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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1月30日星期日

【352】董狐是良史吗?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了“晋灵公不君”一事。

所举的事例,莫不叫读者认同晋灵公的确是“不君”的,即当君王的没有君王该有的品行。

文中说晋灵公上位后,“厚敛以雕墙”,也就是滥用了公款,这是罪一;“从台上弹人, 而观其避丸也”,这是不爱民,无视人民的恐慌,罪二;“宰夫胹熊蹯不孰,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厨师煮熊掌不够熟也要被杀,还要将其尸身带过朝廷,这可就残暴不已,失去了“君”该有的操守,罪三。

不君之君,本来是人人得而诛之的。可是《左传》跟着记载,还有臣子不断冒死进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时身居“正卿”要职的赵盾。可是赵盾不但三番五次进谏无效,还引起晋灵公的不满,买凶谋杀他。

还好,赵盾的形象很好,结果被命谋杀他的人反而护着他。第一位是鉏麑,他清晨前往行刺,却见赵盾已经“盛服将朝”,一大早就准备好上朝论国事,结果鉏麑羞愧不已,自己“触槐而死”,成全自己“义士”的形象。第二位是提弥明,他是赵盾车座前的保镖,在赵盾赴晋灵公的宴会时,见情势不对,不但强行带走赵盾,还空手与埋伏着的恶犬与守卫搏斗,最终殉难。第三位是灵辄,是晋灵公的甲卫,临场倒戈,护持赵盾逃脱一场谋害他的宴会,最终自杀。

像这样的不君的君王,被杀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左传》往下却这样记载:赵盾出逃后,赵穿在桃园杀害了晋灵公。当时赵盾还没有逃出晋国,听到晋灵公被杀便回到朝廷。《左传》载:“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大史指的是晋国的史官董狐,也就是说按照官方的记载,这一起事件的始作俑者竟然是赵盾。赵盾当然叫冤,董狐解释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亡”是逃亡,也就是说赵盾逃亡的时候没有越过边境,回来之后却又不追究“反贼”赵穿的罪,所以乱贼非赵盾莫属。赵盾无言以对。

《左传》这样的记载,似乎还担心后人难以沟通,所以还补多一句:“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给了一个更好的结论。孔子一方面赞同董狐的判断,挺他是“良史”,另一方面又惋惜赵盾,说他是“良大夫”,肯定了他在朝时的贡献,只可惜最终“逃亡没有越境”而附上罪名。

孔子何以这样说?

《春秋》有三传,除了《左传》外,还有《公羊传》和《榖梁传》。对于这件事,《公羊传》记载:“赵盾弑君,此其复见何?亲弑君者,赵穿也。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可见,《公羊传》是认同董狐的判断,赵盾的罪在于回到朝廷后没有给赵穿定罪。

《榖梁传》则记载:“晋赵盾弑其君夷皋。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曰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者,过在下也。曰于盾也,见忠臣之至。”作者则似乎同情赵盾,直言赵盾是忠臣,过就过在“在下”。这说法是非常矛盾的。

《左传》则把这一番矛盾的话由孔子说出,一方面赞赵盾,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过失。之所以选孔子来代言,恐怕是因为孔子的史观与董狐相近,“君君,臣臣”的概念所致。

诸君,您又是否认同董狐是良史呢?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8/2014

2014年11月25日星期二

【351】古人读书二法

谈到古人读书,有两人的说法最为经典。

第一是陶渊明似的“不求甚解”读书法,另外一位是韩愈的“提要钩玄”读书法。

“不求甚解”出自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原文说:“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的“欣然忘食”和孔夫子的“废寝忘食”有异曲同工之妙。《论语》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

对于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法,历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诠释:

一、明朝朱国桢说:“读书不求甚解,此语如何?曰静中看书,大意了然。惟有一等人,穿凿求解,反致背戾,可笑。故曰:解是不解,不解是解。”(《涌幢小品》)如果回顾汉代经学家对读古书的态度,身为晋代人的陶渊明提出有针对性的说法特别强调“不求甚解”是可以接受的。清代方宗诚说:“渊明诗……嫌汉儒章句训诂之多穿凿附会,失孔子之旨也。是真持平之论,真得读书之法。”(《陶诗真诠》)

