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故达摩难陀长老在一次开示中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基础深厚，可以把许多外来文化转变为自己的。就连观世音菩萨也要因为他们的皇帝而改名，成了中国人信仰的神明之一。”长老说的改名是指把“观世音菩萨”称为“观音菩萨”。至于说为皇帝而改名，应该是有人告诉长老，中国人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的名字，所以省称为“观音”。
其实，提供信息的人是错的。
第一，按照史学家陈垣先生的考证，唐本就有“二名不偏讳”的规定，如“世及民两字不连续者，并不须避”，“今后缮写旧典文字，并宜使成，不须随义改易”。陈先生说：“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史讳举例》）由此看来，避讳是作者自作主张的。
唐代僧人彦悰记载的一件事，与“避讳风甚盛”的说法是吻合的。他说杜行顗奉诏翻译佛经，为了避讳，把“世尊”称为“圣尊”，“世界”成为“生界”等，皇帝唐高宗看了都要摇头，然后指示：“既是圣言，不须避讳。”（《佛顶最胜陀罗尼经序》）既然皇帝有“圣言不避讳”的说法，观世音之号就可以保存。
第二，唐以前的佛教典籍，多有“观音”一词。例如梁慧皎的《高僧传》，用“观世音”一词的有17处，“观音”一词的也有7处。若说是后人校改，非慧皎原文，那么校改得不彻底倒叫人起疑。后秦姚兴有句：“其为教也，于观音中乞眼手之暇，而瞩搜过恒之教门。其为义也，于尸迦中借珠网之功，而曜罗尘数之义理。”（《释摩诃衍论序》）这是讲究对仗工整的句式，文中的“观音”和“尸迦”就对得好，不像为后世所篡改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翻译《妙法莲华经》，更有一段长达520字解释观世音何以得名的偈文，其中用“观世音”一词有3次，而“观音”一词则用了15次。偈是押韵的文字，当然也不会为后世随意省略。
第三，佛典中本就有许多异译词。观世音的异译词甚多，如光世音、观音、观世自在、观自在等。后秦僧肇解释“观世音菩萨”一词说：“世有危难，称名自归，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也。亦名观世念，亦名观自在也。”（《注维摩诘经》）宋法云也说：“观世音正言：观世间音声，而度脱之也。”（《法华义记•观世音品》）可见，“观世音”的译法是取菩萨的修行方法与其悲愿而作，并非纯是文字上的意译。早期的“观音”倒更像是文字上的意译。
基于这三点，我们相信观音一词是早已有的，并非是为了避唐太宗之讳而产生。
注：改写早前的一篇文章
http://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t=538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9/2008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2010年7月24日星期六
【64】每下愈况还是每况愈下
“每下愈况”与“每况愈下”这两个成语经常引起混淆。
这两个成语都收录在《汉语大词典》，在“每下愈况”条目下的解释是“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推求，越能看清‘道’的真实情况”，而在“每况愈下”条目下则作“本作‘每下愈况’，后多作‘每况愈下’，谓情况越来越坏”。
“每况愈下”是不是从“每下愈况”演变而来呢？
我们先看“每下愈况”的出处。《庄子•知北游》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东郭子要求具体说明，庄子便说在蝼蚁堆里，东郭子再问，庄子又说在草堆里、瓦甓下，乃至在大小便处。东郭子见庄子越举例越是卑微的地方，不想再听下去。庄子郑重告诉他：“就像市场上的屠夫用脚踏猪来估量猪的肥瘦一样，愈往猪的小腿下踩踏，就愈明白猪的肥瘦。”（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毎下愈况）庄子的意思是说“愈从低微的事物去推求，愈能看出事物的真实情况”。
这是“每下愈况”的本意。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个比方：如果执政者要知道人民的困苦，那么就该到人民生活的圈子里走走，实地考察，而不是在冷气房中厘定政策。越贴近人民，越能了解人民，每下愈况也！
如果把“每下愈况”的意思延伸到用来指事情越向前发展，就越能看出眉目，这虽和庄子的原意不尽相同，但却还可以接受。
不过，这个意思，显然与今天我们用的“每况愈下”是相悖的。《汉语大词典》的注释引起了混淆。
根据文献，“每况愈下”为宋代人普遍使用，不过含意已改变。例如胡仔的《漁隱叢話》、洪迈的《容斋续笔》都用上，但是意思却是“情况越来越坏”。有人质疑宋人引用错误，但是我们核对宋人的句子，“每况愈下”是不能用“每下愈况”来代替的。庄子的“每下愈况”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宋人的“每况愈下”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像话。
