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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星期一

【289】尊重汉字

朋友从印度旅游回来,无限感触地说:“我真的体会到秦始皇当年统一文字的伟大,若非他,中国今天也不会是这样的沟通方便。印度没有秦始皇,文字繁多,官方语言都多达十来个……”

是的,“统一文字”的确是秦始皇的一个巨大贡献。我们历来都歌颂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据《汉书•艺文志》载:“《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秦篆,就是后来通行的小篆。这是有关秦始皇统一文字的具体阐述。

虽然《礼记》也载:“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中庸•第二十八章)文献较早于秦始皇,不过其内容与后来秦始皇的统一文字恐怕略有差异。

自“书同文”推行之后,汉字的书写就不可以随心所欲,要有一定的规范。

司马迁曾记载这么一段轶事:“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其为谨慎,虽他皆如是。”(《史记•万石张叔列传》)原来在汉武帝时,郎中令石建某次书写“馬”字,把下方的五笔(篆书)写成四笔,竟然惊出一身冷汗,怕要被皇帝治死罪。

明代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记载一个小故事,说宋朝时,有个四川成都人赵旭,文才甚好,但在答卷中将“唯”字的“口”旁误写作“厶”旁。宋仁宗向他指出,赵旭不肯认错,还辩道“此字皆可通用”,遂致仁宗不悦。后来出了金榜,果然无赵旭之名。民间还流传,仁宗和赵旭辩论时,写了八个字给他:“私和、去吉、矣吴、台吕”表明文字不可以乱写,笔画错误就是错误。

南京大学的程千帆先生,认真和严格是出了名的,他要求学生作业不写错别字,是一点也不含糊的。程先生明确提出要求:“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从硕士阶段起,就不允许写任何错别字。你们以后写一个条子向我请假,也要写正楷字,不许写文字改革委员会没有公布的简化字(但可以写繁体字)。一定要注意语法是否正确,意思是否清楚”(《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我的老师张宏生教授提过一个轶事,有个硕士生,作业潦草,经多次批评而不改,最终令其退学。在程先生看来,这并非小题大做,而是为了培养学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习惯。学生们都还记得先生的谆谆教诲:“像你们这样,说重了,是把方便留给自己,把困难推给别人;说轻了,也是一种随随便便、马马乎乎的习气。不是说必须一点不写错,但是,要把比例压到最小,比如说,五千个字中勉强可以出现一个。更重要的是,要养成一种谨严的学风,做到有疑便查。一个人在小的地方粗疏,要想在大的地方有成就,也难。”(《永远的芬芳》)

把文字看得那么严谨,原来还有那么一番大学问。我们学习汉字又岂能马虎看待,草草识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6/2013

2013年12月20日星期五

【288】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中学时读过一篇文章——朱光潜的《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文章很长,不是必读篇章,但是收录在华文课本里,我们还是悄悄地把它读完。

朱光潜(1897~1986)被称为美学大师,是中国美学学会的第一任会长。他先后在英国和法国获取硕士、博士学位。由于学贯中西,所以他的视野广宽,贯通古今;由于善于美学,其作品在平实的生活中取材,让读者在平凡中看出不平凡。《朝》这篇文章就是典型的朱光潜美文。我高中后懂得立志读书,敢于在生活中奋斗,追逐自己的理想,多得这篇的文章的启发励志。

文章开头作者先说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创作诗词,往往就是兴之所至,挥笔成文,写好后看着高兴,自我感觉良好。有一回朋友直接批评他的诗词,叫他震撼。朋友指出:“你的诗词都来得太容易,你没有下过力,你欢喜取巧,显小聪明。”这一番说法,叫作者捏了一把冷汗,发现自己的创作太过随兴,是朝抵抗力最低的路径走的一种游戏之作,不是千锤百炼之作。

从这样的开场白,作者引导读者切入他的写作目的:“从这种失败中我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我觉得不但在文艺方面,就在立身处世的任何方面,贪懒取巧都不会有大成就,要有大成就,必定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

作者跟着对自定的题目做了更深的诠释:“‘抵抗力’是物理学上的一个术语。凡物在静止时都本其固有‘惰性’而继续静止,要使它动,必须在它身上加‘动力’,动力愈大,动愈速愈远。动的路径上不能无抵抗力,凡物的动都朝抵抗力最低的方向。如果抵抗力大于动力,动就会停止,抵抗力纵是低,聚集起来也可以使动力逐渐减少以至于消灭,所以物不能永动,静止后要它续动,必须加以新动力。”

“人像一般物质一样,也有惰性,要想他动,也必须有动力。人的动力就是他自己的意志力。意志力愈强,动愈易成功;意志力愈弱,动愈易失败。不过人和一般物质有一个重要的分别;一般物质的动都是被动,使它动的动力是外来的; 人的动有时可以是主动,使他动的意志力是自生自发自给自足的。”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能不为最大的抵抗力所压服。我们如果要测量一个人有多少人性,最好的标准就是他对于抵抗力所拿出的抵抗力,换句话说,就是他对于环境困难所表现的意志力。”