二、鲁迅说::“不求甚解者,就是不去看注解,而只读本文的意思。”(《伪自由书》)虽然与上文所说的针对性有关系,但似乎太过以今人眼光看古人了。

三、钱锺书说:“窃谓陶之‘不求甚解’如杜甫《漫成》之‘读书难字过’也……培根论读书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管锥编》)钱钟书先生“读书破万卷”,所言似乎信手拈来,却句句到位。书有可读性很高的,要咬文嚼字;也有不具可读性的,浏览过就好。

四、今人邓拓说:“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心,目的在于劝戒学者不要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会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意。”(《燕山夜话》)

五、也有人批判陶渊明的,如教育家叶圣陶说:“陶不求甚解,疏狂不可循。”(《语文教学二十韵》)首都师范大学鲁洪生说:“不求甚解,误人子弟”。(《“不求甚解”误人子弟》)

韩愈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出自他的《进学解》,原文说:“记事必提其要,纂言必钩其玄”,也就是说一定要探索主旨。这种读书法,往往留下佳话。例如朱熹说:“为学读书,须是耐烦细心去体会,切不可粗心。……去尽皮,方见肉;去尽肉,方见骨;去尽骨,方见髓。”(《学规类编》)

韩愈是大儒,对“学而优则仕”是很坚持的,所以读书很严肃;陶渊明留给世人的是“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事权贵”,所以读书很有闲情,总是带着消遣的从容态度,就像钱钟书所言:“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测览……”(《写在人生边上》序)。陶渊明“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就是“不求甚解”的最佳写照!

我觉得不管“不求甚解”也好,“提要钩玄”也好,都是很好的读书法。今人读书,有时连这种闲情或动机都没有。读书,不过是为了查找资料,哪里会体会读书的乐趣?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8/2014

2014年11月20日星期四

【350】皇帝与将军

司马迁的《史记》很好读,因为写得很棒!

如果真把《史记》看过,一个人的知识和学问一定大大提高,在为人处世上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史记》是历史书,历史是一面镜子,镜子可以让我们看清楚自己。所谓鉴往而知来,看过去的历史,不但会丰富我们的知识,还可以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辨识力。

我们且以西汉的名将军周亚夫为例,一窥司马迁给我们留下的珍贵文化遗产。

周亚夫是汉代开国功臣周勃的儿子,曾在汉文帝、汉景帝时候任官职。汉文帝封他为条侯,继承周勃的爵位。文帝後六年(前158),匈奴犯边时,周亚夫被任命为将军,成功阻止匈奴入侵。景帝三年(前154),以吴、楚为首的諸侯七国之乱爆发,周亚夫被任命为太尉,领军东进与叛军作战,成功平定七国之乱。可见,周亚夫功绩彪炳,是西汉的功臣。

我们关心的是,周亚夫历经文景之世,其命运却因着不同的皇帝而有很大的不同。

匈奴冒犯边境一事,文帝以刘礼、徐厉、周亚夫为将军,分别驻扎在霸上、棘门、细柳三个地方。皇帝曾亲自前往犒劳军队。司马迁记载皇帝“至霸上及棘门军,直驰入,将以下骑送迎”,意思是这两个地方放军队纪律松散,外人可以随意通行,军队内的将士也可以骑马迎送。可是到了细柳,情况完全不同,不但“军士吏被甲,锐兵刃,彀弓弩,持满”,而且皇帝的先行部队先行抵达时,竟然不被允许进入。虽然表明是皇帝亲身莅临,守门的军官还是说:“军中闻将军令,不闻天子之诏。”后来皇帝到了也不得进入,要皇帝派使节去通报周亚夫,由他发出军令才开门。进入后,皇帝的车队还被令“军中不得驱驰”,也就是不准“超速”而行。皇帝后来见到周亚夫,周亚夫作揖说:“介胄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周亚夫这样的行为,“天子为动”,还称赞道:“此真将军矣!曩者霸上、棘门军,若儿戏耳,其将固可袭而虏也。至於亚夫,可得而犯邪!”后来文帝驾崩,临终前交待太子以后有什么紧急事件,“周亚夫真可任将兵”。足见汉文帝对周亚夫的重视。

景帝时,周亚夫虽然建立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功绩,但是却频遭猜疑,不得重用。景帝中三年(前147),周亚夫被罢免宰相一职。景帝并不因此罢休,由此他召见周亚夫出席宴会,却“独置大胾,无切肉,又不置櫡”,周亚夫见肉没有切开,又没有筷子,便叫人准备。岂知皇帝因此发怒说:“此不足君所乎?”吓得周亚夫脱帽谢罪,过后匆匆离去。皇帝看了,竟说:“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最可怜的是后来周亚夫的儿子为父亲买“甲楯五百”以备日后陪葬用。厚葬本来是西汉常见的礼节,但是因为周亚夫儿子购买的是官方的“兵器”,因此被告,连带的周亚夫也被捕入狱。最后周亚夫狱中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文帝、景帝对待周亚夫的差异是何等不同。周亚夫直率、忠诚的个性始终如一,下场却是大大不同。臣子的优劣,在很大程度胥视主子的态度,这是封建时期最常见的现象。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0/08/2014

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

【349】老祖宗骗我们吗?

