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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30日星期五

【269】药、可乐、水果

学生问:鲁迅要搞大众醒觉运动,为什么不说些更浅的大白话,而要写那么深奥难懂的文章?

我回答:这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待。第一,社会醒觉运动牵涉整个社会,该当由整个社会来承担,不能锁定一两个人做。每个人各有角色要扮演,应该各司其职,各安本份,不要过度夸大自己所做的是最重要、最正确的,强要大众随同附和。若大众不跟随,便给人贴标签、定好坏,这是比社会醒觉更糟糕的霸道。鲁迅自觉地从事社会醒觉运动,他自然知道自己的角色和职责,有选择性地去做他认为该做的。不是每个人都要走上街头,直接参政才叫做“有为”。

第二,文字的表现力是多方面的,可以直白,也可以含蓄,各有其功用和魅力;倘若化身为文学,则该注重思维空间的开拓,给读者留有想象的空间,体悟文字背后的信息。例如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是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只有四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可是,写来流利飘逸,夸张中又留给读者合理的想象。一般相信这首诗是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作的。他借助客观的景物来表达遇赦后的心情,行舟之迅速代表着他的迫切心情,而“两岸猿声啼不住”更予人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作品流传下来,千年后还会给人启示。倘若李白当时只写“终于得赦,心情愉悦回去”,那可有多乏味!

鲁迅其实也有用大白话呼告的,像他的一些杂文便是。但,他给后人更大启示,更受到后世关注的,还是他的小说。

第三,醒觉是长征,不求短期的效应而已。直接呼告做不到这点。

我且引述刘绪源老师的话说明这点。他把市场上林林总总的儿童文学读物分为三类:一是强调教育价值的,二是强调市场价值的,三是强调审美价值的。他比喻说:第一类读物是“药”,急于对治读者的毛病而出版,希望通过故事引出教训,让儿童受教育;第二类读物像“可乐”,只求市场效益好,一味讨好儿童口味,写得浅显热闹而没有真正的内涵,不但没有“营养”,一旦上了瘾,还会排斥其他的“食品”;第三类读物则是“水果”,不但有生命,而且美味,只不过吃起来必须用力,不像药片一吞就得,也不像可乐那样喝下去便是,所以有些孩童懒于吃它。

这个比喻很妙。试想,要呼唤民众醒觉,是不是只要一个方法就可以处理好?如果您是鲁迅,在“药、可乐、水果”的对比下,您又会作何选择?

药最初也许有效果,过了一阵子,药效骤减,该怎么办?如果写文章也像开药方,会不会变成一种具时效性的文字,解决了一个问题后便宣告作古了?

可乐之类的软饮品,只是契合大众的口味,但求畅销就好。写这样的文章,便要成了比较谁的文笔写得较大众化、较优美、较合乎大众的阅读口味。读者不会在乎内容其实是他们已懂的,只要作者按着他们正常的思考模式写,切中他们的口味,便被捧为名篇了。

水果则不然,就像刘老师所说,“水果有营养,但不是针对性地用以治病的,吃它只是享受,在享受的同时,营养被吸收,慢慢地也就有了健身的作用”。如果我们把文字降格成只是传递知识的工具,那岂不是把它的功能过于平面化和庸俗化?读者的阅读力要通过锻炼和积累,才能提升,才能透过文字获取智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1/2013

2013年8月25日星期日

【268】功用之臣

《荀子》记载孔子评述晏子的一句话说:“晏子,功用之臣也。”(《大略》)这是孔子对晏子极为正面的评价。

孔子如此表扬晏子,自然是因为晏子在行事上与他有共同之处,都一样是积极入世,处处关心人民,以民为本。不过,孔子的具体表现机会不多,所以让后世缅怀的毕竟是他对“仁”的主张和思想;而晏子则是实践家,终其一生,鞠躬尽瘁,在政治主流上实践了他对“仁”的主张,通过实践来散发出其思想光辉。

《晏子春秋》里记载晏子爱民恤民的事迹颇多。例如有一年齐国闹饥荒,晏子请求开仓发粟,账济灾民。齐景公不但不准许,还要大兴土木建听政用的路寝之台。身为臣子,进谏不能太过,以保全身;但却又不能忽视自己为官的职责,无视人民的困苦。晏子于是“令吏重其赁,远其兆,徐其日,而不趋”,这句或作“远其涂,佻其日”,意思是他命令主事的官吏提高雇工的工酬,增加道路的长度,延缓工期,而不加以催促。三年后路寝之台建成,君王既满意,百姓也得到了赈济,蒙受晏子的恩惠。(《內篇第五》)

