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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30日星期二

【246】唐三藏与心经

《心经》是流传极广的佛教经典,它的汉译本很多,一般藏经收录有7个版本,而在方广锠编的《般若心经译著集成》则收录了18个翻译版本。在众多的汉译本中,以唐三藏玄奘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流传最为广泛,是当今寺院必诵经文之一。

何以唐玄奘的译本会脱颖而出,成为最受欢迎的经文?我认为这和唐僧取经的故事的流传大有关系。

唐僧赴印度取经本来是历史事迹,但是流传开来的却是文学性的叙述,这种叙述方式更加深入民心,影响更加广泛。要知道,佛教传到中国后,除了佛经的翻译推介之外,也产生了不少“灵验记”的辅教之书。就一般民众而言,高深的佛理和思辨的教义,是难以吸引他们的。他们更喜欢现实利益,例如今世的解危济困之道,或是来世的富贵荣华。因此,佛典的流传,除了严肃的经论以外,还会有种种通俗的灵验故事。这些故事的目的即彰显神迹,以赢取民众的信仰。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遗书有《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这是现存心经音写抄本的珍本。这个本子前面附有序文,略叙玄奘取经途中遇观音菩萨化身授于《心经》,其后唐僧每每于危难时皆靠诵念此经得以脱困。这篇序文起源很早,所以一般相信序文本身就是一篇叫大众起信的“灵验记”。

慧立、彦悰所撰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可能还是次生的灵验记。该书有这样的描述:“至沙河间,逢诸恶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虽念观音不得全去,即诵此经(《心经》),发声皆散,在危获济,实所凭焉。”《太平广记》卷92也载:“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行,魔鬼潜迹。遂至佛国,取经六百余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诵之。”

《西游记》也敷演这个故事:第19回描写唐僧师徒经过浮屠山,乌巢禅师口传唐僧《心经》,并叮嘱他:“若遇魔障之处,但念此经,自无伤害。”其后,一路西行,唐僧就是常念这部《心经》,就如第93回唐僧所言,“《般若心经》是我随身衣钵,自那乌巢禅师教后,那一日不念,那一时得忘?”

“灵验记”的流传和影响是深远的。《心经》对于玄奘取经事业的帮助,根植人心。“或途经厄难,或时有阙斋馐,忆而念之四十九遍,失路即化人指引,思食则辄现珍蔬”,于是唐三藏和《心经》的关系广泛流传开去,对《心经》的神异妙用留下深刻印象。

借取经故事来衬托《心经》的神异,以达到流通佛经的目的,这是宣教的普遍手段。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固然朗朗上口、语言流畅、易记易背,但若无“灵验故事”衬托,恐怕也不会广泛流传。要知道,在玄奘翻译《心经》之前,支谦、鸠摩罗什也有译作,他们都是翻译大师,尤其是后者的译作,好些都是当今佛门课诵必备本,唐三藏译作要脱颖而出还真非绝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7/2012

2013年4月25日星期四

【245】唐三藏最爱哭

唐三藏西行初始,孙悟空告知他坐骑被龙吃了,三藏的反应是:“既是他吃了,我如何前进?可怜啊!这万水千山,怎生走得?”说着话,泪如雨落。孙悟空一旁见了,忍不住暴燥,发声喊道:“师父莫要这等脓包行么?你坐着,坐着!等老孙去寻着那厮,教他还我马匹便了。”

黄风岭唐僧被妖怪捉了,孙悟空变成蚊虫儿,进洞里探看,“原来师父被他绑在定风桩上哭哩”。

在平顶山,有功曹告诉孙悟空有妖怪。孙悟空在唐三藏、猪八戒、沙僧询问时,心里却暗想:“我若把功曹的言语实实告知师父,师父他不济事,必就哭了……”

类似的情节在小说《西游记》中屡见不鲜。只要一遇到问题,或者被妖怪捉了,唐僧的反应就是哭,就连孙悟空都忍不住要骂他脓包。

其实,《西游记》中的唐僧是一代高僧玄奘,不但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地位崇高,而且还是影响中华文明进展的重要人物。小说中所写的唐僧, 与历史上的玄奘大师,简直是两个人,判若云泥。

例如“取经缘起”,小说与历史就有很大差别。小说写唐僧西天取经,是因为要给唐太宗分忧,应付朝廷启建超度法会的需要,并完成如来佛要传经东土的意愿。因此,唐僧西天取经,不过是充当西天如来与唐皇帝的使者。

