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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5日星期一

【234】亲近古人增见闻

佛教徒对428非常热衷,还在社交网上设立专页,号召佛徒上街。这个举动也引来一些人的非议,其中最热的就是批评出家人参与。

议论中,有佛子搬出老话题:“在家人不该讨论出家人的事。”僧事僧管的说法由来已久,所以这个说法马上得到响应。

我看着奇怪,便模仿这种口气说话,不过却把“出家人”这个主角改成“政府”,把“在家人”改为“平民”。大意就是吁请平民不要批评政府,政府的事该由政府本身处理,平民批评政府只会导致国家秩序混乱,“家丑外扬”要叫外国人耻笑。

这样的论调当然引起428支持者的严厉抨击,什么“食古不化”,“奴化自己”,“愚忠”全都指向了我。我觉得他们都很有想法,于是我便揭示我的用意:我是希望大家用同样的立场和思路,去看待佛教徒是否该讨论僧事。政府做得不好,平民可以论断,不等于反政府,而是一种爱国的表现;僧人犯错,白衣提出批评,不等于毁谤三宝,而是一种爱教护教的表现。这不是同样的逻辑么?

好些人都恍然大悟,表示赞同我的说法。

有些人很气,说我不该用这种手段耍人,尤有甚者,一位法师呵责我:“根本都不是学者的风范,更不是佛教徒应有的态度……浪费了我们太多的时间,去为无聊的人回应问题。”

其实,佛教传入中国后,菩萨道成为中国人最欢迎的哲思。菩萨度众生是不论手段,灵活多样,只求成果。菩萨可以化身魔王、恶鬼、流氓,也可以到地狱、舞厅、妓院去,但求能度众生就足矣!我不敢媲美菩萨,却也乐于东施效颦,用“逆向思考”法引导大家思考。这种手段绝不是恶意的。

古代的孟子,我们说他是论辩的高手。他的论辩技巧之一就是善设机巧、引人入彀。例如他向齐宣王推介仁政时,王推说自己做不来。于是孟子询问是否曾经发生过王不忍心杀牛而叫人以羊代替的事件。王说确有此事后,孟子着实表扬了他一番。王仿佛遇上知音,把心里的话也抖出来了,他说他一直感到遗憾人民误会他这种行为是疼惜大牛,才用小羊取代。孟子又为他开解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本来就是君子的行为,所以他们都远离厨房居住。齐宣王为此而释然。孟子打铁趁热地问:如果一个人的力气足以举百斤,现在却说举不起一根羽毛,那是什么缘故?王说那是不会有的事。孟子于是才揭穿说这就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就像王说自己不能行仁政那样,不过是个借口。王为之折服!

汉代司马迁写《史记》,特地为“滑稽”立传,可见当时滑稽之人是很多的。所谓“滑稽”,就是说话颠三倒四,却会收到效果的怪异之人。例如郭舍人在汉武帝的乳母犯错时,教她在武帝定她的罪时,不要辩白,只须在离开前频频回头看武帝就好。当乳母这么做时,郭舍人在一旁骂她:“老女人,何不快走?陛下已长大成人,哪里还要靠你哺乳?”汉武帝听了自觉惭愧,便赦免了乳母。

孟子用语言套齐宣王,郭舍人用反话启示汉武帝,没说皇帝因此恼羞成怒要杀他们。何以我用语言引导佛子换位思考,却被冠于“不道德”的名堂?古人比今人有容量,也更有智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5/2012

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233】给孩子们海量阅读

小学二年级的华文课本收录了一则小故事:“火车要开了,甘地急急忙忙地跑上火车。一不小心,他的一只鞋子掉到站台上。火车已经开了,甘地无法下车拾鞋子。他赶紧脱下另一只鞋子,丢到站台上。身旁的人好奇地问:‘你为什么要故意丢下另一只鞋子呢?’甘地微笑着回答:‘你们想想,如果穷人拾到我掉落的那只鞋子,那是没有用的。我丢下另一只鞋子,他们才能拾到一双,那多好哇!’”

这是新课程推动后的课文。新课本的构思有很大改进,每个单元都有个明确的主题,例如上面这则《甘地丢鞋子》就在“名人小故事”的主题下。这个单元引导孩子们走近古人,去感受古人的伟大和智慧。我喜欢这样的编排方式。

大陆的语文教师有个共识:提高阅读量是提升学生语文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所以在他们的新课程标准下倡导“多读”,以便小学生“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最终形成“独立阅读的能力”。

“多读”有多层含义,包括重复地读,体现“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效果(必须强调的是读的必须是经典,不是那种“我家前面有巴杀”的文字垃圾);阅读数量多,范围广泛,品种也要多。

大陆语文教师韩兴娥在多年前进行“海量阅读”实验。在这项实验下,她两个星期就上完一册教材,三年级学完六年的教材。具体成果包括;二年级识字量达到2500字,三年级3000字,完成规定的识字教学任务;低年级一学期课堂阅读量平均达到20万字,中高年级一学期课堂阅读量平均达到100万字……