景公喜欢捕猎,有次他让烛邹看管他养的鸟儿,烛邹却不小心让鸟飞走了。景公大怒要杀他。晏子要求先陈述烛邹的罪名才杀他,景公批准后,他便说:“烛邹有三罪:一、为君主看鸟而让鸟逃走;二、害我们的君王因鸟的缘故而杀人;三、让其他侯国听闻此事后,以为我们的君王‘重鸟以轻士’,这三条都是死罪啊!”景公听了深感惭愧,便豁免了烛邹的死罪。(《外篇第七》)

景公之时,刑法甚繁,要逐一矫正是不可能的,要从根本上改变他,还得另谋对策。某次景公对晏子说:“你的住宅靠近集市,吵闹灰尘多,我给你换个住处吧。”晏子推辞说:“别人能住,我也可以住,要不有人会说我奢侈。而且靠近集市,买东西很方便,多好!”景公笑着说:“你住近集市,知道什么是贵贱么?”晏子说:“哪里可能不知道?”景公说:“那你说说什么东西卖得贵,什么东西卖得贱?”晏子说:“踊贵而履贱。”原来当时严厉的齐国刑罚,会对犯罪者施于刖刑,也就是砍掉罪犯的脚。踊,是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晏子的回答是说特别的鞋子很贵,一般的鞋子很便宜。景公听了“愀然改容”,并因此而“省于刑”。难怪后世评述此事说:“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内篇第六》)

类似这样的事迹,在在显示晏子的“仁风义举”。晏子一生为官,跨越齐国三代君王,主政都是以惠民为首要考虑,不空谈理论,不标榜仁义。难怪孔子要说是“功用之臣”。

孔子虽说学而优则仕,但是出仕后,士人是否还能够保持昔日的赤子情怀,多做有功用之事,尚得让历史来验证。像晏子这样的功用之臣,在世深得人心,去世也流芳百世。

反之,一些紧抓学问,满口仁义道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的评论家,却远远不及“功用之臣”。所以,我一直倡导,要用实践来印证自己的理论,要用行动来加强自己的观点,不该偏于一隅,走向极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2/2012

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267】黄巾红巾,是兵是贼?

“黄巾”和“红巾”分别是东汉末年和元朝末年起义的农民军。两者有很大的共同点,都是农民起义,都是以宗教为号召,都是以裹颜色头巾为标志。不同的是:前者以失败告终,所以被判为“黄巾贼”;后者成功,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黄巾起义发生于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当时朝廷腐败、宦官和外戚的斗争尖锐化、边疆又战事连年,加上全国大旱,农作物歉收,人民依然要缴交高税,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贫苦农民,在当时以“太平道”济世,并拥有很多信徒拥护的张角的号召下,纷纷头扎黄巾,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向统治集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黄巾起义后,各地兴起了许多豪强的武装。董卓、袁绍、袁术、陶谦、刘表、曹操、孙策、刘备等纷纷招兵买马,乘时而起,打起平乱的旗帜,或屠杀“黄巾贼”,或招降他们以扩大自己的武装势力。他们因此获得各自的政治地盘,在东汉帝国的土地上建立起无数的军事政权。

这种豪强混战的局面以灵帝中平六年(189)爆发的董卓之乱拉开序幕,直至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才以三国鼎立的局面宣告结束。我们说董卓之乱是豪强争霸的序幕,是因为在这之前东汉的政权虽然被农民摇撼,但统治阶级还保持着一种统一的表象。董卓之乱后,撕破了这种假统一的面具,名义上虽然还有刘氏皇帝,但他已是豪强挟持以号令天下的傀儡。

黄巾起义,加快了汉朝的灭亡。但是,当中豪强的崛起,不但把黄巾当贼般屠杀,还掩盖了黄巾起义的历史地位。

历史称“董卓之乱”是因为董卓专横独断,残暴至极,一心寻求篡权的机会。他废少帝拥陈留王,挟天子而令诸侯。后来在王允、吕布等的共同谋划下被杀。其时民间广泛流传一首民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千里草、十日卜是拆字游戏,重新组合起来就是董卓的名字,何青青、不得生则深刻地表达了当时人民对误国权臣董卓的痛恨,希望他早日死去。

千余年后,中国历史进入了元朝政权。元朝是蒙古族创立的,对汉族百般压迫,造成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成灾,沿河州郡不但受水灾影响,还遭遇瘟疫等伤害,灾区人民死者过半。这一次的黄河灾害,还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至正十一年,顺帝命贾鲁“治水”,强征民工开凿新河道,引领黄河与淮河流入东海。同一时期,顺帝又变更钞法,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两大事件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群情激愤。

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红巾军起义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直接成就了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

元末明初陶宗仪的《辍耕录》收录了一首元曲,注云:“《醉太平》小令一阙,不知谁所造。自京帅至江南,人人能道之。”这首元曲正好概括了元末的局势,民心之思变跃然纸上。曲是:“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如此惹民怨的政权,给红巾制造了胜利的条件,也奠立他们的历史功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12/2012