可是,作为历史人物的玄奘,西行印度取经的原因与这有着根本的不同。玄奘出家后遍从名师,佛经读得越多对佛教教义的疑惑就越大。就如他告诉高昌王那样:“遗教东流,六百馀祀,腾、会振辉于吴、洛;谶、什钟美于秦、凉,不坠玄风,咸匡胜业。但远人来译,音训不同,去圣时遥,义类差舛,遂使双林一味之旨,分成当、现二常;大乘不二之宗,析为南北两道。纷纭争论,凡数百年。率土怀疑,莫有匠决。”

这一段文字说明玄奘西行,是为了解除当时中国佛教所存在的种种纷争。他清楚看到翻译的文本多有歧义,因此立志西行探求原典。可见,玄奘西行取经完全是自觉的,既没有佛祖传经东土的神话,也不是大唐朝廷启建法会的需要。这样的动机与志向,就先凸显了唐玄奘的伟大。

即使是“取经结果”,小说也写得光怪陆离。到了西天,唐僧从此脱胎换骨,不再是肉身凡胎,回程也就变得轻而易举,由金刚护送,使阵风便送回东土。回到长安,唐僧升坛说法,空中却有八大金刚现身邀约,齐赴西天授职。这种俗知俗见,把西行大事简化成一个赛会,只要抵达终点就算完成任务,从此飞黄腾达,衣食无忧。

历史上,玄奘从西行取经到返回长安,前后费时19年。在印度的14年,他参访名师,学习梵文,并通过多次讲演和辩论,折服印度本土宗教师,可说是誉满天竺。过后,他带回657部梵文佛经。回国后,玄奘19年间不懈地从事佛经的翻译,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被誉为佛典四大译师之一。他所讲述,弟子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更成为中印交通史中的重要著作,是研究印度和中亚、南亚诸国历史地理的珍贵材料。

这样的一位历史伟人,落到小说家手里,却变成了一位爱哭、偏听、是非不辨的脓包;虽然仍贵为“师父”,却是比不上弟子的糊涂师父。有人说《西游记》是要宣扬佛教教义的,从唐僧的形象塑造上看,您认同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2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244】文章的结尾

早期的诗歌,如屈原的楚辞,在结束前会有一段文字称“乱曰”。乱者,理也,表示总理全文大意,陈明题旨,是全文的结束语。例如《离骚》结尾说:“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乡?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意思是:算了吧!国内没有人理解我,我又何必思念着故乡?理想的政治既然没有人重视,我还是随彭咸而去。简单的一段话,把他先前写的文字作了一个很好的概括,说明自己的坚定立场!

司马迁的历史,写到最后,会来个“太史公曰”。例如给老子、庄子列传,结尾处说:“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短短几句话,说明老子推重“道”和“虚无”,顺应自然以无所作为来适应各种变化,所以他写的文章言辞旨趣微妙难懂;至于庄子则是离散道德,方言高论,但他的学说的根本还是在于顺应自然。

早期西方的寓言如《伊索寓言》,在故事结尾处也会有点题的一句话。例如大家熟悉的《北风和太阳》,北风猛刮不但不会令行人脱掉衣服,还把衣服穿得更紧;太阳温和的照晒,反而使行人主动脱掉衣服,跳到河里去泡水。最后点题说:温和的说服胜于武力的震慑(persuation is better than force)。

上面的例子都是正面的,让我们看到文章在煞尾时,如果有个很好的概括,将起着画龙点睛之效,不但让人总结先前所看的,还让人有意外惊喜,突然惊觉原来作者要说的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文章的结尾如果不好,却会破坏文章的美感,影响读者的审美意识。

最近我在上公开课时,引导小学生进行文本对读,学生的反应就给我这样的感觉,叫我深深感慨我们的教材缺乏张力,无法拓宽文学思维空间,让学生的思维自我设限。

例如《我们靠自己》一文,写小蜗牛埋怨为什么要背负又重又硬的壳,妈妈给他一番解释后勉励他说:“我们不靠天,也不靠地,我们靠自己!”文章如此煞尾,已经有足够的力量,读者会因此受到启发鼓舞。可是,我们的课文偏偏要加上一段文字说明小蜗牛听了妈妈的劝导后,恍然大悟,庆幸自己有壳!不但画蛇添足,还局限了学生的思虑。

再审视其他篇章,谜语诗竟然要以“小朋友,猜一猜,是什么”来结尾,仿佛不这么问学生自己就不会主动去猜那样;爸爸讲了一句有道理的话,小朋友要点头附和,表示自己很同意爸爸的话……