阐述他的观点后,作者引用古今大哲作为例子,说明他们是如何往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如何在奋斗中磨炼自己的意志,促进自己的成长。对于这些大哲,我们惯性的会说他们“成功”,其实在他们的奋斗中,并没有看到成功的喜悦,反而是身后他们的成就越发叫人怀念,他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文中提到的孔子是如此,耶稣也是如此。

作者概括说:“生命就是一种奋斗,不能奋斗,就失去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能奋斗,则世间很少不能征服的困难。”又说:“能朝抵抗力最大的路径走,是人的特点。人在能尽量发挥这特点时,就足见出他有富裕的生活力。”

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主观的能动性。如果我们一味追求避开抵抗力,生活肯定失去色彩,不但贫乏无味,而且死气沉沉。抵抗力大才能激发我们活着的热情,发挥无限的创意和奋斗力。

全文五千多字,但是发人深省,予人动力。您肯去找来看看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5/2013

2013年12月16日星期一

【287】逼仄何逼仄

杜忠全老师在其专栏中曾经这么说:“不少人一旦气爆了,就随口甩出的 Pek Ceh —— 不光在口头,面子书也没少见到这拼写方式不一,但在在指向同一个方音的词。说的人大多不晓得,这其实并非有音无字,而是货真价实的汉语词,写出来就是‘逼仄’。”又说:“说‘逼仄’冷僻罕用,这确实是本地的实际状况,却不能说中台的中文也如此。”

我同意杜老师的说法。

诚然,“逼仄”这个词在大陆是常用的,即使在学术界也是如此。例如苏州科技学院的梁培培硕士论文是《逼仄空间的道德镜像》(2011),肖百容在《中国文学研究》发表《逼仄、苦难的空间意识——鬼子、东西小说新论》(2009),魏汉武曾在《语文知识》发表《逼仄空间挤压下“扭曲”、“异化”的人性——从七哥、丁太、黄苏子看方方笔下的凡俗人生》(2009),刘红娟在《戏剧文学》发表《传统戏剧:在逼仄的情境中挣扎》(2012),邢少文在《南风窗》发表《半城市化下的逼仄人生 》(2012),姜辉在《大众文艺》发表《行走在逼仄的生命之路上——浅谈“魏晋风度”与魏晋美学》(2010)等 。

这些文章中提到的“逼仄”,兼有“狭窄”和“窘迫”的意思。例如梁培培的论文,副题是《小说<蜗居>的伦理解读》,对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住房问题和道德态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题目中的“逼仄”指的是“狭窄”。又如姜辉的文章谈的是魏晋风度,其时读书人在动荡社会中经历的生活是窘迫的,所以他说“在逼仄的生命之路上”。

以上的论文题目,并非学者自创生词,而是延用古书的。

唐代杜甫有一首诗是《逼仄行——赠毕曜》,开头便说:“逼仄何逼仄,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邻里间,十日不一见颜色。”宋人注杜甫诗歌,是相信老杜诗句“无一字无来处”的,所以黄鹤注说杜甫的“逼仄”来处是《上林赋》,司马相如说“逼侧泌瀄”,“泌瀄”是“波涛互相冲击”,也就是说“像波涛般相互冲击的逼迫。”简单的说,就是杜甫要说明他和华曜的居所不过是一个在巷南一个在巷北,距离是很近的,但是却十日都不能见上一面。

宋代王安石曾写三首诗给蔡天启,第二首是:“蔡子勇成癖,剑可万人敌。读书百纸过,颖锐物不隔。开口取将相,志气方自得。偪仄何偪仄,未见有一获。萧条两翅蓬蒿下,未能生彼升天翼。焉能学堂上燕,绚练新羽翮。”这里的“偪仄”也就是“逼仄”,“逼仄何逼仄”,与杜甫所写一样,但意义上却有差别。王安石指的“逼仄”不是空间的距离了,而是慨叹文武全才的蔡天启处境尴尬,虽有满腔热诚,却始终一无所获。

宋代晁说之的《嵩山文集》这样写:“君不见少陵有客字子美,三赋献罢胡尘起……邻里一人安可得,亦无坟冡可蓁芜。人间偪仄何偪仄,却自骑鲸追李白……”“骑鲸鱼”的典故出自《羽猎赋》,意为告退归隐。所以,上面一段文字的意思也是指人间是充满窘迫之境的。

从古人用“逼仄”的情况看,其意思并不只是指“狭窄”,而更多是延伸开来的心理上因狭窄而起的压迫感。若您也感觉不适宜,就让自己“逼仄”一下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5/2013

2013年12月10日星期二

【286】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学生对我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解释原来是讹传的,并非是指“没有后代”。我很好奇,就问他根据什么而说,他说是网上的资料。

原来网上是这么写的:

“《孟子•离娄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把孟子的话翻译成现代汉语,意思是:“不孝有三种,以不守后代之责为大。舜没有告知父母就结婚了,这就是无后,但君子以为,和告知了差不多。”也就是说,孟子的原话里,并不是大众所谬传的——不生孩子就是不孝。而是认为最不孝的,是对长辈没有尽到后代的责任。孟子原话中并没有说其它的两种不孝是什么。 

