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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327】古人如何看待儿童

朱自强教授在《儿童文学与儿童观》一文分析了中国古代成人对待儿童的观念。

朱教授首先引述了两则古文记载的事件:

第一则出自《搜神记》,记载的是有关孝子郭巨的故事。原来郭巨与两个弟弟分家时,自己不取分文,反而挑起奉养母亲的责任。后来太太生了儿子,郭巨一来感觉照顾儿子会妨碍侍奉母亲,二来看到老人家有食物时竟然分给孙子吃,减少了他对母亲的奉养。于是竟然要活埋儿子以尽孝。可是皇天有眼,在他凿地时竟然挖出一釜黄金,不但解决了贫穷的问题,还“名振天下”。

第二则是唐代传奇《杜子春》,说的是杜子春转生后为王家一哑女,嫁给进士卢珪,并生一男儿。男儿两岁时,卢抱着他与妻子说话,妻子没有回应,卢大怒,觉得妻子这是在鄙视他,于是“乃持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声而碎,血溅数步”。

对于这两则故事,朱教授评说:“原来活埋自己的儿子,不仅可以发大财,而且还可以‘名振天下’,可见父亲对儿子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已为当时社会所普遍接受,成为了一种‘公理’。尤其像郭巨这样,‘埋儿’是为了敬老,还可以被奉为‘美德’。”对于杜子春的故事,朱教授则感慨地说:“郭巨之儿被埋,毕竟还因其妨事亲,使老人减馔,可叹卢生之子何‘过’之有,竟成了父亲大人对妻子发怒时的牺牲品。”

朱教授因此总结:“可见,儿童自古以来就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关于儿童的自觉观念却整整沉睡了两千多年。‘儿童’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道风景,需要被一双特殊的‘眼睛’来发现。”

我觉得这种“眼睛”并不需要等到十七世纪卢梭出现才擦亮,中国古代对儿童持有较清楚的认识的,还是大有人在。只可惜就像中国人最早发明火药、罗盘一样,虽是创始人,却无法将之普及到社会各阶层那样。中国有科学么?有,但却是零星的科学家的伟大发明和发现,没有落实到生活里头去。

例如宋代的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写到一位叫方仲永的神童,五岁能作诗题字,秀才来考他,“指物作诗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可惜的是父亲违反自然,不让仲永学习,而把他当摇钱树,处处炫耀其才华挣钱,结果十多年后,仲永与普通人无异,再没有什么特殊才华。王安石无限感慨说:“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人材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可见,在王安石心目中,儿童有儿童成长的规律,那是属于自然之道(天),不该违逆。这是正确的儿童观。

用这样的观点往前推,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虽然谈的是种树之道,并明言“吾问养树,得养人术”,养人,即“养民”,也就是治民的方法。如果我们细看郭橐驼的那番“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养树之道,那种“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的方法,不正是顺应树木的自然生长规律,使它按照自己的本性成长的教育原理么?强加妄为,破坏树的成长规律,只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柳宗元还强调了种树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精心,而纵观其植树的理论,岂不正是一套符合后世儿童观原理的教育方法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2/2014

2014年7月15日星期二

【323】一定要谈道德价值吗?

我和学生讨论教学构思。一名实习生讲述他的教学经验:“我在教《望夫石》这篇课文时,学生竟然说那个女人太笨,如果是他才不会这么做。我听了很惊讶,马上纠正他,并灌输他正确的观念。”

我想,更惊讶的是我。我转身问其他同学:“如果你们是那个女人,你们会这么做,伫立在海边守候,最后变成石头吗?”好几个同学点点头。

我再说:“你们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封建?你们常说反封建,但是封建烧到眼前了,反而去歌颂?你们不觉得这是旧社会压制女性的做法?那些贞洁牌、寡妇坊的,不是旧社会要女人恪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教条,压制女性的人权么?课文中,我们没有看到男女主角有什么爱情,男的婚后想家,所以回家乡去。孰知,却是一去不回头。可怜的太太还要每天站在海边痴望守候,最终化成石头。这是歌颂爱情的篇章?”

这时候大家才有反应,纷纷表示不会这样。这才发现在课堂上发言的小朋友很有主见。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并非我们的老师知识薄弱,而是被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所捆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教育部便规定教师教学要顺势灌输价值观,让小学生自小养成良好的品德。语文教学亦然,每篇课文教师一定要找出可以灌输的“道德”,不然就感觉空空的,好像有什么任务尚未完成似的。

例如教了《阿凡提》的故事,不是引导学生辨析阿凡提如何聪明的应对无理取闹的人,而是苦口婆心提醒孩子们不可以向阿凡提学习,出处说话骗人,引人入彀;教《西游记》篇章,要提醒小朋友不要像孙悟空那样鲁莽冲动,处处以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切仿佛是财主复活,白骨精奸计得逞似的。

