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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0日星期五

【365】走近古人完结篇

“走近古人”这个专栏是在2007年6月23日开始创设的。当时是《星洲日报•东海岸》采访主任彭永兴先生见我在彭亨佛教会教古文,觉得这样的课程除了口授以外,也可以作书面的传递,于是倡议开辟这个专栏,要我用文字向东海岸读者介绍古代文史。后来我因故无法继续讲古文,这个专栏却还是维持下来。

岁月如梭,一晃便是7年半了,“走近古人”也写了365期,和地球公转的周期一样,是该告一段落了。

“走近古人”是个探讨古代文史的专栏。中国人看待中国文史,离不开民族本位,所以会认为它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维系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利器”;海外华人未必需要如此。我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史的:那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文明。对文明的传递,我始终抱着继往开来的态度,既要继承古人的智慧,也要开创未来的际遇。所以我不复古,也不反古。

“敬畏传统”是研究古代文史必须有的基本态度。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否定的眼光去挑古人的毛病,我们不但无法看清楚古人的面貌,而且无法洞悉他们在传递人类文明所扮演的角色。

身为读书人,我们除了敬畏传统,也要敬畏学术。现今学术一词已被滥用了,六年级小学生也可以有学术成绩。其实,学术一词本来就是很严肃的,早期指的是治国之术,后来泛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搞学术的人心态要正,起点要高。

最近我在社交网上公布一批不出席大学课程的教师的名字,引来很多当事人的非议。他们但知我这样做,却不去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以为我是恼羞成怒,因为人家不上我的课而光火。孰不知我平时讲课,哪怕你不用心,你早退,我依然老神在在,不为所动。我之所以要如此做,是要提醒这些开始走进学术殿堂的人:请敬畏学术,尊重学术。

学术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容许我们去践踏和藐视。有些不学无术者花钱买文凭,请枪手写论文,这是践踏学术;有些手握鸡毛当令箭的贱卖学术,轻易授予他人学术认证资格,那是藐视学术。我们不必随着这些小丑起舞,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还认得几个字,读得懂几本书,就该尊重学术,汲取他人的智慧。

从事文史研究的人,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前者看书,讲究硬功夫;后者重数据,用数字来分析现象。我是研究文史的,所以我只相信文字,只希望从文字中去提取前人的智慧,滋润我的学术生命。如果你告诉我UPSR成绩公布了,某校及格率冠全国,多少考生获得全科A,我还是不以为然。这样的数据只能说明某个现象,实质意义并不大。

我写走近古人也是秉持这样的信念的。我并非全知者,所以每周撰写文章前,都要阅读翻资料才敢下笔。只要我认为对我有启示,可以借来用的古人智慧,都会成为我写作的材料。读者也应当如此,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认为可以借鉴的智慧,就读。否则就一笑置之。对文史研究报告,对古人留下的文字,不必每篇拜读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星洲日报》地方版允许这样的学术随笔见报七年半,实是一个创举。我借用这个栏位,丰富了我自己的学识,也磨练了我的文笔。

感谢读者,感谢《星洲日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1/2014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364】有没有元朝和清朝

最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好些人在谈“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元朝与清朝”。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立场是:“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清朝则是满洲人建立的,这分明是一种侵略行为,不应该被列为汉族的历史。”

跟着提出一个触动读者神经线的话题:“如果当年日本成功占领中国,我们也要向日本俯首,承认日本人所建立的政权吗?”

我相信大多附和“元、清时期是中国被蒙、满人征服和殖民的亡国时期,并非中国的朝代”的说法的人,是出于民族感情,尤其对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动更是咬牙切齿。因此往前推论,自然不能苟同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

我对这个课题的提出深感兴趣,但无意去辩驳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毕竟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判断,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并不会造成影响。总不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后,把1271-1368年近百年的事迹和1644-1911年近三百年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书剔除,以“亡国”来代替。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曾提倡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点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甚至以现实去考量历史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历史自唐代开始,都是官修史书,今朝人撰写的是前朝的历史,对前朝的历史必然会带着现实的考量而有取舍。如果史家歪曲历史,刻意贬低前朝,这样的历史会受时间淘汰,甚至引发他人另外撰史。简而言之,历史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才成为定论的,不急于盖棺定论,更不容假设。

元朝距今已经七百多年,是可以盖棺定论的了。如果当年蒙古人侵略中国,使到中国人有彻底的改变,向蒙古人看齐,全盘接受蒙古化,那么中国的历史真要改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亡国。然后,蒙古的历史将会延续到中国大陆来,掀开新的一页。事实是不是这样?