后来汉代赵岐写了《十三经注》。阐述了他个人对于孟子这段话的理解:‘于礼有不孝者三事,谓阿意曲从,陷亲不义,一不孝也;家穷亲老,不为禄仕,二不孝也;不娶无子,绝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无后为大。’翻译成现代文: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不劝说,使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种不孝,即最大的不孝;家境贫穷,父母年老,自己却不去当官吃俸禄来供养父母,这是第二种不孝;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这是第三种不孝 。

可见赵歧把‘无后为大’曲解成不娶妻生子,断绝后代为第三种不孝。于是开始了二千多年的误传。”

我质疑这种说法。其中最起疑的是作者说赵岐注《十三经》。熟悉文献的人都知道,赵岐是注孟子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汉代人,汉代推崇的是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十三经”是后人不断把儒家的代表性著作加入后才有,最早也在南宋才成形。说赵岐注十三经,就像说屈原读四书那么荒谬。

赵岐的注是有根据的,他引用的资料出自《礼》,是可信的。

孟子这句话,其实是要表彰舜的孝亲行为。我们在《孟子•万章上》看到孟子借万章的口说舜的父亲瞽瞍其实对舜是很不公平的。他听信后妻的挑拨,多次加害于舜,比如叫舜修仓廪而撤下梯子,还在下面放火图烧死舜;又如叫舜去淘井,却不把他接上来等。所幸的是舜都吉人天相,屡次脱险。面对这样的窘境,舜对父母仍然孝敬,依然担心“无后”一事,所以在没有禀告父母下娶妻。我们知道,糊涂的瞽瞍未必同意舜娶妻,更不会为他而迎娶媳妇儿,所以舜考虑再三,以“无后”为先,不先禀明父母而娶妻。这不是不孝,而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孝行,所以孟子加以表扬。

至于后世流传,把“无后”当成是没有儿子,则是谬传,孟子原意并没有区别后代的性别,他那个时代也不会如此歧视女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5/2013

2013年12月5日星期四

【285】历史上的五月五

我说的是阴历五月五日。

中国古代历法根据月亮的圆缺计算,故称“阴历”。

阴历也称农历,因为古代中国人生活与农耕有密切关系。

从古代文献中,我们发现五月是凶月。例如东汉董勋的《问礼俗》载:“五月,俗称恶月”,同期应劭的《风俗通》说:“俗云:五月到官,至免不迁”,《全后汉文》有“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清代严可均辑)等。

五月五日为重五,更为不吉。《琴操》载春秋介之推在这天烧死(《艺文类聚》引)。介之推是大家熟悉的人物,曾协助晋文公重耳复国,后来隐居深山,文公召而不见,终不肯见,结果被活活烧死。《史记》记载战国四公子孟尝君的生平,也提到孟尝君的父亲因为“五月子者,长与户齐,将不利其父母”,所以坚决不养。司马迁记载的这个传说,不是个案,因为后来《西京杂记》记载的王凤,《殷芸小说》记载的胡广等,都是因为五月五出生而被父母遗弃。

《北齐书》记载南阳王绰的事迹更加有趣。王绰虽然生于五月五日,但是却被养了下来。不过,他死后却四百日尸体不烂,因为“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脑不坏”。

可见,在民俗文化中,五月五日本就是个凶恶的日子。

当然,我们的老祖宗向来就有“自强不息”,“人定胜天”的坚强意志。所以对于五月五的不吉,不会就此认命的,由此便产生了相应的辟邪解除之法。

概括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

一是道士们的神符辟邪法。《抱朴子》便有“五月五日,作赤灵符,着心前”,魏收《五日诗》说“辟兵书鬼字,神印题灵文”等。二是药物避邪法。《大戴礼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夏小正》说“此日蓄采众药,以蠲除毒气”等。三是彩丝续命。《风俗通》有“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就是指给小孩颈项套上五彩丝绳,以免魂魄被鬼神夺走。

除民俗之外,北魏贾思勰留下的农书《齐民要术》有比较科学性的记载:“五月芒种后,阳气始亏,阴匿将萌,暖气始盛,虫蠹并兴。”这表示阴历五月是盛夏将临的时间,瘟疫容易产生,人类和农作物都受到极大挑战。古代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对于病疫的散播,最自然会想到的便是祈禳的习俗。例如《后汉书•礼仪志》便有“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茂。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这是关于五月祈禳的记载。

《荆楚岁时记》记载:“五月五日,四民并踏百草,又有斗百草之戏。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这也是祈禳的记载。端午节将“艾”草悬挂于门户的习俗,据说与屈原有关。但是屈原留下的诗篇,常常以艾为臭草,象征腐败,纪念屈原的节日悬艾,叫人费解。

民俗的流传,会渐渐以某些人物挂钩,并赋予新的意义和使命。五月五日可以纪念的人物众多,如介子推、伍子胥等都是。但是,由于屈原留下的诗篇充满着“爱国”和“不同流合污”的一种特殊气质,更符合广大群众的心理特征,于是五月五日逐渐与屈原挂钩,纪念屈原成了广大群众所认同的意义,成为中华名族的一种心理取向。

五月五日,遂从凶日转变为“爱国”纪念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