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陈增杰先生后来作文补充，宋人“是对原成语的改造活用，并非误置词序”。既然是改造，就不该再说这个成语亦作什么什么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应该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我认为随着“每下愈况”的哲理在大众心目中的日益模糊，“每况愈下”的用法将是“每下愈况”，并将取而代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9/2008
这两个成语都收录在《汉语大词典》，在“每下愈况”条目下的解释是“越是从低微的事物上推求，越能看清‘道’的真实情况”，而在“每况愈下”条目下则作“本作‘每下愈况’，后多作‘每况愈下’，谓情况越来越坏”。
“每况愈下”是不是从“每下愈况”演变而来呢？
我们先看“每下愈况”的出处。《庄子•知北游》记载这么一个故事：
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庄子说，道是无所不在的。东郭子要求具体说明，庄子便说在蝼蚁堆里，东郭子再问，庄子又说在草堆里、瓦甓下，乃至在大小便处。东郭子见庄子越举例越是卑微的地方，不想再听下去。庄子郑重告诉他：“就像市场上的屠夫用脚踏猪来估量猪的肥瘦一样，愈往猪的小腿下踩踏，就愈明白猪的肥瘦。”（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毎下愈况）庄子的意思是说“愈从低微的事物去推求，愈能看出事物的真实情况”。
这是“每下愈况”的本意。根据这个道理，我们可以举个比方：如果执政者要知道人民的困苦，那么就该到人民生活的圈子里走走，实地考察，而不是在冷气房中厘定政策。越贴近人民，越能了解人民，每下愈况也！
如果把“每下愈况”的意思延伸到用来指事情越向前发展，就越能看出眉目，这虽和庄子的原意不尽相同，但却还可以接受。
不过，这个意思，显然与今天我们用的“每况愈下”是相悖的。《汉语大词典》的注释引起了混淆。
根据文献，“每况愈下”为宋代人普遍使用，不过含意已改变。例如胡仔的《漁隱叢話》、洪迈的《容斋续笔》都用上，但是意思却是“情况越来越坏”。有人质疑宋人引用错误，但是我们核对宋人的句子，“每况愈下”是不能用“每下愈况”来代替的。庄子的“每下愈况”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宋人的“每况愈下”却是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像话。
参与编纂《汉语大词典》的陈增杰先生后来作文补充，宋人“是对原成语的改造活用，并非误置词序”。既然是改造，就不该再说这个成语亦作什么什么的。“每下愈况”和“每况愈下”应该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我认为随着“每下愈况”的哲理在大众心目中的日益模糊，“每况愈下”的用法将是“每下愈况”，并将取而代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0/09/2008
2010年7月17日星期六
【63】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
翻开成语词典，“朝三暮四”的解释是：“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
其实，这个解释与它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朝三暮四的原意是指实质不变，用改换名目的方法使人上当，带有欺诈诳骗的意思。《庄子•齐物论》载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说有个养猴子的人喂猴子橡子时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结果猴子都发怒。养猴人于是说：“那么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吧！”结果，群猴都满意了。庄子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意思是只改变名目，实质未变，但是听者的喜怒却因此而有所变化。庄子意思是要批判当时的百家，就如同一群争“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猴子，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挑起争论，劳心伤神。
后世用这个成语，多数转移到政治上，批判政客利用手段欺骗人民。例如《旧唐书•皇甫镈传》：“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又如宋代司马光《乞罢免役状》说：“差役出于民，钱亦出于民。今使民出钱雇役，何异割鼻饲口？朝三暮四，于民何所利哉？”即使是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写金鼎国王女在花果山受困时唱的“也是我为人不肖，和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虽然脱离了政治，依然是“欺骗”的意思。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成语却和“朝秦暮楚”给混淆了，变成“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的意思。“朝秦暮楚”、“朝梁暮周”、“朝梁暮晋”、“朝梁暮陈”都带有同样的意思。最早使用的可能是“朝梁暮晋”。元代刘因有《冯道》诗云：“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这是嘲讽五代时候的冯道，担任过五朝八姓帝王的相，对于丧君亡国毫不在意，还可自号“长乐老”。变化无常，没有自己的立场，哪里有利益就投向哪里，这是“朝梁暮晋”的意思。秦和楚是战国时代的大国，为多数人所熟悉，因此说“朝秦暮楚”较为普遍。
