人公却代表着有新时代思想特征的女性,因此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趣的是,学界对此文的探索,竟然会与现实中鲁迅的婚恋挂钩。例如李允经的《婚恋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陈留生的《<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宗先鸿的《<伤逝>人物原型的变形艺术》(《北华大学学报》,2005)等就是如此探讨。

现在我们姑且以小说论小说,把焦点放在鲁迅在小说中呈现的新时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通过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探讨当时的思想盲点,了解作者的“彷徨”所在。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通过由自由恋爱而结合,但只有短短的一年同居生活,他们又分开了。最后,子君落个忧郁而死的下场,造成了一出新时代的悲剧。因此,小说的主题自然导向探讨这处悲剧的原因所在。

子君在小说中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个性解放的思想,所以她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让涓生为之倾倒。在追逐个性解放方面,子君的确表现得勇敢,她敢于和封建旧家庭决裂,大无畏地对待那些讥笑和轻蔑的眼光,毅然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然而,何以这样的一个新女性最终也会被抛弃?

论者认为“子君是从肤浅的意义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因为她的奋斗目标只是婚姻的自主,一旦目标实现后,她就心安理得地以操持家务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内容,没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于是,渐渐地,子君的思想流于空虚、庸俗,性格也变得怯弱起来。

论者也认为涓生在这方面倒是较清醒,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所以两人的矛盾和鸿沟逐渐扩大,到最后是涓生的“逃家”,“厌倦”,到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了“我不再爱你了”,注定了两人的分手。

不过,我觉得《伤逝》是采用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形式叙述,并不是按情节发展说故事,因此我们在分析时,涓生的内心活动不能视为他当初就有的想法。反之,我们应该知道在他的回忆之中有着深深的忏悔,忏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害死了子君。“爱情更新”论恐怕是沉痛的打击后才领悟出来的想法。

由于鲁迅曾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指出娜拉在个性觉醒后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但如果没有经济权,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只有两条路:回来或是堕落。因此,有人也把论述放到“社会解放”和“经济权”上去,认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革、解放,恋爱婚姻问题是不能真正解决的”。

我宁可选择比较单纯地看待鲁迅的“彷徨”,不为他寻求“答案”,而只是揭示一些严肃的问题。《伤逝》给我们揭露的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和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命题世世代代纠缠着人类,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着追寻个性解放的青少年早早寻求恋爱和婚姻,不自禁地担心涓生和子君的故事要重复上演。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8/2011

2012年8月20日星期一

【197】孔子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

这段话流传很广,很多人都引用个中的词句,譬如三十岁说是到了而立之年,四十岁说是年届不惑等等,仿佛孔子这一番话成了人生的指导原则。

李零教授说得好,他说“这是孔子讲自己……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可不是么,明代顾宪成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年谱”(《四书讲义》),清代程树德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学历”(《论语集释》),都是这个道理。

梁代皇侃说:“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虽说是“隐圣同凡”,但却是欲盖弥彰,是要表扬孔子超凡入圣。宋代邢昺也附和说:“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孔子辄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不过,他们的说法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孔子这一番话都锁定在“学习”的范畴上。孔子十五岁志於学,三十岁学有所成立,四十岁志强学广、不再疑惑,五十岁因为学《易》而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六十岁耳闻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越法度。

关于十五岁志于学,杨树达的一番话值得注意:“古人十岁学书计与幼仪,十三学乐、诵诗矣。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寻《述而篇》云:‘志于道。’《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再言志道,不言志学。此独言志学,不莒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论语疏证》)这是很有见地的。

皇侃说:“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这说法和《汉书》所言一致,“三年明一经”,十五年通五经,所以才说“三十而立”,这未免太过僵化了吧?清代多数学者都主张“三十而立”是指“立于礼”,譬如宋翔凤便说:“君子惟明礼,而后可以居室。不然,风俗之衰兴人伦之变,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也。”(《论语发微》)

“四十而不惑”的说法,还是李零教授的说法最“隐圣”。他说:“(四十多岁这段期间)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三十五岁以后,五十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四十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丧家狗》)我觉得这段时间孔子对“教育”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知道如何整理古籍,又如何用之以教人了,所以说是“不惑”。

至于五十岁之后,则不是“学”的过程,而是体现出来的境界了。“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何等境界?人活到七十岁,还真不得不放下,放下就豁达起来,豁达的人则不再斤斤计较,耳顺且随心所欲了。

世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孰不知要能不逾矩地随心所欲,还得有至少五十年的学习不可。不学却要随心所欲,则是任性妄为,并非孔子所谓的“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8/2011

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196】爱国词人辛弃疾

学生问我:“古人会有爱国之心,却不服从于朝廷的么?”我说有,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其中一位。

辛弃疾(1140-1207)原是山东人,出生前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复国。辛弃疾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加上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使他在青少年时就立下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21岁,辛弃疾正式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后归南宋。

可是,归宋后的辛弃疾并没有机会报国。他虽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但都非要职,更无法带军打回北方。一个可以领军打仗的武夫,到了南方后却只能当个文人,用文学来倾诉胸臆。他留下的词作有600多首,作品多抒发其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并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多有谴责。

他有首名篇便是个中的代表作,词曰:“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前几句写景,但却不纯粹是景色的描写,而是寄情于景。最终归结为“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吴钩是身上带的武器,拿来看了又看,摩挲又摩挲,可是却一无所用。在亭子里徘徊,拍遍了栏杆,却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意。这不是在谴责主和派么?

