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孔子与关雎

《诗经》的研究有几个问题是聚讼难决的。其中以孔子是否曾经删诗为最。这些问题的争论已久，在没有更新的资料出现之前，问题恐怕都无法解决。我们称这类问题为“公案”。

最早说“孔子删诗”的是司马迁。《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其后的文献多附和此说。例如赵歧说：“孔子自卫反鲁，……乃删诗定书……”（《孟子题辞解》）；郑玄说：“孔子删诗”（《诗论》）；杜预说：“诗第十一，后仲尼删定，故不同” （《左传注》）等等。

本文志不在辨惑此说，只是让读者知道有关孔子删诗的说法曾经风行，直到初唐孔颖达才提出质疑。司马迁是西汉人，他的说法与西汉的学术背景有关。当时儒家思想被奉为绝对的权威，孔子从此步上了神台，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古籍被他老人家编纂修订自然不出奇。

孔子以《诗》为教材是确定无误的。《论语》谈到《诗》的有很多处，除了说诗用雅言，而肯定“不学诗无以言”之外，孔子也谈到诗的其他功能，例如：“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在确定这点的前提下，我们再审视孔子与《关雎》的关系。

《关雎》作为“风”的第一篇，应该有其特别意义。古谓《关雎》是“风之始”，其价值自然也非一般。如果我们按今人诠释，认定《关雎》是情诗，这与孔子列为教材之始是说不通的。宋儒严格重视纲常礼教，乃至认为《诗经》有很多“淫诗”，从而提出“代圣人删诗”之说。朱熹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但是他对《关雎》的诠释，依然是认定“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依然是附和毛诗序“美诗”之说。

北京师范大学的尚学锋教授根据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竹简，梳理《关雎》在流传中阐释的流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他以竹简中的“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既不否定《关雎》是情诗，又说明孔子借男主人公对窈窕淑女的思慕最终以琴瑟之悦、钟鼓之乐等符合礼的方式表达，从“好色”以致“纳之以礼”，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说孔子以道德的角度诠释《关雎》是合理的，从文献中我们也看到孔子评论《关雎》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正是孔子以此诗作为教材的目的。这种说法要比“刺康王”、“美后妃之德”、“美周文王”之说较有说服力。

至于为什么西汉三家诗派为什么会把它解释为“刺康王”、“美后妃”，这是因为他们在“以色喻于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引申发挥，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他们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把《关雎》解释为“刺诗”，这种诠释已经夹杂了政治用途，与今文学派“经世致用”的立场一致。

这样的一种诠释流变史，是比较合乎情理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7/01/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