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这番说法常为后世所引用，并认为中国在远古时代就已经有完整的史学体制。
然而，古代帝王当真委任史官来监督自己，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生活起居都一一记载下来么？
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此便提出质疑。他认为左史、右史等官职，并不见于《周官》，只见于《礼记》。即使出自《礼记》，他也认为不过是礼家的衍文。所以他认为是后世的儒者不细心，造成的误会。（《文史通义》）
当代历史学家汪荣祖则认为：“按禹域史纂，始自史官，以天子诸侯之尊，置左右史，分掌言行，事属可能。”（《史传通说》）他尚引金毓黻的考证说明。
我们同意史官在中国历史记载的重要性，不过却不认同“君举必书”，以至帝王因此要“慎言行”。金毓黻说：“史学寓乎史籍，史籍撰自史家。语其发生之序，则史家最先，史籍次之，史学居末。而吾国最古之史家，即为史官。”（《中国史学史》）因此，中国的历史取决于史官，上古的史官对史学未必有自觉的认识，当然也谈不上史观。
汉人戴德说：“德法者御民之衔也，吏者辔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大戴礼记》）意思是说天子就像一个“御者”，内史、太史是其左右手。注释引《书》曰：“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可见当时的“左史、右史”之说，不过是君主的左右手的通称。
“左右手”当然是重要人物。原来周代史官掌管国家礼仪典法，上至天文历法、下至礼仪制度，他们都要通，以为君王提供有效的服务，使社会按照“礼”的规范运行。就因他们常伴在君王左右，得以参与国家机密，传达王言、王命，因此，记录君王的言行在案，以备后考，实是工作的需要。至于保存国家重大活动档案和君王政令文献，并将其整理成册，以形成新的典法，则是派生出的另一种史官职能。因此，后代才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
后来“礼崩乐坏”，史官的地位下降，才“沦落”到纯粹记言记事。魏晋时期有著作郎负责记事，隋代的起居舍人、唐代的起居郎掌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这都是后世史官的演变。
“君举必书”恐怕是个美丽的误会。
章学诚另有一段话评析三代以上和三代以下的史学很值得玩味，他说：“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记注无成法。夫记注无成法，则取材也难；撰述有定名，则成书也易。成书易，则文胜质矣；取材难，则伪乱真矣。伪乱真而文胜质，史学不亡而亡矣。”（《文史通义》）史官撰史的自觉意识越强，“以伪乱真”、“文胜其质”的作风反而更强，历史的真伪则有待考证辨析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6/12/2008
2010年9月28日星期二
2010年9月26日星期日
【74】只能当个不入流的学者
人类历史悠久，留下的文明是璀璨夺目的。
探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实在是件既赏心又惬意的事。
然而，真要探索人类的文明，方法可多。有阅读文字记录的，也有考古的。考古是对古人遗迹的探讨，包括诸如器械、屋宇、庙堂、墓葬、壁画之类的。考古固可佐证历史，却不是历史本身；它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字以外还有许多史实未为所知。所以不要以偏概全，或盲目崇拜科学，只讲证据。一头栽进历史的人，只会愈发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且对古代存疑愈多。胡适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致顾颉刚书，《古史辨》）颇值得玩味。
除了方法可以选择外，古代文明的内涵的丰富多样，也待我们去抉择。当然，抉择的主体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做出抉择之前，我们得好好考量自己的能力，以及客观环境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将陈先生这一番话放到古代文明的探讨来说，即谓我们得充分利用诸如出土文物等新的资源进行研究，才能“预流”。
我一直感慨的是我们这边资源匮乏，影响的当然也就是我们对方法的应用。不说出土文物，就连书本，我们也是非常缺乏。在大陆，许多地方图书馆都有珍藏本作为镇馆之宝，而这些珍贵的资源也可以便利读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取出在指定的地方和时间内阅读。
因此，我自认始终只能当个不入流的学者，不能走在研究的前端。
虽然不入流，但却也不甘就此认命。我们还是可以穿游在史料之中，在史料的对读之中一窥古人的智慧，与古人神交，了解他们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所作的贡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世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刘知几的话是从史官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我们就是受惠者。史官，乃至众多把古史、古文明流传下来的人，都是我们的恩人，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我们还可以与古人神交，不出户庭，一样可以浏览千载史册。
只是阅读一家学说，只能追逐“美”和“善”，如要求“真”我们不妨多阅读不同的载籍（records），通过对读的方法，多做比较，一探真伪。如此，我们虽不入流，却同样可以穿游在古人的智慧海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11/2008
探讨人类的文明演进过程，实在是件既赏心又惬意的事。
然而，真要探索人类的文明，方法可多。有阅读文字记录的，也有考古的。考古是对古人遗迹的探讨，包括诸如器械、屋宇、庙堂、墓葬、壁画之类的。考古固可佐证历史，却不是历史本身；它与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只是历史的一部分，文字以外还有许多史实未为所知。所以不要以偏概全，或盲目崇拜科学，只讲证据。一头栽进历史的人，只会愈发觉得自己懂得的太少，且对古代存疑愈多。胡适说“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致顾颉刚书，《古史辨》）颇值得玩味。
除了方法可以选择外，古代文明的内涵的丰富多样，也待我们去抉择。当然，抉择的主体是我们自己，所以在做出抉择之前，我们得好好考量自己的能力，以及客观环境所提供给我们的资源。
近代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陈垣敦煌劫馀录序》）将陈先生这一番话放到古代文明的探讨来说，即谓我们得充分利用诸如出土文物等新的资源进行研究，才能“预流”。