这样的结尾,徒使学生轻易草率就做结论,不会扣紧课题进一步考虑,渐渐养成懒惰思考的习惯,错失许多提升智慧的机会。

好的文章结尾是画龙点睛,不好的文章结尾是画蛇添足。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2

2013年4月15日星期一

【243】不要把儿童当小大人

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说:“往昔的欧人对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倘不先得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儿童为本位。”

诚然,在人类文明史上,儿童有一段很长的时间都不被重视。不管是西方的把儿童视为“成人的预备”期,抑或东方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都是一种误解。这种误解导致成人往往用心良苦,以自己过往的经验教育孩子,希望及早让他们学会当“大人”,结果往往上演揠苗助长的一幕,摧残了儿童幼小的心灵,扼杀了儿童丰富的生命力。

最早呼吁人类重新认识儿童,把儿童当儿童看待的是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他在其经典著作《爱弥尔》中说:“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他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他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作成人,把儿童看作儿童。”

卢梭在书中提出了两个革命性的观点:一、儿童是与成人全然不同的存在个体;二、对儿童,要进行自然人的教育。前者开创了新时代的“儿童观”,后者则开创了近现代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观。

卢梭的“儿童观”主张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小大人。儿童的心理是独特的,他们的想法也是充满创意的。如果我们不懂尊重孩子们独特的想法,强行以大人的心态去强迫他们接受大人的想法,结果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

卢梭认为“为了不可靠的将来而牺牲现在,使孩子受各种各样的束缚”的教育是“野蛮的教育”;这种“时刻向往如此渺茫的未来,而轻视可靠的现在”的教育观,卢梭直斥“简直是发了疯”!教育者没有把儿童当作儿童,就不会给他们发挥自由意志和创意的机会。被锁定在一个又一个的框架里的儿童是可怜的,毫无生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身心的发展。没有创意的新一代,人类的未来也就渺茫。

儿童期本就是人类个体生命周期中的起始阶段,是不依赖于是否被人发现而客观存在的事实。卢梭的儿童观,开启了人们的眼睛,做到实质意义的启蒙教育。儿童概念、天性、潜能的发现,不仅为卢梭的儿童观奠定了历史地位,对今天的教育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把儿童看作儿童”的观点,启迪了诸如裴斯泰洛齐、康德、杜威等近现代教育家。西方教育家自此以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儿童的兴趣、特点上,开展了以研究儿童世界为核心的现代教育观。

我们很纳闷的是为什么今天竟然还有人为了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倡导提早让儿童入学,以便早日离开学校踏入社会工作。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历史的教训,怎么都放着不管,而宁愿蓄意摧残儿童,赔上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机运。这是怎么样的一种思维?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07/2012

2013年4月11日星期四

【242】当杜甫遇上莎士比亚

我在论述中国古代文学时,提及了西方的启蒙运动。有人深不以为然,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不可两相对比,徒增混淆。

记得在南京大学读博时,系主任莫砺锋教授某次上课时突然问:杜甫和莎士比亚,谁先谁后?我们都不敢抬头,因为没有想过把这两人放在一块儿。莫老师跟着说,有一年面试,他就是用这个问题问申请研究所的学生,结果发现绝大部分考生都不会回答。莫老师说这就是我们的弱点,视野不够广阔,对文学问题的思考面还没有彻底打开。

从历史看,杜甫和莎士比亚肯定是不会相遇的。但是他们毕竟各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艺思想,必有其共通之处。莫老师承续程千帆先生治学的方法,寻求“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程先生曾经说过:“拿搞文学的人来说,我们最注重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材料,称作文献学;另一个是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思考,叫做文艺学。真正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是将文献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相互结合、渗透、协调在一起所取得的。在材料上要考证清楚,尽量使它没有问题,靠得住;在艺术分析上,要深入到作家的内心世界,将它发掘出来,成为一般读者可以感觉到的东西。”在艺术的分析方面,程先生强调要敢于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切入,以展现作者的心灵,就如他曾用校勘学、训诂学、语法学乃至物理学等方面的知识来解决问题。莫老师曾经研究西洋文学,当然在思考面上又多了一个选择。

坦白说,要像程、莫等先生做到治学的这个高度,实在不容易。我自觉阅读面不够宽,思考度不够深,还难以从各个学问领域攫取理论以说明文艺创作。但对于材料的考证,却一直不敢马虎,力求精准靠得住。

最近一位朋友经常引用“狼孩卡玛拉”的故事来说明人类言语的发展有个关键期,错过了这个关键期,就难以掌握言语。我对此倒是有点担心。因为在阐述这个观点之前,必须先有确保资料的准确性。