有人把一些对立的观点放在一起,再以醒目的标题“老祖宗在骗我们”贯穿,在网上流传。例如“量小非君子”和“无毒不丈夫”到底孰者为是?既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却又歌颂“浪子回头金不换”;一方面倡导“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另一方面又要我们“掉了毛的凤凰不如鸡”;谆谆善诱“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转个头却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教导女性“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却又说“男怕选错行,女怕嫁错郎”……还真有见人讲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嫌疑。

其实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并不矛盾,而是我们太过执着,以为一句名言便可以走天下,放诸四海而皆准,不顾客观条件的差异,不看情境的不同。禅宗有个故事: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有!”过几天,又有人问禅师:“狗子有佛性乎?”禅师说:“没有!”两个前来询问者都高兴离去,苦了在一旁侍候禅师的小沙弥。到底狗可以不可以成佛?师父一下子说可以,一转眼又说不可以,到底哪个才是真理?

世间没有绝对的真理,只有相对的正确。“一时一样”其实是一种智慧,并非取巧。懂得审时度势,透视客观条件,才能掌握生存之道,任运自如,随意而安。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老祖宗的智慧,我们更改感恩他们给我们看到两头的极端,而不是一种权威的话语。早在先秦时期的百家思想,就突显了这样的一种智慧。

例如儒家倡导“三不朽”,勉励人要“立功、立德、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非常明显;道家却教我们“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八十章》),出世思想何其浓厚?

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论语•学而》)又说:“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勉励我们要勤恳向学,天天向上。可是庄子却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却告诉我们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是错的。

儒家的个人价值显现在与社会的互动上,道家的个人价值却突显在对自然生命的一种认知上。两者不但多有矛盾,而且往往更是对立的。传说是屈原所作的《渔父》,就把这种对立看得非常透彻,所以创造了一个与屈原处世观完全对立的渔父和他对话,形成一个择善固执和逍遥自在的两种品格的对立。

如果我们把这种对立看成两个点,点点一定会串成一条线,那么我们是不是该感谢老祖宗给我们指出了那么一条宽敞的道路,让我们行在上面,游刃有余?我一向主张中庸之道必定显现在极端的后面,只有看到两头的极端(两个点),才知道中道在哪儿。中道是可以游离在两个点拉成的那一条线上,因人而异,因时而调整。看不到极端,表示我们已经落在另一头极端,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从这个角度看待,发现极端何尝不是好事?

老祖宗没有骗我们,他们就是揭示两种矛盾的真理,让我们在两个对立面寻求平衡点。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08/2014

2014年11月10日星期一

【347】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被誉为“全美国最优秀的老师”的雷夫说:“从小我爸妈就鼓励我,要尽力对社会有所贡献,我看我自己具备的能力和热忱,教室应该是我最能贡献的地方。”

雷夫老师的父母给予孩子的指导颇有意思,灌输孩子自小就要有贡献社会的理想。这和中华民族的“三不朽”思想特质是很相似的。所谓“三不朽”是指“立德、立功、立言”。

先秦国别体史书《国语》有段记载:“鲁襄公使叔孙穆子来聘,范宣子问焉,曰:‘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子未对。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周卑,晋继之,为范氏,其此之谓也?’对曰:‘以豹所闻,此之谓世禄,非不朽也。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言立于后世,此之谓死而不朽。’( 《晋语》)

这段话说鲁襄公让叔孙豹(穆子)出使晋国,晋国的范宣子问他:“古人有句话说‘死而不朽’是指什么意思?”叔孙豹没有回答。范宣子接着说:“从前我士匄的祖先,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为豕韦氏,在周朝为唐杜氏,周末落后,晋国继而代之,是范氏,古人所说的‘不朽’就是这个意思吧?”叔孙豹说:“以我叔孙豹所听说的,这叫做世世代代有官禄,而不是不朽。鲁国的大夫臧文仲死后,他所说的话世代流传,这才叫‘不朽’吧!”