我一直感慨的是我们这边资源匮乏，影响的当然也就是我们对方法的应用。不说出土文物，就连书本，我们也是非常缺乏。在大陆，许多地方图书馆都有珍藏本作为镇馆之宝，而这些珍贵的资源也可以便利读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可以取出在指定的地方和时间内阅读。
因此，我自认始终只能当个不入流的学者，不能走在研究的前端。
虽然不入流，但却也不甘就此认命。我们还是可以穿游在史料之中，在史料的对读之中一窥古人的智慧，与古人神交，了解他们对人类文明的促进所作的贡献。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说：“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世之学者，坐披囊策，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史通•史官建置》)刘知几的话是从史官的角度出发，但是我们换个角度看，我们就是受惠者。史官，乃至众多把古史、古文明流传下来的人，都是我们的恩人，就是因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录，我们还可以与古人神交，不出户庭，一样可以浏览千载史册。
只是阅读一家学说，只能追逐“美”和“善”，如要求“真”我们不妨多阅读不同的载籍（records），通过对读的方法，多做比较，一探真伪。如此，我们虽不入流，却同样可以穿游在古人的智慧海洋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11/2008
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
【73】历史谁来写？
电影《秦颂》有那么一个情节：秦王嬴政登基大典时，高渐离操起琴向天下第一位皇帝砸去，然后说：“后人会知道历史上有我高渐离偷袭了秦王！”始皇帝蔑视地一笑，说：“你错了，历史由我来写！”
这虽是编剧家编造出来的，但是情节却耐人寻味。我们不禁要问：历史谁来写？
中国是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绵延不绝的数千年历史记载，向来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我们向来喜欢引用《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从又持中，中，正也”，而把“史”和“中”放在一起，并将“中”当作形容词看待，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写历史要公允中正，所以史册保留的资料都是信史。然而，中国历史向来用“全知”的角度撰写，大至帝王公文，小至闺房私语，都会出现在史册之中，这种写法是颇受质疑的。
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可信度，还得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并对史家的观点与学术背景有所认识。毕竟“写的历史”难免主观，在已写下的历史之外还有客观的史实存在，有待其他史料的对比考证。
按近代学者的考证，史册讲的“中”是名词，是官府及乡州各级政权的官方文书和诉讼简册，“史”则是整理、收藏和保管这些文书简册的官员。例如清代学者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都认为“中”是指文书，“史”是掌管文书的人。
由此可见，保存史料是中国历来都重视的。至于编写出来的历史，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则有待著史的人的价值判断了。但是，史料保存下来，后人就有得参照，历史就可能会改写。
不同的时代，“史官”有不同的内涵，对待历史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且先看看西周时代的史官如何看待历史。
《春秋左氏传》记载晋灵公十四年，多造孽的晋灵公为赵穿所杀，当时已经逃亡在外的赵盾回来执政，结果晋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如此评断当时的国君，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即使如何被责难，董狐还是忠于他“史官”的职守，就算抛却生命，也要捍卫周代的礼制。这是时代使然。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氏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种“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的历史观，指的当是西周时期的历史观念。
这种历史观念对统治者起着监视的作用。如果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史官依然秉持这样的立场，相信“历史由我来写”的说法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11/2008
这虽是编剧家编造出来的，但是情节却耐人寻味。我们不禁要问：历史谁来写？
中国是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绵延不绝的数千年历史记载，向来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我们向来喜欢引用《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从又持中，中，正也”，而把“史”和“中”放在一起，并将“中”当作形容词看待，认为中华民族很早就知道写历史要公允中正，所以史册保留的资料都是信史。然而，中国历史向来用“全知”的角度撰写，大至帝王公文，小至闺房私语，都会出现在史册之中，这种写法是颇受质疑的。
要了解中国历史的可信度，还得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与演变，并对史家的观点与学术背景有所认识。毕竟“写的历史”难免主观，在已写下的历史之外还有客观的史实存在，有待其他史料的对比考证。
按近代学者的考证，史册讲的“中”是名词，是官府及乡州各级政权的官方文书和诉讼简册，“史”则是整理、收藏和保管这些文书简册的官员。例如清代学者江永的《周礼疑义举要》和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都认为“中”是指文书，“史”是掌管文书的人。
由此可见，保存史料是中国历来都重视的。至于编写出来的历史，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面貌，则有待著史的人的价值判断了。但是，史料保存下来，后人就有得参照，历史就可能会改写。
不同的时代，“史官”有不同的内涵，对待历史也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且先看看西周时代的史官如何看待历史。
《春秋左氏传》记载晋灵公十四年，多造孽的晋灵公为赵穿所杀，当时已经逃亡在外的赵盾回来执政，结果晋太史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如此评断当时的国君，这是“大逆不道”的，但是即使如何被责难，董狐还是忠于他“史官”的职守，就算抛却生命，也要捍卫周代的礼制。这是时代使然。
