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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343】谁来当吴三桂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把林连玉先生奉为“族魂”。

马来谚语谓:“语言是民族的灵魂,没有了语言,民族也就消失。”当年董教总领导层从这个谚语取出“族魂”二字,用意非常明显,除了表彰林先生的贡献外,也提醒世世代代的马来西亚华裔要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利。

林连玉先生一生的奋斗是为了“各民族教育以母语为媒介”,旗帜非常鲜明。

林先生奋斗的时代,中国国势疲弱,中文成了几近作古的文字。林先生的坚持学习母语,是逆境中求存之举,他不惜牺牲教师准证、乃至被褫夺公民权之举,激励了后人。被褫夺公民权时,他说:“我个人的利益早置之度外,为华文教育牺牲永不后悔!”反驳官方的政策时,他说:“争取民族的权益是神圣的任务,我们永远不会屈服的。即使不幸遇到滥用权力者辣手摧残,仍然昂起头来,顶天立地,威武不屈地奋斗到底!”林先生毕生的努力,使他成为国之干城,守护着华社最后的“家园”。

时过境迁,林先生作古已近30年了,族魂的精神是否还延续?华社是否依然坚持“捍卫母语学习”?

林先生去世得早,来不及看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崛起。中国的重新走向国际舞台,自然带起中文的应用价值。今天,全球各地都有人在学汉语,中文系的师资成了海外需求量最大的资源。我国也不例外。根据八打灵发展华小工委会主席林家光透露,巫统保送了6000名学生到华留学,学习汉语。

为应付全球的中文学习热,中国于2002年成立了“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旨在“向世界推广汉语”。这个组织的性质类似当年英国在各个区域成立的“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协调着海外一切学习汉语的事务,包括提供师资、课程培训、教材支援等。

“汉办”的成立无疑可以协助中国官方推广汉语到全球各地。可是,“汉办”推广的“汉语”实际上是采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模式,是作为一种目的语学习的。虽然“汉办”也强调推广中华文化,但那是有选择性地推广表层文化,例如剪纸、拳术、毛笔字、包饺子等,目的是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有这样的文化而已,与传递文化香火无关。

马来西亚是中国境外唯一还保持把中文当母语学习的国家。这一点,即使是今日众多的中国专家学者也不了解,更莫说是汉办一众汉语教师。“母语学习”和“目的语学习”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无论是在教学法上或学习目的上。我们的社会对此认识不够,当然也不会细心去考量这两者的差别了。

我在想,如果“族魂”林连玉先生还在,他会不会也抗拒把我们的“华语”也当“第二语文”来学习?他的“以母语为媒介”的“母语”的含义是什么?

在中国学习汉语回来后在学校教的是“汉语”,这是“第二语言”学习。它的涵盖面是否包括华小的华语学习?华小如果把华语学习的重点转移到交际层面,是否可以开拓新的一个境界?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不会回答。

谈到这里,我不自禁地想起一个人——吴三桂。当年他奉旨回北京护驾,抵达山海关时李自成已进入北京,明朝灭亡。其后,满族领袖多尔衮趁吴李多番的交涉中,将计就计攻打李自成。李自成认定吴三桂引狼入室,杀了吴三桂全家,吴因此索性开关让清兵挺进。就因此,吴三桂被视为“汉奸之祖”,被骂了三百多年!

当今之世,是否有人斗胆当吴三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6/2014

2014年6月20日星期五

【319】坚持走近古人

在新加坡某书局闲逛,一对母女的话吸引了我。高中的女儿指着一本书问:“妈咪,《镜花缘》写的是什么?”妈妈瞥了她一眼说:“古代的东西不要问我,我没有兴趣。”

这样的对话,我相信在我们这里也经常有。不要说是父母,有时候连老师也会这样告诉学生。教育的传承,就是在这样不经意的对谈之中形成。

中国儿童文学家方卫平教授曾给我意见:“你在报章的这个版位非常难得,尽量写些让年轻人看得懂的文章吧!”儿童阅读推广人徐冬梅老师在推动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喜欢融入古代的文学,因为她看到那是“母语”的一个部分。特级教师周益民老师曾经跟我约稿,他说:“你在马来西亚写的《走近古人》可有青少年版的?如果有,我这边也可以刊载。”

中国人也对传统的流失而紧张?传统要不要保留?为什么要保留?

