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马”指的是汉代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班”指班固，“马”指司马迁。司马迁的《史记》完成在前，班固的《汉书》完成在后，两部著作和后来的《后汉书》《三国志》并列为中国“前四史”。
我在讲《史记》时，喜欢拿《汉书》的相关文章来对读。因为班固的史传文章基本上是根据司马迁的写，但是却占了后来者的优势（司马迁是公元前的人，班固则是公元后，相差约两百年），可以修订史料，陈述不同观点。对读他们二人给商人写的传记，就特别有意思。
司马迁在“士农工商”的旧社会秩序中给商人列传，实是创举。不但如此，司马迁还给予商人很高的社会地位，认为他们可以促使《老子》的理想国实现，达到“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境界。综观司马迁行文，他是站在道家的自然角度写作，认为统治者如果不予干预，商人就会很好的发挥所能，平衡社会的需要，使物质不缺，全民富足。这种论述大有“自由市场”的经济观，不得不佩服两千年前的史学家的超前眼光。
对于司马迁这种观点，班固却深不以为然。他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论大道而先黄老”是说司马迁的思想是崇尚道家，班固生于汉朝独尊儒术之后，思想固然会反老尊孔，但如何摆脱意识形态而说道理却是关键。
班固说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是有根据的。因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的序文中引用了《管子》的观点“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还进一步说明“礼生於有而废於无”。司马迁更说“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仿佛德行是建立在富贵之上，没有富贵不能谈德行。司马迁又说“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难怪他要肯定当时的谚语“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是正确的说法。把富贵放到这样的一个地位，虽然听来很骇人，但却还是点中了客观的事实。二十世纪著名的美国犹太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不正也倡导人类如果不能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的欲求，是无法激发更高动机寻求自我完善么？
班固不能否决“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的理想境界，但是却可以辩驳如何才能够落实这种境界。班固于是搬出儒家的看法，认为人们如果能够“顺时而取物”，有自我节制的能力，士农工商不杂处，士人在聚会中论仁义，工人在官府中论技艺，商人在商场上论财利，农人在田野中谈稼穑，各安本分，不越矩行事，就能达到“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的理想境界。班固非常反对只为利而生存的说法，特别高举“贵义贱利”的儒家思想。这固然保守，但是在匡正社会歪风，扶正人心方面，却还是起着积极的作用。
所以我说，班马两家的论述，各有精彩，不对读则无法扩大我们的视野，思想难免偏于一隅而走向极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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