下来他引用了历史上的几个典故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其中“刘郎才气”的典故最有意思。

刘郎,就是三国的刘备。《三国志•陈登传》记载,刘备和许汜同事刘表时,某次许汜批评陈登有“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请问具体例子,许汜回答他曾经在下邳见过陈登,陈登这人全无尊重他人的意识,“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听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不客气地谴责他空有“国士”之名,却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当时天下大乱,许汜却不思报国,而向陈登“求田问舍”(要求分配田产房子),这必然引起陈登不悦。刘备还不客气地说如果换着是我,“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引得刘表一番大笑。

国家有难,不思解救之策,却成天考虑自己的前途,盘算如何积累自己的财产,许汜这种做法的确该骂。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盛赞刘备有“才气”,奚落许汜小人作风。这难道只是要表达自己对许汜的轻蔑,只说自己羞见刘备?我相信不会那么简单。

辛弃疾爱国,但是却无法苟同朝廷的主和政策。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谴责主和派的。辛弃疾骂朝中人士,是爱国的忠诚表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08/2011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

【195】如何管治人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2.3)

孔子这句话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流传很广,一般读书人都能朗朗上口。

用最原始的话注释关键词语,则包括“道”是“导”,“政”是“法教”,“免”是“苟免”,“格”是“正”。整句解释则是“用法制禁令领导人民,使用刑法约束人民,那人民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而不敢造次,内心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领导人民,使用礼制规范人民的言行,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还会恪守规矩。”

其实,唐前的注释已说得很清楚,例如梁代皇侃的注文曰:“为政,若以法制导民,以刑罚齐民,则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脱罪辟,而不复知避耻,故无耻也。”(《论语义疏》)李零用现代语解释得更加彻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法国)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丧家狗》)

李零进一步说:“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历来人们都喜欢调侃新加坡,说他们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结果百姓在国内不敢乱丢垃圾,但一越过长堤,就把马来西亚当成最大的垃圾桶,任意抛垃圾了。这种说法把孔子的意思诠释得很传神。

下半句,皇侃解释为“既导德齐礼,故民服从而知愧耻,皆归於正也”。李零则说:“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不过,李零显然不赞同这种治国的方法,所以他调侃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其实,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因此,他主张对人民加强教化,并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民,以便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然形成的观点。

李零对此甚不以为然,他说:“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又说:“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我觉得李零的话针对性太强,掩盖了孔子本来的意思。诚然,领导人如果只是以“德”为口号,是很糟糕的。例如强调“以民为本”,动车事故中却无法让人民信服行政当局真的是“以民为本”。对事实遮遮掩掩,说出什么“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荒谬台词;受难的乘客也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安抚,赔偿金迟迟不公布等等,结果只会让民怨四起,人人忘了老祖宗的遗训。

平心而论,孔子的理想还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篇》)如果在上的一直企图以刑罚恐吓人民,要人民守规矩,却忘了照顾自己的言行,变得不爱民、不守信、不尊重人,人民焉有不反之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1

2012年8月5日星期日

【194】如何理解“思无邪”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2.2)

诗三百,指的是流传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古代诗歌,传说为孔子所编辑修订,成311篇的诗集,取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把它奉为儒家的经典,称《诗经》。

“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也常用,意思是“用一句话来说”。古人曾争论“蔽”的意思是“当”还是“断”,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最有趣,用英文来注释,称“In one word”。

孔子这句话最难解的是“思无邪”。李零教授引用了很多资料,尝试说明,但是最后又放弃,让这句话的意思隐晦下去。

由于这句话收录在《论语》第二章第二句,前一句是“为政以德”,因此唐以前的注家如皇侃、邢昺,都认为这句话就像“为政以德”强调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为政”要有“德”那样,是要用“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

现存最早的注释是汉代包咸的“归於正”,皇侃解释说:“无邪则归於正也。”他还引述卫瓘的话说:“不曰思正而曰思无邪,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於正也。”宋代邢昺则进一步说:“《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於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

按照上面的说法,“思无邪”的意思是“思想内容是正派无邪念的”。可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其内容并非全部是“导人向善”的。孔子本身就说过“放郑声”(《卫灵公》),意思是郑国的“诗”有很多靡靡之音,是该放弃的。

宋代朱熹是第一位推翻《诗》作为“经”的人,他给《诗经》做的注释本叫做《诗集传》,里头把诸如邶国的诗如《匏有苦叶》《静女》,王国的《采葛》,郑国的《将仲子》《子衿》等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称为“淫诗”。因此他给孔子对《诗三百》的概括作评述时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言下之意,一句话无法概括《诗三百》的整体内容。

其实,古人都知道,孔子这句话出自《诗经》本身,是鲁颂的《駉》采用的句子。既然知道出处,当然好办,可以直接探讨原诗的意思。宋代项安世的探讨,几乎为学界所接受,他说:“思,语辞也……说者必以为思虑之思,则过矣。”(《项氏家说》)原来“思”字纯粹是发语辞,是没有意思的,更加不可以解释为“思虑”或“思想内容”。

“无邪”呢?郑浩的解说很有意思,他认为《駉》中,“思无邪”与“思无期”、“思无疆”、“思无歝”是排比并列的,所以意思不会相差太远,绝对不可以把“无邪”解释成“没有邪恶”。他从古籍找到邪的古义有“虚徐”的意思,因此总结说:“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四书集注述要》)

简单的说,郑浩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说明诗歌其实是作者的真情写照,读者也应当以真性情读之,不可作假虚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成为定论,我觉得其实际意义来得较大较实。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7/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