事实上,中国对传统的摧毁,不只是在文革时期,早在五四运动时就已经种下祸根。陈独秀曾大声疾呼,要“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胡适列出文学改良的方针时,也提倡“不用典”,就是在纵容年轻人不要再读古书,要能我手写我口。

当然,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先贤这样说,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为了推行新文化运动,必须走向极端,以扫除障碍,否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难以接受新事物的。就像鲁迅所说的,为了要让大家同意在屋子上开窗户,就故意说要掀掉屋顶。因为你不说掀掉屋顶,就连窗户也开不成了。这是一种策略,俗话称“进两步,退一步”,制造双赢的局面。

可是,掀掉屋顶的主张毕竟是矫枉过正的,有人真会信以为真,去打开天窗。五四发轫的反传统思潮便是愈演愈烈,古代文学传统遭受到颠覆。直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受过完整中文教育的人,还是比较喜欢把屈原定位为自大狂、同性恋;把杜甫当成是酒鬼加混子,李清照也成了只会赌博和纵酒的女人,苏东坡哀悼王氏,被嘲笑为假惺惺。我不知道这是否反映我们的无知与肤浅,还是因为我们对传统缺乏敬畏之心。总之,就是有问题。

离开了古文,我们的语文学习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锦教授曾经归纳两个语文学习的规律:一是以英国为核心的古典模式,在这个模式下,语文的学习是由重视文学熏陶和语法教学,逐步走向重视语言的实际运用;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模式,这是由注重语言的实际运用开始,逐渐走上加强基础和文学教育的道路的另一种学习模式。这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一个从古走向今,一个从今走到古。英国专家认为:“若语文科过于偏重知识教学,忽视学生实际语言能力的培养,将造成学生的语文基础知识贫乏,缺乏起码的读写能力,这将是一种偏差。”美国专家则认为:“如果只注重运用语文,偏重于交流技能,学生语文能力的提高便成为无源之水,同样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无源之水”说得非常形象具体。我们如果切割传统,不与古人打交道,就要犯上这样的错误。

我国的华文教育正走向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这边厢我们在高喊我们的中小学华文师资不足,另一边厢却有大量的老师被送去中国大陆取经,学习“对外汉语”,日后成为合格的华文教师。后者回国后若掌握华文学习的命脉,我们的母语学习将不必再走近古人,就只是沦为沟通工具。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12/2013

2014年6月10日星期二

【318】遗民的气节

“遗民”指的是一个朝代灭亡之后,生活延续到下一个朝代的人民。

一般上,对朝代的更替有特别感触的是读书人,尤其是政权的更替涉及不同的民族,感触更加大。例如明朝灭亡之后,许多读书人在清代初年就以“遗民”自居,坚持不与新政权妥协,以一副不屈的傲骨现世。

顾炎武就是这样的一位遗民。我们且以被他视为“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的《日知录》中的一段关于“廉耻”的文字来探看遗民的气节。

其文曰:《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这段文字的开头,顾炎武引述了欧阳修在《五代史•冯道传》的一番评论。冯道,活跃于动乱的五代十国,政坛不倒翁,历事唐、晋、汉、周四个朝代的皇帝,且高居宰相一职。晋、汉之间为契丹主耶律德光所虏,亦事之。冯道著有自传《长乐老自叙》,文中把他在历朝历代,包括在契丹官职封号都一一列举,并引以为荣。欧阳修“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因此发出上述一番言论。

欧阳修先提到管仲“四维并举”的治国主张。所谓“四维”,即礼、义、廉、耻。欧阳修说“礼、义”是对外的治人之法,“廉、耻”则是对内的立人之道。基于儒家“修齐治平”的顺序,欧阳修自然强调“廉耻”的重要性。他归纳出“不廉”就会贪得无厌,无所不取;“不耻”则脸皮够厚,无所不为。没有廉耻之心,对个人品德必然有损,如果还身兼官职,将是亡国的征兆!