《左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不过其后还有一段话说:“豹闻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不可谓不朽。” (《襄公二十四年》)

叔孙豹再说:“我听说,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能做到这样,虽死也不会被废弃,这才叫不朽。只是保存姓、接受氏,守护宗庙,世代不断绝祭祀,没有一个国家不会没有这样的家族,官禄再大也不能叫作不朽。”

我们今天就以“三不朽”作为我们的价值体系。一般上,我们解释三不朽是这样的:“立德”是指具有高尚的道德修养;“立功”指建功立业,有功于民,有功于社会;“立言”指对后世、他人有言论贡献。

唐朝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作这样的诠释:立德是“创制垂法,博施济众,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立功是“拯厄除难,功济於时”;立言则是“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言存立於世,皆其身既没,其言尚存”。(《襄公二十四年》)

我觉得孔颖达的说法比较完善可靠。我们若把“立德”当成高尚的道德修养,这是很抽象的说法。何谓高尚的道德修养?人们的道德价值观是放诸四海而皆准,历经万世而不变的吗?孔颖达的“圣德立於上代,惠泽被於无穷”就深刻得多了,德行不是空洞的,抽象的,一定要通过立功来表现,也就是给大多数人造福谋利,乃至功被于世,几代人都受到恩泽。在立功的当儿,个人又表现出光明磊落、高风亮节、耿介伟大的榜样。这样才堪称“立德”。

像美国的雷夫老师,就是在教育工作中“立功”,留下丰功伟绩,而当中他所表现的品质,就是立德;他的言论传开,就是“立言”。这与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美国人也可以如此表现,身为中华民族的你我,可有珍惜祖先留下的智慧遗产?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7/2014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347】让古人贴近今人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过:“作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读者水平的提高。”这番话引发我思考。

过去,我一直相信“读者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作者水平的提高。”所以,我的“走近古人”写得大家看不懂,我还是很坚持。

其实,文章有多类型的。

我们写论文,是以探索大家不懂的问题为主,所以写出来的东西,是以最高程度的读者为准。一些常识性的话题,我们都当读者已经懂的,不需要再费笔墨阐述。这样的论文,是学位论文,或者是刊登在学术期刊的单篇论文。

如果著书立论,我们的文章却要通俗,一些基本的概念,我们都得动笔墨加以阐述,以便读者看得懂。对做学问的人来说,不太喜欢出书就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因为书本不像单篇论文那样简练,只提自己要探讨的新观念,一些旧的课题,或者老生常谈的,都要省略。书本看起来洋洋洒洒,对治学的人来说,却是过多“水份”的。多写书,自己的程度会停滞不前。

我给《星洲日报》写的文章,本来是当着我持续写学术论文的平台,不想多沾水份的,可是,逐渐的却发现不合时宜。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专家方卫平曾给我建议,要我捉紧这样的发表机会,给群众介绍中国古代的文化与人物;中国特级教师周益民也提过类似的说法,并且还希望我以自己的知识结构,给中国的中学生写“走近古人”。可是我却始终不想放弃自己的坚持。

可是,一边研究古代,一边研究儿童文学的我,却常常要面对矛盾,得寻求平衡点。

最近看中国省级特级教师管建刚的作品,他引述了多国的作文教学的课程纲要,例如英国这样强调:“针对写作目的和预期读者采用合适的文章体式”,“能吸引读者的兴趣,还能西其他种类的依时间顺序的作文。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为多种目的和读者,写各种类型的文章;并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美国的要求是:“明确写作目的和读者”,“选择一个你认为读者会感兴趣的主题”,“让读者看到故事的环境、人物和事件”;日本不说“读者”却说“写作的对象”,他们说:“考虑写作的对象和目的,依据对象和目的进行写作”;中国的吴忠豪教授也说:“没有读者的写作是没有生命的写作,没有读者的写作教学是没有生命的教学。” 凡此种种说法,都是在强调写作该优先考虑读者的接受能力。“读者至上”的理论因此而建立。

中国近代教育家夏丏尊先生说:“读者意识是最大的写作技巧。”管建刚因此把“读者意识”列为作文的重要条件。

我毕竟是搞教育的,不是纯粹的学术人员。因此,我的文章也应该多考虑读者,让读者的满意度来成就我,让古人更加的贴近现代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7/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