“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本来毫无关系，但以讹传讹，天长日久，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这是成语意思转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9/2008
其实，这个解释与它的原意是大相径庭的。
朝三暮四的原意是指实质不变，用改换名目的方法使人上当，带有欺诈诳骗的意思。《庄子•齐物论》载有这么一个小故事：“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这个故事流传很广，是说有个养猴子的人喂猴子橡子时说：“早上给三个，晚上给四个。”结果猴子都发怒。养猴人于是说：“那么早上给四个，晚上给三个吧！”结果，群猴都满意了。庄子在评论这件事时说“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意思是只改变名目，实质未变，但是听者的喜怒却因此而有所变化。庄子意思是要批判当时的百家，就如同一群争“朝三暮四”和“朝四暮三”的猴子，带着自己的主观成见，挑起争论，劳心伤神。
后世用这个成语，多数转移到政治上，批判政客利用手段欺骗人民。例如《旧唐书•皇甫镈传》：“直以性惟狡诈，言不诚实，朝三暮四，天下共知，惟能上惑圣聪，足见奸邪之极。”又如宋代司马光《乞罢免役状》说：“差役出于民，钱亦出于民。今使民出钱雇役，何异割鼻饲口？朝三暮四，于民何所利哉？”即使是元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写金鼎国王女在花果山受困时唱的“也是我为人不肖，和这等朝三暮四的便成交”，虽然脱离了政治，依然是“欺骗”的意思。
不知什么时候，这个成语却和“朝秦暮楚”给混淆了，变成“比喻变化不定，反复无常”的意思。“朝秦暮楚”、“朝梁暮周”、“朝梁暮晋”、“朝梁暮陈”都带有同样的意思。最早使用的可能是“朝梁暮晋”。元代刘因有《冯道》诗云：“亡国降臣固位难，痴顽老子几朝官。朝梁暮晋浑闲事，更舍残骸与契丹。”这是嘲讽五代时候的冯道，担任过五朝八姓帝王的相，对于丧君亡国毫不在意，还可自号“长乐老”。变化无常，没有自己的立场，哪里有利益就投向哪里，这是“朝梁暮晋”的意思。秦和楚是战国时代的大国，为多数人所熟悉，因此说“朝秦暮楚”较为普遍。
“朝三暮四”与“朝秦暮楚”本来毫无关系，但以讹传讹，天长日久，大家也就习惯把“朝三暮四”理解为没有原则，反复无常了。这是成语意思转变的一个明显例子。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3/09/2008
2010年7月10日星期六
【62】成语意义的演变
《庄子》一书给后世留下了不少成语，例如《养生主》一章便给我们提供了“庖丁解牛”、“目无全牛”、“游刃有余”、“踌躇满志”、“薪尽火传”等常用的成语。现代学生在阅读古文时，喜欢用今人的语文学习习惯看待古文，所以在分析《养生主》时，竟然说庄子在文章中引用成语，孰不知庄子始是原创人。
不过，今天引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由于多种因素，许多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思。这些因素包括古今词义的演变，后人的错误引用以致约定俗成等。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些成语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庄子》，也不宜用《庄子》的本义来看待现在习惯使用的成语。有人以为成语是定型的词组，不应该任意更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正确。
且以“鹏程万里”为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程远大”。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源自《庄子》。《逍遥游》有句话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揺而上者九万里。”“鹏程万里”显然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可是庄子是道家人物，《逍遥游》谈的是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哪里会跟我们谈什么 “前程远大”呢？唐代诗人唐彦谦有“鹏程三万里，别酒一千钟”；宋代邵雍《伊川击壤集》有“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筭三千别有春”，这些诗句所用的“成语”，已经不是庄子的原意。
今天我们用“鹏程万里”这个成语，词义肯定与庄子的自由无关，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还是飞黄腾达。
再看“呆若木鸡”这个成语。成语词典告诉我们，它用来形容因恐惧或惊异而发愣的样子。从字面上看，这句成语就是形容呆得像只木头鸡。显然这是一句贬义成语。可是，《庄子》里头记载的事迹却正好相反，这句话是褒义，是说作为“斗鸡”的最高境界。故事是这样的：