在支持欧阳修“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会导致亡国的观点后,顾炎武表明自己的立场,强调“四维”之中,以“耻”最为重要。为了加强自己的观点,他搬出了孔子、孟子的论点。《论语•子路》记载某次子贡问孔子如何当得上“士”,孔子说“行已有耻”,意思是立身行事要能知耻而有所不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能够不贪污滥权的才是“士”。孟子的两段话见于《尽心》上篇,孟子首先强调一个人能够以无耻为可耻,自然不会有耻辱之事降临他身上;然后又说“巧伪变诈”的人“无所用耻”,因为他们根本不把廉耻放在心上。

从管仲的“四维并举”到欧阳修的“廉耻并重”,最后归纳到自己的“耻尤为要”,顾炎武论述“廉耻”的这段文字层次分明,脉络有序,写作手法如同剥壳见笋般逐层脱卸,最终才归纳出自己的“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的论点。

顾炎武的文章受时代的局限,所批评的是当时候归降满州人,为清朝做事的读书人。可是他引述的“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以及“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怎能不叫身居高职者借鉴警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12/2013

2014年6月5日星期四

【317】借来的书才会读

清代袁枚有篇小品文《黄生借书说》:

“黄生允修借书。随园主人授以书而告之曰:书非借不能读也。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其他祖父积、子孙弃者无论焉。非独书为然,天下物皆然。非夫人之物而强假焉,必虑人逼取,而惴惴焉摩玩之不已,曰‘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矣。’若业为吾所有,必高束焉,庋藏焉,曰‘姑俟异日观’云尔。

余幼好书,家贫难致。有张氏藏书甚富。往借,不与,归而形诸梦。其切如是。故有所览辄省记。通籍后,俸去书来,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然后叹借者之用心专,而少时之岁月为可惜也。

今黄生贫类予,其借书亦类予;惟予之公书,与张氏之吝书若不相类。然则予固不幸而遇张乎,生固幸而遇予乎?知幸与不幸,则其读书也必专,而其归书也必速。为一说,使与书俱。”

第一段讲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借来的书一定很快看完,因为到期就要归还;自己买来的书没有这种压迫感,那就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看完了。作者因此总结出“今日存,明日去,吾不得而见之”的“借来的书必定读”的道理;也提出“姑俟异日观”的“等待明天才读”的拖延心态,对自己拥有的书不会快速去读的常态。

第二段作者写少时借书被拒的事。由于深刻体会到借书不容易,所以一旦有机会看书,都用心记忆。可是,后来当了官有了余钱,买了很多书,反而让书本束之高阁,徒喂蠹虫,自己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翻阅了。所以作者说“借来的书必用心读”。

第三段作者提醒前来借书的黄允修,要感恩有书可借,也要珍惜书本,快快阅读,速速还书。

袁枚写作此文的目的是什么?大多数人说是要借黄生来借书之便,加以阐述“书非借不能读”的道理。书真的要借来的才会用心去看?那对藏书家实在太讽刺了,也对买书的人太大的羞辱。

我觉得文章还是写给黄生看到,目的很明显,就是要提醒他要“知幸与不幸”,把握能够读书的机会。

我们可以根据文章分析黄生的“幸与不幸”。

黄生因为贫穷不能买书,所以前来向作者借书,这是“不幸”的。袁枚不是张氏,乐于把书借出,因此黄生遇上袁枚,却是“幸”的。

既然有“幸”借到书本,就应当珍惜,好好阅读,按时归还。为了勉励黄生不必因没钱买书而烦心,借书一样可以有所成就,袁枚又发表了“书非借不能读”的议论,而且环环相扣,层层递进,说得头头是道。这是进一步激励黄生要有“不幸中的大幸”的想法,努力向学。

作者阐述的论据,又从另一面讽刺了“身在幸中不知幸”的人。第一类是“藏书而不读书”之流,这种人总是抱着“改天还可以细读”的心态而表现不积极;第二类是遗弃先辈的藏书的不肖之徒,糟蹋书本;第三类是有书却吝啬得不肯借出的“守书奴”,徒益了书蠹。这三种人都是“有幸”的,因为他们都拥有条件读书,但是却很“不幸”的没有这么做。

仔细想想您是幸还是不幸?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12/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