《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氏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这种“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的历史观，指的当是西周时期的历史观念。
这种历史观念对统治者起着监视的作用。如果到了秦始皇的时代，史官依然秉持这样的立场，相信“历史由我来写”的说法是根本不会出现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11/2008
2010年9月4日星期六
【72】该当个怎样的领导？
对于西门豹的功绩，教科书记载的大多是解决“河伯娶妻”一事。
其实褚少孙撰写此文有更高的意图。
司马迁在《书•河渠》中表扬了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可见西门豹的主要功绩就是率众开凿渠道，灌溉民田。据褚少孙记载：最初开渠道时，人民因为疲惫不堪，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的。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
是的，真正的领导虽然知道人们好逸恶劳，但是他们不会一味讨好人民，而是懂得为人民谋划长远的利益。如果真是为人民，即使现在有怨言也无所谓，百年后的子子孙孙将会怀念其功绩。
褚少孙引述汉代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来佐证他这个观点。他说：汉时，地方官吏认为十二条河渠上的桥梁截断了驰道，因此想要合并渠水。但是邺地的人民不肯，他们坚持不改变西门豹留下的功绩。地方官只好听从。褚少孙歌颂西门豹“为鄴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是真正的贤者！
不过，行文至此，褚少孙又抛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他引述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人的才能，谁称得上最贤能呢？
唐代司马贞注释说：“子产相郑，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贱为政清静，唯弹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见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史记索隐》）到底人民“不能”、“不忍”还是“不敢”欺的领导才是好领导？
针对此事，南朝裴骃引述魏文帝曹丕曾问过这个问题，钟繇、华歆、王朗回答：国君重视德行，那么群臣便“感义而不忍欺”；国君明察是非，群臣便“畏觉而不能欺”；国君重视刑罚，那么群臣便“畏罪而不敢欺”。由于“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因此，相比之下“安仁”是最好的（《史记集解》）。
“安仁”就是要领导起示范作用，用德行感化天下。这是很传统的儒家政治思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领导有德，那么他就能够起着号召作用，让众人信服。又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意思是单靠政令和刑法来管理国家，百姓虽不敢犯罪，但却不以犯罪为耻；相反的如果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民，百姓则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
这种根深蒂固的“德政”思想，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后代子孙。难道像西门豹这种敢于实施刑罚，使人民“不敢欺”的强悍作风，就不值得歌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11/2008
其实褚少孙撰写此文有更高的意图。
司马迁在《书•河渠》中表扬了西门豹“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可见西门豹的主要功绩就是率众开凿渠道，灌溉民田。据褚少孙记载：最初开渠道时，人民因为疲惫不堪，所以心不甘情不愿的。西门豹说：“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
是的，真正的领导虽然知道人们好逸恶劳，但是他们不会一味讨好人民，而是懂得为人民谋划长远的利益。如果真是为人民，即使现在有怨言也无所谓，百年后的子子孙孙将会怀念其功绩。
褚少孙引述汉代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来佐证他这个观点。他说：汉时，地方官吏认为十二条河渠上的桥梁截断了驰道，因此想要合并渠水。但是邺地的人民不肯，他们坚持不改变西门豹留下的功绩。地方官只好听从。褚少孙歌颂西门豹“为鄴令，名闻天下，泽流后世，无绝已时”，是真正的贤者！
不过，行文至此，褚少孙又抛了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他引述说：“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鄴，民不敢欺。”三人的才能，谁称得上最贤能呢？
唐代司马贞注释说：“子产相郑，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贱为政清静，唯弹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见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史记索隐》）到底人民“不能”、“不忍”还是“不敢”欺的领导才是好领导？
针对此事，南朝裴骃引述魏文帝曹丕曾问过这个问题，钟繇、华歆、王朗回答：国君重视德行，那么群臣便“感义而不忍欺”；国君明察是非，群臣便“畏觉而不能欺”；国君重视刑罚，那么群臣便“畏罪而不敢欺”。由于“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因此，相比之下“安仁”是最好的（《史记集解》）。
“安仁”就是要领导起示范作用，用德行感化天下。这是很传统的儒家政治思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领导有德，那么他就能够起着号召作用，让众人信服。又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意思是单靠政令和刑法来管理国家，百姓虽不敢犯罪，但却不以犯罪为耻；相反的如果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人民，百姓则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
这种根深蒂固的“德政”思想，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后代子孙。难道像西门豹这种敢于实施刑罚，使人民“不敢欺”的强悍作风，就不值得歌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11/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