2013年8月15日星期四

【266】从人到神,再走下神台

沈伯俊先生说:“《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魂。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形象,一个光彩照人的不朽典型,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诸葛亮形象三辩》)

这句话说得好,也代表着很多人的心声。许多人看《三国》,不管是小说还是改编后的电视剧,都会觉得诸葛亮出山以后情节突然精彩起来,而诸葛五丈原病逝后,就失去了看的冲动。可见,把《三国演义》当成《诸葛亮传》也不为过。

可是,如果我们看正史,陈寿是这样评论诸葛亮的:“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炼,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三国志•诸葛亮传》)

陈寿这番评论非常中肯,赞多贬少,即使是贬也不过说诸葛亮不善于用兵,应变将略不是他的长处而已。诸葛亮的崇拜者对此当然不忿,搬出陈寿的家世来说明陈寿的偏颇。原来陈寿的父亲是马谡的参军,诸葛亮街亭斩马谡,陈寿父亲也受到牵连,因此陈寿对诸葛亮颇有仇恨云云。(《晋书•陈寿传》)然而,这样的说法是不耐推敲的,清代学者王鸣盛、赵翼都加以驳斥,认为陈寿的评论中肯到位。

陈寿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待诸葛亮的功过,对他的一生做了客观的评定。这是把他当人看待做的评述。罗贯中把众多事件集中在诸葛亮身上,用艺术手法再造了他的光辉形象,这是把他当神看待的做法。

“造神”本来就是人类的一种特殊才华。这种才华不是从天而降,要不然人人都可为之;造神更加不是无中生有,要不然它就经受不起历史的考验。总之,造神的对象必须要有过人之处,而且要有功于社会,是大家熟悉的对象。

蜀汉地区对诸葛亮的崇拜由来已久,据地方志记载:“亮初亡,所在各求为立庙, 朝仪以礼佚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后来,因为民意难违,后主遂在景耀六年(263)春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于是武侯庙成为民间祭祀诸葛亮的所在。可见诸葛亮的文治武功在蜀汉地区留有巨大的影响。不过这种习俗渐渐的会被神化,尤其是统治者介入之后,往往会加以利用,以达致其统治目的。例如过高的标榜诸葛亮的“忠义”就是。随后加上民间戏曲、话本、小说等的演义,诸葛亮更加登上了神坛。《三国演义》可以算是集大成者。鲁迅这样评价《三国演义》:“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这是颇有见地的。

现今学术开放,评议历史人物更是时尚。于是对诸葛亮的形象评议也多了起来。当中不乏把他重新迎回历史,站在人的角度去看待的。

我觉得在探讨历史的真实之中,也不应该不尊重社会的时尚。造神不是偶然,其流传也必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要尊重历史,不必盲目顶礼膜拜古人,但却也不该藐视前贤,抹杀前人的论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12/2012

2013年8月11日星期日

【265】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12/2012

2013年8月5日星期一

【264】孔子的因材施教

拉曼大学配合林水檺教授七十岁生日和荣休,特别举办了一项“汉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祝寿方式既特别又有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这项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论语•为政》“问孝”四章解读。

由于过去两年都在讲《论语》,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因此在整理《论语》第二篇的四个章句时,感觉并不那么吃力。相反的,还真有温故知新的体会。

这四章分别是《论语》2.5至2.8章,是孔子回答四个人同一问题(问孝)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前两者是鲁国贵族,后两者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

讲课时,我是分开四段时间讲,没有把四章给串起来。不过,当时讲完后,隐约感觉这四章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是弟子们给老师编书时有意排列在一起的。

果不其然,重新看后,我更加确定这四章是收录在《论语》同一篇里并非偶然的。第一章内容与篇名“为政”相关,可视为夫子阐述“孝”与政治的关系,其后三章却似乎偏离了“为政”的主题。然而,综观四章内容,却又相互呼应,让孔子把“孝道”讲得更加透彻。

皇侃《义疏》中总结得很好,他说:“然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又沈峭云:‘夫应教纷纭,常系汲引,经营流世,每存急疾。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

以上观点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如果单单把夫子的教诲锁定在“攻其短”,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这是过于狭隘的。夫子除了攻其短外,还能矫其失、成其志、说其行。夫子给四个人的不同答案,的确做到“纵横异辙”,使孝道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不流于浮华表面。

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的阐述,反而不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视野。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颐的话说:“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却又无法论证其可靠性,难以叫人起共鸣,只觉得过于把夫子神化了。

近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时,他避开了一些只能臆测的说法,踏踏实实地说:“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我喜欢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方式,着实而又有深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