就连这样的美文:“春雨,像春姑娘纺出的线,轻轻地落到地上,沙沙沙,沙沙沙……/田野里,一群小鸟正在争论一个有趣有问题:春雨到底是什么颜色的?/小燕子说:‘春雨是绿色的。你们瞧,春雨落到草地上,草就绿了。春雨淋在柳树上,柳枝也绿了。’/麻雀说:‘不对,春雨是红色的。你们瞧,春雨洒在桃树上,桃花红了,春雨滴在杜鹃丛中,杜鹃花也红了。’/小黄莺说:‘不对,不对,春雨是黄色的,你们看,春雨落在油菜地里,油菜花黄了。春雨落在蒲公英上,蒲公英花也黄了。’/ 春雨听了大家的争论,下得更欢了,沙沙沙,沙沙沙……”也有老师要找出“价值观”,提醒孩子们不要胡乱做结论,不要予人争论,要思考全面。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最后,春雨说:‘亲爱的小鸟们,你们的话都对,但都没说全面,我本身是无色的,但能给春天的大地带来万紫千红。’”

我觉得我们该反思我们灌输的方式是否有效,也该检讨是不是所有的篇章都要找出“道德”来灌输。孩子被动、公式化的学习,不能反映实质学习的内容。

其实,把文章当成“道德文章”,自古有之。倡导“文以载道”的韩愈,其“好为人师”的名篇《师说》,也不是公式化的论述教师的职责,而是提出几个人们忽略的观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於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等那句不是铿锵之言?哪里需要待老师来另行发掘?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1/2014

2014年7月10日星期四

【322】儿童中心论

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是近代世上最重要的教育家之一。不过,这名教育家并非科班出身,反之,他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被后世称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杜威本是美国密歇根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到芝加哥大学担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三个系的主任。他身兼三职,却能够在各各方面作出贡献。期间,他以专著、论文、讲演、报告和书评的形式,发表了关于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逻辑、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当中,较为重要的还是有关教育的著作。

在中国近代史上,杜威是个重要的名字。他在中国现代政治、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他在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前夕到访中国,本来只是“顺道”参访的,但见证了五四运动普天盖地的展开,遂留在中国境内长达两年。这期间,他演讲超过200场,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国共内战期间,杜威的名字逐渐退失在中国现代史上。但是,到了近代,这个名字重新被提起,2010年《杜威全集》中文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杜威1000多万字,编成38卷。《中华读书报》以“杜威归来”为题予以特别介绍。

杜威到中国是受胡适邀请。杜威到来后,招待他的,除了胡适本人,还有后来的中国杰出教育家陶行知,以及蒋梦麟等,他们都曾是杜威的学生。杜威到中国的访问和讲学之旅,留下了许多真知灼见,让实验主义在现代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京学者孙友忠曾这么评论:“杜威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大思想家,胡适对老师的了解的确是有限的。他主要关心和理解的杜威学说集中在杜威的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教育思想和实验主义方法论等领域,至于杜威的宗教哲学、艺术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乃至整个实验主义哲学体系,胡适是不胜了了的,在整体、系统地传递老师的思想方面,他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但他结合中国的情形,抓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教育方面的一些基本议题,这方面他还是深得老师的要领。”

胡适尚且如此,我对杜威的了解更是冰山一角,只局限在他的教育观点。其中我对他提出的“儿童中心论”最为折服,并视其为我的工作指导思想。那是杜威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一段话:

“现在我们的教育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是重心的转移。这是一种变革,一场革命,和哥白尼把天体的重心从地球转到太阳那样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变成了太阳,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这个中心旋转,儿童是中心,教育的各种措施围绕着他们而组织起来。”

比照我们的教育情况,杜威的话是叫我们不胜唏嘘的。我们依然停留在20世纪之前的教育观:或是以政策为中心,一切听令于上面的指示;或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仿佛就是人类灵魂工程师,按自己的意愿来打造儿童;或是以教材为中心,师生都以教材的学习为重点,一点都不敢逾矩。

杜威敢于把自己的“儿童中心论”媲美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论”,这不仅是一种高度信心的表现,更是一种超前的指导性观念。

我们的教育计划、设施,可否多以儿童为出发点,多以儿童的利益作考量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1/2014

2014年7月5日星期六

【321】不刻意下的成功

如果问我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哪篇,我无法回答,忘记了!但是,如果问我第一篇印象最深刻的古文,我会说是清代彭端淑写给子侄的一封题为《为学》的家书。那是中学预备班读的,距今已近四十年,我还会背诵: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

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当时是读着好玩,觉得文字很美,内涵深刻,但却不是真正理解。多少年后,自己亦步亦趋地在生活中披荆斩棘,发现我和彭先生的思想是很接近的。也许,自小就受到潜移默化,凡事都不去想难易,做就对了!而且这种“做”,就是凭着一个“决定”的推动,并不顾虑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条件。幸运的是多年来,好些事项都做出了成绩,“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