狼孩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当时在印度加尔各答附近的山村里,人们在打死大狼后,发现狼窝里有两个女孩,大的年约7岁,小的年约2岁。后来她们被送到一个孤儿院去抚养。小的在第2年就死去,大的一直活到1929年。孤儿院的主持人辛格在他所写的《狼孩和野人》一书中,详细记载了这两个狼孩重新被教化为人的经过。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活下来的卡玛拉经过7年的教育,才掌握45个词,勉强地说几句人话。因此,有人因此作结论:人类从出生到上小学以前这个年龄阶段,对人的身心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在这个阶段,人类发音系统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神经通路,以后要重新改变,非常困难。因此,长期脱离人类社会环境的幼童,就不会产生与语言相联系的抽象思维和人的意识。

虽然有了结论,但是资料的来源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质疑。有研究发现辛格是为了增加孤儿院资金而编造“狼孩”的故事;也有研究表示女孩出生时已经有智力发育障碍,辛格有意隐瞒。

文献如果不可靠,我们建立再完美的结论也将会是徒然。因为文献一旦被发现不可靠,一切就会像釜底抽薪般燃烧不起来。掌握好文献,最低限度也能立于不败之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1/07/2012

2013年4月5日星期五

【241】端午节话屈原

何振森居士趁端午节写了一幅字给报馆刊载,字范引用《离骚》的“民好恶其不同兮,惟此党人其独异”。这句话是屈原骂楚国群臣的,表面意思是“天下万民所喜欢的、所讨厌的,各有不同;楚国这些人尤其有异于大众”。原文下来还有两句:“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幽兰”是香草,把它挂在腰间自可芳香宜人;偏偏这些“党人”不挂幽兰,独沽一味,爱上“艾”草,把它插满腰际。这是讽刺楚国群臣当时狼狈为奸,不分善恶,只会互相吹嘘,以丑为美。

我把这幅字放上网,有人回应:“吃粽子是纪念屈原。端午节在商朝就已经存在了。因此端午节并不是纪念屈原。”这说法很有趣,大有商榷之处。

其一,端午节起源极早,并非在商朝才有。“午”在古代与“五”通用,端是“初”,所以端午就是“初五”。不过,“月惟仲秋,日在端午”,月亮在八月十五最圆,太阳则在五月初五正立中央,这是古代天文观察成果。“日在端午”指的日子是“五月初五”。今天我们用的二十四节气之一的“夏至”,是在公历6月21或22日,这一天太阳在北半球的至点,特别炎热。可是,唐人韩鄂对“端午”的解释是“日叶正阳,时当中夏”,意思是端午是“夏至”,太阳处于正阳位置。古人对“正阳”之日多有忌讳。先秦文献中常见人们憎恶“五月五日”,把它视为“凶日”,所以当时的习俗,多有在这天驱邪的。《大戴礼记》载:“五月五日畜兰为沐浴”,就是“辟邪”的习俗;屈原也说“浴兰汤兮沐芳华”,可见在屈原之前人们就已经“庆祝”五月初五端午节。
中国历法相传始于夏朝,所以称“夏历”。根据夏历,寅月为岁首(正月),按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排列,五月就是“午月”,端午就是“五月初五”。种种迹象显示,“端午”作为节庆该可推前至夏朝。

其二,粽子并非为了纪念屈原而有。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载:“俗以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可见在东汉时期,吃粽子的习俗是在端午至夏至这段期间,并不是“吃粽子纪念屈原”。西晋时人们才把吃粽子的习俗固定在端午节。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角黍就是粽子的别名。梁代《续齐谐记》写了一个故事,说屈原投江后,人们常以竹筒贮米投水祭拜。后来屈原化身告诉人们,所祭之物皆为水底蛟龙所吃,当用练树的叶子包裹,再系以五色丝,这样他才吃得到……小说家之言往往深受民间喜爱,粽子与屈原关系从此流传开去。

其三,说端午节早于屈原投江之前而有是正确的,但是说端午节不是纪念屈原却有待商榷。端午节的习俗是一种文化现象,是逐渐积累而成形的。最早出现的端午习俗当在夏以前。后来楚地人民以端午节为依托来纪念投江自尽的屈原,并且把许多本来就有的民俗(粽子、龙舟等)都附会到他身上,赋予了“端午节”一个新的意义和活力。随着时日的推移,这种说法广为中华民族接受,内涵也日愈丰富。端午节纪念屈原已不再是楚地的一个习惯,而是中华民俗在共同的价值观之下表现出来的传统;而与他攀上关系的屈原则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种象征。

我们应该看到节庆积累的文化内容和含义,不该轻易推翻和否定这种文化现象。因此,我觉得说端午节是纪念屈原的日子是绝对说得过去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 24/06/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