韩老师的实验证明取消繁琐的、无效重复的作业和讲解,让学生全力专注于阅读,将会提高语文学习的质量。随着阅读量的成倍增加,识字问题、作文问题、理解问题等都迎刃而解,无需另外花费气力。

我们过去总是墨守成规,认为进行阅读教学是要让学生识字。其实,阅读和识字、写字可以不必同步进行的。韩老师的实践证明,阅读、识字和写字三项任务中,阅读是最容易的。她说:“(在大量的阅读下)在具体的文本中,孩子们一次又一次与生字见面,虽然没有特意观察字形,但见面多了,自然就认识了。”

实际上正是如此。即使是成人,如果想要提高某个语文的能力,一定会通过多阅读来达致。我在南京的一位朋友移民新加坡,自觉英文能力不够好,就通读英文名著,几年下来,不但英文知识提高,读写能力也大大增强。

教学过于保守,看到课文就想到“词汇”,看到“词汇”就想到造句,看到“造句”就想到“写字”,看到“写字”就想到“笔画笔顺”,看到“笔画笔顺”就想到“规范”,结果我们的语文教学就变成了一成不变的枯燥乏味,成了孩子们的眼中钉、心头刺。

阅读数一扇窗,可以让孩子认识世界。多阅读,将会拓大他们的视野,并在不自觉中体会到文字的魅力,发现原来通过文字可以获取更多有趣的事务。

回到《甘地丢鞋子》,如果老师善于利用单元教学,不要停留在枯燥的分析(其实课文很白,学生一看就懂的),附加圣雄甘地的更多小故事(如今网络普及,要查找更多材料是轻而易举的),让孩子感受阅读的乐趣,岂不是更活的学习语言之道?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4/2012

2013年2月15日星期五

【232】文学中的形象思维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是人类思考的两种基本形态。

形象思维较偏向艺术形态。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往往借助形象反映内心的情感,是一种联想的具体表现。逻辑思维则是以科学的原理和概念来说明问题的思维活动。前者是感性的,后者则是理性的思维。

形象思维是文学中惯用的手法。创作中具体的形象作为典型,说明自己内心的一种抽象想法。

例如汉代乐府《江南》这么写:“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北,鱼戏莲叶南。”这就是明显的形象思维。我们万不可用科学的眼光去诠释,把它解读成莲池里有很多鱼儿在嬉戏,东南西北都有。反之,我们顺着作者的思维,看到东西南北都有鱼,视野就会拓大,看到的池面就宽广,各个角落都有鱼则是象征池里鱼儿多。

简而言之,文学的形象写法,是用一些具体的事物来写出作者的想法。具体的事物是实写,但带出来的意境却不受限于既定的框框,实中带虚,让作者的思维也因此有了想象的空间,更能体会作者的心情和感受。

唐代杜牧有首《赤壁》,诗曰:“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也是用了形象思维的写作。可是后来的人把它说实了,变成一个虚传的故事,牵涉到不少的历史人物了。

大多数人理解这首诗,是和《三国演义》的情节放在一起。《三国演义》是小说,当然也用了形象思维。它创设了诸葛亮说服周瑜联合破曹魏的情节。当时周瑜对蜀吴联兵破曹仍有疑虑,诸葛亮故意以曹操在漳河新造的铜雀台为因,说曹操的心愿本来就是“得江东二乔,置之铜雀台,以乐晚年”。在周瑜要求证验时,诸葛亮就背诵出“立双台于左右兮,有玉龙与金凤。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激怒周瑜,使周瑜坚定联合抗曹的决心。要知道,二乔是江东二姐妹,国色天姿,大乔下嫁孙策,小乔正是周瑜之妻。但是《演义》所录孔明背诵的《铜雀台赋》,其实是曹植的《登台赋》,《演义》把真伪杂糅,巧设了故事情节。

曹操建铜雀台要安置二乔的说法是子虚乌有的。铜雀台其实是在赤壁战役之后才建,并不像小说的情节一般。罗贯中的巧设情节是文学的创作,不是历史。其渊源或许来自杜牧的《赤壁》。杜牧写的这首诗是文学作品,不是历史,所以当然可以取形象思维。要不然直抒史实,那就是历史,而不是文学创作了。

文学的形象思维是以虚说实,读者的理解则是以实解虚。若把虚当实,就要混淆历史和文学了。现今通行的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影,往往就是采用文学的形象思维来说明问题,我们断不可把它当历史看待,以免闹笑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4/2012

2013年2月10日星期日

【231】孔子是不是很迂腐?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论语》3.02)

这个记载没有什么大争议。早在汉代,马融说的“三家,谓仲孙,叔孙,季孙。《雍》,《周颂•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庙,歌之以彻祭。今三家亦作此乐”就为后世所接受。

例如梁代皇侃说:“《雍》者诗篇名也,彻者礼天子祭竟,欲彻祭馔,则使乐人先歌《雍》诗以乐神,后乃彻祭器。于时三家祭竟,亦歌《雍》诗以彻祭馔,故云三家者以《雍》彻也。”

南宋朱熹亦说:“三家,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之家也。雍,周颂篇名。彻,祭毕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庙之祭,则歌雍以彻,是时三家僭而用之。”

我们从这些注释中知道《雍》本来是《诗经》里头的周颂,是周天子在祭祀之后要彻(与今天讲的“彻”同义,即收餐具食品)祭品时演奏的乐曲。现在三家竟然也演奏这个音乐彻祭品,岂不是僭越了?