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他是否把鸡驯好了，纪渻子说：“还不行，它还骄傲得很呢！”十天后，周宣王又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行，因为斗鸡一听见响声就叫，看见影子就跳，还很浮躁。再过十天，周宣王问起时，纪渻子还是说不行，因为斗鸡还是目光犀利，盛气凌人。最后，又过了十天，纪渻子才满意地说斗鸡驯养好了，因为这时候这只鸡已经“德全”，“望之似木鸡”，其他鸡只一见到它都不敢正视，掉头就逃走了。
由此可见，《庄子》故事的原意，无动于衷的木头鸡才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可是，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意思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曹禺在《日出》中写黄省三要说话时，注明“呆若木鸡，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显然是说受到惊吓，愣住了。
成语的应用，并非是一成不变，也不一定就是“忠于原著”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09/2008
不过，今天引用源自《庄子》的成语，由于多种因素，许多都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意思。这些因素包括古今词义的演变，后人的错误引用以致约定俗成等。因此，我们不能以这些成语的现代意义去理解《庄子》，也不宜用《庄子》的本义来看待现在习惯使用的成语。有人以为成语是定型的词组，不应该任意更改，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正确。
且以“鹏程万里”为例。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前程远大”。熟悉中国文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成语源自《庄子》。《逍遥游》有句话说：“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揺而上者九万里。”“鹏程万里”显然是从这里演变过来的。可是庄子是道家人物，《逍遥游》谈的是自由，而且是绝对的精神自由，哪里会跟我们谈什么 “前程远大”呢？唐代诗人唐彦谦有“鹏程三万里，别酒一千钟”；宋代邵雍《伊川击壤集》有“浩浩长空走日轮，何烦苦苦辨根尘？鹏程万里非由驾，鹤筭三千别有春”，这些诗句所用的“成语”，已经不是庄子的原意。
今天我们用“鹏程万里”这个成语，词义肯定与庄子的自由无关，我们比较感兴趣的还是飞黄腾达。
再看“呆若木鸡”这个成语。成语词典告诉我们，它用来形容因恐惧或惊异而发愣的样子。从字面上看，这句成语就是形容呆得像只木头鸡。显然这是一句贬义成语。可是，《庄子》里头记载的事迹却正好相反，这句话是褒义，是说作为“斗鸡”的最高境界。故事是这样的：
纪渻子为周宣王驯养斗鸡。过了十天，周宣王问他是否把鸡驯好了，纪渻子说：“还不行，它还骄傲得很呢！”十天后，周宣王又问，纪渻子还是回答说不行，因为斗鸡一听见响声就叫，看见影子就跳，还很浮躁。再过十天，周宣王问起时，纪渻子还是说不行，因为斗鸡还是目光犀利，盛气凌人。最后，又过了十天，纪渻子才满意地说斗鸡驯养好了，因为这时候这只鸡已经“德全”，“望之似木鸡”，其他鸡只一见到它都不敢正视，掉头就逃走了。
由此可见，《庄子》故事的原意，无动于衷的木头鸡才是斗鸡的最高境界。可是，今天我们用这个成语，意思显然不是这样。例如曹禺在《日出》中写黄省三要说话时，注明“呆若木鸡，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显然是说受到惊吓，愣住了。
成语的应用，并非是一成不变，也不一定就是“忠于原著”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09/2008
2010年7月3日星期六
【61】 岂可尽信他人的赏析
戴震的“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给我们开启阅读古文的指示——读古文不可以只看他人的分析，还得从语言文字上下功夫。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多赏析古文的书籍，如《诗经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等，读者一时趋之若鹜，中学与大专老师尤其喜爱。其实，这些书只供参考，提供选文和阅读的方便，却不能当主要阅读材料。赏析者大多数时候是主观地分析他对作品的了解，有些连注释都省却了，读者无从核对。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依据，恐怕被误导而不自知。