清朝距今也有百年,中国传统是“盛世修史”,而且是修前朝史。清朝的史书依然是《清史稿》,还不是盖棺定论之作。我们还在期待中国何时编订正统的《清史》,看看当今史家的立场和眼光。

其实,不只是元、清,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的民族融合。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本是西边的少数民族,他们侵略中原的华夏民族建立政权,周公旦的封建制度更是稳定政权的旷世之作,成为后世孔夫子所敬仰的事迹和对象。秦始皇也非华夏民族,但是进入中原后,历史都不再追究。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是公元386-581年在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与南方的汉族政权齐头并进。北朝都是诸如鲜卑、拓跋氏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两百多年后,隋炀帝再次统一中原,建立起隋朝,并发展为后世强大的唐朝,期间民族的融合是何其重要?

我喜欢台湾已故教授傅伟勋倡导的“文化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不应该仅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理位置的国家。“文化中国”把中华文化传递数千年,我们无需把目光局限在血缘和地缘的观念,这样的文明传承才更深具意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1/2014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363】梁武帝信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

中国正统历史对梁武帝早期的统治都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他在位时是中原世族南渡以来最辉煌的时代。

然而,这种太平盛世却轻易被侯景击溃,梁武帝不但身亡,随后梁朝还宣告灭亡。李延寿《南史》如此评述梁武帝的功过:“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

有趣的是“溺于释教”比较引起后世的关注。如周一良谓:“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方立天也说:“侯景之乱也是对梁武帝提倡佛教的一种历史的报应”;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

以上现代佛教史家的看法,其实并非创见,而是自古已然。例如与梁武帝有布衣之交的荀济说:“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荀济开创了佛教会造成一个朝代灭亡的说法。又如北魏的魏收撰写《魏书》时,更是蓄意贬低梁武帝萧衍的形象,说他建庙“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梁武帝因信佛而亡国的说法,已成了史学家的说辞。

中唐时期,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激昂地说梁武帝事佛,却“饿死台城, 国亦寻灭, 事佛求福, 乃更得祸。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把信佛和亡国放在一起谈,韩愈也并非第一人。

面对反佛论者的攻击,崇佛者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但是他们的反击,逻辑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

近代汤用彤先生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汤用彤先生认为梁武帝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信仰佛教,而是沾染了南朝“文弱浮华”的风气。梁武帝在世的确从事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务,最终徒劳无功。

后来,钱钟书先生在评论萧衍《净业赋》一文时提出这样的看法:“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也就是说梁武帝崇佛固然有错,但其亡国灭身却不能专归咎于他的崇佛。反之,崇佛成就了梁王朝近五十年的盛世局面,并不是丧乱的理由。

汤、钱二先生的看法是比较持平的,摆脱崇佛与反佛的固定框式。梁武帝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其个性上的改变,其施政上的偏差,其用人上的失败等都是学界乐于探讨的。

李延寿在《南史》的论赞中对梁武帝一生的功过,是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可惜部分学者站在反佛、反宗教的立场辨析,反而模糊了一个统治四十八年,对南朝作出积极贡献的皇帝的成败功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11/2014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362】汉语语法研究的问题

中学老师问我“我彻底失败”一句中的“彻底”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我说是副词。他说他们翻过大大小小的词典,都注明是形容词,没有一条是说明这个词作副词用。

“彻底”作形容词,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形容词的功能有前面可以加“很”,后面可以加“的”,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定语。“彻底”绝对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不是“彻底”作形容词,而是“彻底”一词是否可以作“副词”。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语法专家早就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可是,被现代人奉为“经典”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新的修订版中,竟然为所有的词归类,划分有关词语是属于什么词性。这是我难以认同的。词语的词性,不是由有关词语的意义来判断它的词性,而是在语境中来判断它的词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人名是名词,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转化为形容词,例如我们骂人“做人不好太周星驰”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词义划定词性的做法,其实是过时的观念。

以上述“彻底失败”为例,我们是可以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例如“很失败”,“非常失败”,“十分失败”,“完全失败”。那么“很”,“非常”,“十分”,“完全”都是副词,为什么偏偏“彻底”只可以作为“形容词”,不是“副词?

再说,“彻底”我们也可以和其他词语搭配使用。例如“彻底洁白”,“彻底干净”等。在这里,“洁白”“干净”都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吗?这里的“彻底”明显就是表示程度的副词。

其实,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开始的, 而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则是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开始的。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年代,中国的现代汉语语法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多的新领域被开拓。因此,“现代汉语研究”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应该是属于大专生才研究的课题,不适和用它来套在中小学生身上,形成一种学习的负担。

现代汉语语法在教异族学生时,也比较受到重视,所以在中国,“对外汉语”(现在称“国际汉语”)比较重视语法的教学,而在汉族子弟中进行语文教学, 不进行系统的语法教学, 也完全是行得通的。毕竟,对汉族而言,汉语是大家的“母语”。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 从开始就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的烙印, 而且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成了某种难以挣脱的“ 紧箍咒”。这样的研究,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在本民族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现代汉语既然作为新的学科,就应该有其开放性,应该随着语言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有所变化。上述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不能让一两本书来决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