既然“八佾”舞和“雍”乐曲都是天子专属,何以三家采用就算僭越,鲁君采用就不是呢?要知道,鲁国本是周武王给其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旦对周王朝的稳定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地位何其高尚,因此鲁国也就享有一些特权。

三家,指的是鲁国的卿大夫孟氏、叔孙氏和季氏三个家族。鲁国传到桓公时,桓公有四子,嫡长子继位后称鲁庄公,庶长子、庶次子、嫡次子都按当时的封建制度被封为卿。他们的后代逐渐形成了大家族,是为“仲孙(亦称孟孙),叔孙,季孙”。由于都是鲁桓公之后代,所以后世又称为“三桓”。三桓之中,又以季氏的势力最大,常有僭越之举。身为鲁国人的孔子看不过这种非礼的举动,所以常有埋怨之言。

下半句就是孔子骂三桓的话。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是孔子引用《雍》的句子。汉代包咸注释说:“辟公,谓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诸侯及二王之後来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义而作之於堂邪?”孔子的意思是这首诗所说的是助祭者都是诸侯和王者之后,天子的容仪何等威严,现在三家的祭祀竟然敢于采用,哪里有这种气势威严?徒增个骂名而已,就像朱熹所说:“讥其无知妄作,以取僭窃之罪。”

从“八佾”舞和“雍”曲两个事迹看,孔子是很迂腐的。他很讲究礼的规范,天子的礼只有天子可用,公卿不宜采用;公卿之礼,平民也不可用之。今人祭孔,竟然安排跳八佾舞,孔子泉下有知,岂不气死?

不过清人宦懋庸撰的《论语稽》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夫春秋之世,以礼乐为娱乐之物,且以其大者重者为观美,而不复辨此礼此乐之何以施用。”因此怀疑是后世误记孔子的言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2

2013年2月5日星期二

【230】是可忍孰不可忍?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3.01)

朱熹解释这段话说:“佾,舞列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或曰每佾八人。未详孰是。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

朱熹这个解释是罕见的,因为他把两种异说都列出来,却不作判断。“未详孰是”实在耐人寻味。

汉代马融的注说:“佾,列也。天子八佾,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这个说法没有争议。“八佾”是种祭祀的舞蹈,只有天子才可以采用。诸侯只能用六佾,卿大夫四佾,士人则二。马融又说:“鲁以周公故,受王者礼乐,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庙舞之。”也就是说鲁国因为周公的缘故,虽然只是“侯”,却可以享有王者的特权,祭祀时跳八佾舞。季桓子不过是鲁国的臣,是卿大夫,但是竟然擅自让八佾舞于庭,这可就违背常礼了。

朱熹说的“未详孰是”指的是到底“八佾”是由多少人组成的队伍。他说的“每佾人数,如其佾数”是说舞蹈排列时的人数,是和列数对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是“八”,那就是八八六十四人,如果是“六”,就六六三十六人,“四”就是四四十六人等等。这是杜预在注释《左传》时所说的。宋代邢昺也赞同,说:“今以舞势宜方,行列既减,即每行人数亦宜减。”

朱熹后来又说“或曰每佾八人”则是更多人的说法,包括上面所说的马融、服虔《左传解谊》、《宋书•乐志》等。其中以《宋书》所言最具说服力。因为古代有“天子制八音为乐,以调八风,故舞人亦有八行”之说。
到底何者为是?朱熹说存疑,我也说存疑。

多少人组成的队伍倒不是重要,重要的是后一句。朱熹说:“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或曰忍,容忍也。盖深疾之之辞。”这又是两个解释。钱穆用白话来说是:“此忍字有两解。一,容忍义。季孙氏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礼,此事可忍,何事不可忍。此乃孔子不满于鲁君不能制裁其大夫之僭肆。一,忍心义。季氏八佾舞于庭,上僭天子,近蔑其君,此事尚忍为,将何事不忍为。此指斥季氏。”

解释为“容忍”是大多数人的看法,说白了它的意思就是如果这件事情都能容忍,那还有哪件事情不能容忍?意思就是“这是最不能容忍的事情了”!
把忍解释为“忍心”是贾谊的说法。贾谊说:“恻隐怜人谓之慈,反慈为忍。”(《贾子•道术》)也就是“忍”是“不仁慈”,“狠心”的意思。

钱穆说:“孔子重言礼,礼必有上下之分,遂若孔子存心袒护当时之在上者。其实不然。礼本于人心之仁,非礼违礼之事,皆从人心之不仁来。忍心亦其一端。此心之忍而不顾,可以破坏人群一切相处之常道。”

这番评论说得很好。为政者如果忍心做一些欺上犯下的事,还有什么是不敢做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