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一番话却是有根据的。最早这样放厥词的不是别人，是孔老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孔文举先生。据称，他曾对忘年之交祢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祢衡因此赞他“仲尼不死”，孔融也回应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可是，万料不到的是，二人这番惺惺相惜的交谈，却为路粹所引用，在写奏章告发孔融时，把这条 “大逆不道，宜极重诛”的罪状写了进去。可怜孔融还真因此被杀，并牵连了妻子与两名无辜的稚子。
孔融当真大逆不道么？
以上的记载，不是出自野史，乃是见于范晔《后汉书•孔融传》的。既见于正史，事件的真实性不会被质疑，但是却相信孔融是被“诬告”的，他断不会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清代王辅云说：“路粹嫁诬，若斯以无为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以无为有”即是说路粹杜撰文章诬告忠贤。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后汉书》同时也记载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典型的“孝子”，“孝子”怎会说不孝之言？难怪近人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不将孔融上述的“不孝言词”收录在其中。
我们且来探讨孔融是否会如此说话。若会，他说此话的用意又是什么？
除了《后汉书》外，《魏氏春秋》还记载曹操在孔融被杀后，发布文告宣示他的罪状说：“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於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说既然奏章、告令都记载此事，依古人的习惯，这不会是诬赖，孔融当是说了这番话。
再者，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并非首创，他只不过把它说得更彻底而已。早在王充的《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虽然我们听着不顺耳，但是却没有办法否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仔细端详孔融这番话，他当是对为人父母说，并不是要劝诫子女的。钱钟书《管锥篇》载18世纪一英国才妇致书女儿说：“你不必感我诞育为人，正如我不谢你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为人母亲而能如是想，是一大进步。可不是么？母亲若一直在意十月怀胎之苦，不断叮咛儿女要感恩图报，岂不是用“孝”的绳子来绑儿女？早在3世纪生活的孔融，也能如此想，岂不是更大的进步？父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会诞生，乃是父亲一时的情欲发泄而已，就如古希腊诗人所言：“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母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不过“寄物缻中”而已，出来后即不再有牵扯瓜葛了。那么父母的“恩”在哪里？在孩子出世后的栽培，在给孩子打造的生活环境，在陪孩子共同成长的岁月之中。“生而不教养”的父母，于孩子有何恩惠？
孔融先进的思想，是时代所造就的。在战乱时代，“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女性往往成为军人泄欲的对象。在这种残酷的岁月之中，不知诞生了多少的“不幸儿”。这些不幸儿要指出谁是父亲、谁是母亲，恐怕也有困难，更枉论要“孝顺”了。对他们来说，父亲的确只是当年要宣泄情欲的 “恶人”，母亲也不过是借出肚皮让婴儿暂住，诞生后却没有养育之恩。社会对这些不幸儿，依然要板着脸孔教训他们“感恩”“行孝”，岂不盲目？孔融的说法，是针对现实的情况而言。曹操、路粹虽有事实凭据，但却是断章取义“诬赖”了儒者，让孔融负上“不孝”的罪名。
《星洲日报·东海岸》30/1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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