例如《屈原列传》有那么一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早期的注疏本大多把重点放在“属”和“上官大夫”，说明“属”是草稿，“上官大夫”是上官靳尚。前者有很强的论据，没有异议。后者却不，上官大夫是谁，恐怕只有司马迁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过于肯定地说：“靳尚是当时候的奸臣，非常霸道而又无知，屈原的草稿都还没有写完，他就要抢过去修改。”这恐怕便要误解了。因为“夺”并不只是指“强取豪夺”，还有 “改换、改变”的意思。例如“三军不可夺帅”中的夺，就不能解释为“抢夺”，而应作“更换”的意思。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这句话出自《论语》，还有下半句 “匹夫不可夺志”，“夺志”该怎么解释，相信读者已经知晓。因此，上面那句有关上官大夫“夺”草稿一事，当解释为上官大夫要更改屈原的法令草案，屈原受命于楚王，当然不肯相就，何况这还牵涉到个人的尊严。屈原此举得罪了小人，于是便有了下文。
又如《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出奔的事迹，说他到了卫国的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赏析篇通常说野外之人羞辱重耳，在他讨食物的时候给他一把泥土，结果重耳发怒，要鞭打野人。这是说不过去的。《左传》成功的一点是成功勾画出重耳出奔前后的个性转变。这时候的重耳仍不脱公子哥儿的脾气，要鞭打野人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野人羞辱他。野人哪里有那么大胆，给一个有随从跟着的公子一把泥土吃？再说，如果您向人乞食，人家不但不给，还抓把泥土给您，难道您不生气么？古人尚且有不食嗟来之食，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我们还得从文字上下功夫。《说文解字》：“塊，俗凷字……凷，墣也。从土凵，凵屈象形。”段玉裁注：“屈者，无尾也。凷之形略方，而体似无尾者，故从土而象其形。”可见“块”是盛土之器具，可引申为土制的器皿。野人带食物去野地耕作，用“块”是很正常的。把“块”赠给重耳，重耳还要发脾气，这才是公子习性，才能凸显重耳的形象。
中国现代小学教育改革后强调“要把语文课当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也就是说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不要只是取其内容，借题发挥，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欣赏篇章的优美。阅读古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岂可根据他人的赏析篇章论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8/2008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出版了好多赏析古文的书籍，如《诗经鉴赏辞典》《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辞典》《古文鉴赏辞典》等等，读者一时趋之若鹜，中学与大专老师尤其喜爱。其实，这些书只供参考，提供选文和阅读的方便，却不能当主要阅读材料。赏析者大多数时候是主观地分析他对作品的了解，有些连注释都省却了，读者无从核对。我们如果把它作为依据，恐怕被误导而不自知。
例如《屈原列传》有那么一句话：“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早期的注疏本大多把重点放在“属”和“上官大夫”，说明“属”是草稿，“上官大夫”是上官靳尚。前者有很强的论据，没有异议。后者却不，上官大夫是谁，恐怕只有司马迁知道。可是如果我们过于肯定地说：“靳尚是当时候的奸臣，非常霸道而又无知，屈原的草稿都还没有写完，他就要抢过去修改。”这恐怕便要误解了。因为“夺”并不只是指“强取豪夺”，还有 “改换、改变”的意思。例如“三军不可夺帅”中的夺，就不能解释为“抢夺”，而应作“更换”的意思。临阵换帅乃兵家大忌。这句话出自《论语》，还有下半句 “匹夫不可夺志”，“夺志”该怎么解释，相信读者已经知晓。因此，上面那句有关上官大夫“夺”草稿一事，当解释为上官大夫要更改屈原的法令草案，屈原受命于楚王，当然不肯相就，何况这还牵涉到个人的尊严。屈原此举得罪了小人，于是便有了下文。
又如《左传》记载晋文公重耳出奔的事迹，说他到了卫国的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子怒，欲鞭之。”赏析篇通常说野外之人羞辱重耳，在他讨食物的时候给他一把泥土，结果重耳发怒，要鞭打野人。这是说不过去的。《左传》成功的一点是成功勾画出重耳出奔前后的个性转变。这时候的重耳仍不脱公子哥儿的脾气，要鞭打野人是事实，但并不是因为野人羞辱他。野人哪里有那么大胆，给一个有随从跟着的公子一把泥土吃？再说，如果您向人乞食，人家不但不给，还抓把泥土给您，难道您不生气么？古人尚且有不食嗟来之食，孰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我们还得从文字上下功夫。《说文解字》：“塊，俗凷字……凷，墣也。从土凵，凵屈象形。”段玉裁注：“屈者，无尾也。凷之形略方，而体似无尾者，故从土而象其形。”可见“块”是盛土之器具，可引申为土制的器皿。野人带食物去野地耕作，用“块”是很正常的。把“块”赠给重耳，重耳还要发脾气，这才是公子习性，才能凸显重耳的形象。
中国现代小学教育改革后强调“要把语文课当成语言文字训练课”，也就是说在阅读文章的时候，不要只是取其内容，借题发挥，要指导学生通过语言文字欣赏篇章的优美。阅读古文何尝不也如此？我们岂可根据他人的赏析篇章论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