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中学在没有经验之下,却成功带领周日佛学班;在马大求学,英语虽然遭透,却也领航马大佛学会;与继程法师合作,从零做起,创办了多项至今仍在举行的佛学营;到关丹三个月,接任彭亨佛教会总务,至今还在核心领导;在立卑师范学院,一度只身引领整个中文系的操作……我绝对是“蜀鄙二僧”中的贫穷和尚。

在学习上亦然。中学时学古文,痛苦不已,成天要烦着如何翻译,如何辨析词义。这样的学习,就像富和尚那样要花时间筹备,打好基础,结果多年后依然不成事。上了大学先修班,华文的学习要靠自修了,反而彻底解放,在多读一篇又一篇的古文之后,竟然可以达到“自然懂”的境界。再回首观看来时路,发觉自己的古文阅读力,中文的掌握程度也在不自觉中提高了。

现在培训教师,我也倡导“不刻意”的教学。所谓不刻意的教学,就是不要一直想着有东西一定要教。例如阅读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先教生字新词,既要掌握每个词语的意思,也要懂得应用,过后才可进入欣赏。结果,学生可能老早就退失兴趣,心眼还没有打开前,内心的热火早就熄灭了。这是富和尚筹备旅游而一直不能动身的翻版。

阅读是如此,写作也是如此。不刻意反而收到效果。学生在多读多写的实践上,反而轻装上路,不背负任何心理压力,可以走得更高更远。
想去南海拜观音么?一瓶一钵也可成行,只要立定志向,往前走就是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1/2014

2014年7月1日星期二

【320】真假苏东坡

中学时接触佛教,常听佛学老师讲述这样的故事:

其一:苏东坡某日撰诗一首,派遣书僮过江送给佛印禅师。诗云:“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禅师看了,拿笔批了两个字,就叫书僮带回去。苏东坡以为禅师一定会赞赏自己修行参禅的境界,急忙打开。岂知一看之下,怒火中烧,因为上面竟写着“放屁”两个字。于是,他马上雇船过江找禅师理论。一见在江边等候的禅师,苏东坡就气呼呼地说:“禅师!我们是至交道友,我的诗,我的修行,你不赞赏也就罢了,怎可骂人呢?”禅师若无其事地说:“骂你什么呀?”苏东坡把诗上批的“放屁”两字拿给禅师看。禅师呵呵大笑说:“哦!你不是说‘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其二:苏东坡与佛印和尚对面打坐。苏东坡问佛印:“你看我像什么?”佛印答:“像一尊佛。”东坡暗喜,又问:“可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像什么?”“像一堆牛粪!”佛印默然不语。东坡哈哈大笑,回家后得意洋洋地将此事说给苏小妹听。不料,小妹皱眉道:“这次你又输了,佛家讲究内心中有什么,外在才看到什么。佛印心中有佛,看别人就是佛;你心中有牛粪,看别人才是牛粪!”

故事颇有趣,可见禅门大师的睿智和机锋,予人深刻印象。佛门传诵这个故事,是要说明读书人往往只懂佛学,不懂修行。

可是,后来接触苏东坡多了,发现历史中的苏东坡实是难得的一见的伟人。他一生都处在政治的斗争之中,贬官无数次,不但豁达看待,而且对所处地方还颇有贡献。再看他写的名篇诸如《和子由绳池怀旧》 诗写“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呕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题西林壁》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赤壁赋》的从“变与不变”的角度看待生活,从而达观自在等,思想境界超然,予人启示深远。这样的人物岂能是一屁打过江,端坐像牛粪之辈?

佛印,史有其人,确是与东坡同期的高僧。《五灯会元》卷十六有佛印传,说佛印“出为宗匠,九坐道场,四众倾向,名动朝野。神宗赐高丽磨衲金钵以旌师德。”此外,惠洪的《禅林僧宝传》也载佛印“凡四十年间德化缁白,名闻幼稚,缙绅之贤者多与其游”。

可是,再考察苏东坡与众多僧人交往的事迹,他和佛印的渊源并不算深厚。苏东坡是在调往湖州就任过金山时,才结识佛印了元。有诗为证:“问我此生何所归,笑指浮休百年宅。蒜山常有闲田地,招此无家一房客。”

原来《龙舒净土文》记载:“五祖戒禅师乃东坡前身,应验非一。以前世修行故,今世聪明过人;以其习气未除,致今生多缘诗语意外受窜谪,生此世界多受苦如是。”这样的一个轮回传说颇受佛门欢迎,因此多有流传苏东坡与佛印禅师斗机锋的故事。

最早记载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的佛典是南宋道融编的《丛林盛事》以及佚名编的《人天宝鉴》,里头收录的只有苏东坡献玉带的故事,不见“八风吹不动”和“牛粪”的故事。后来流传到民间的小说戏曲,也似乎注重轮回之说多于上述两者,而且佛印和东坡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为什么佛教界会流传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问题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