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三年级课文《怀念您，祖父》是写关于清明节思亲的一篇文章。在教师指南中附录了一篇文章，谈“清明节的由来”，其大意是这样的：
相传在秦朝末年，刘邦和项羽大战数回合后，终于取得天下。他光荣回乡时，想要祭拜父母，却因连年战争，墓地凌乱，无法辨识父母的坟墓，因此非常难过。最后他从衣袖里拿出一张纸，用手撕成许多小碎片，并向上苍祷告说：“我将这些小纸片拋向空中，爹娘在天有灵，就让纸片落在爹娘的坟墓不动。”果不其然，有一片纸落在一座坟墓上，不论风怎么吹都吹不动，刘邦跑过去一看，果然是他父母的墓碑。后来民间也和刘邦一样，每年的清明节都到祖先的坟墓祭拜，并且用小土块压几张纸片在坟上，表示这座坟墓是有人祭扫的。
对古代历史不熟悉的教师不明就里，把它当着史实灌输给孩子，这可就误导新一代了。
其实，这则“民间传说”毫无根据，而且错漏百出。
其一，汉高祖刘邦是于高祖五年（前202）灭项羽。翌年，高祖尊其父为“太上皇”，可见楚汉相争平息后，刘邦的父亲还健在。史书记载，刘邦的父亲是在高祖十年七月才去世。我早前写过《刘邦孝顺不》一文，便提过刘邦当皇帝后，在未央宫设宴时当众奚落父亲，调侃他早年只看重二哥，认为他没出息。不过，刘邦并非全然不孝，他为父亲特别建设的“新丰”市，就把父亲昔日的朋友全部聚在一起以取悦于他。
其二，刘邦在衣袖里拿出一张纸，撕成碎片让风吹散，这也是不符史实的。纸固然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但在汉代出现的纸，是用麻皮纤维或麻类织物制造成的，质地粗糙，夹带着许多的纤维束，莫说撕碎，就连书写也不太适合。东汉的蔡伦改良了造纸术后，纸才成为书写的工具之一。刘邦撕纸扬撒，时间上还是错乱了。
其三，古人连“坟墓”都分别看待。孔子曾说“古也墓而不坟”，意思是古人葬死者最初是“墓而不坟”的；孔子也曾自责说“古不修墓”，说自己违反了古制，“修墓”便是指为墓起坟。至于为先人的坟墓立碑纪念，起源则更迟。刘邦在秦朝末年便寻找父母的墓碑，时间上也是错乱了。
根据《三国志》注引《魏略》的记载，汉明帝曾经下诏：“夫礼贤之意，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阁，所以崇敬也。”《后汉书》也记载：“令近遵坟墓，四时奉祠之。”可见，扫墓是一种礼贤的做法，是没有特定时间的做法。一般相信，作为祭奠先人的寒食（清明前一两天）扫墓，在唐以前还没有出现。唐开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诏：“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寒食上墓方成风气。至于清明节的形成，实际上是寒食节的嬗变。这种嬗变过程相信也是在唐代形成，宋以后，则清明节完全代替了寒食节，成为民间的习俗了。
这种假借历史名人转述的故事，民间流传还可以，作为教材的适当与否，则有待斟酌了。我是不赞同这种以假乱真，混淆历史和传说的做法的。再说，以民间传说作为教材，其教学重点和教导历史显然也有差别的，就像我们教《三国演义》和《三国志》是有差别一样。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9/2011
2012年8月30日星期四
2012年8月25日星期六
【198】鲁迅的伤逝
《伤逝》是鲁迅小说中少有的一篇以爱情婚姻悲剧的小说。
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不过其小说的女主人公如祥林嫂、爱姑等都是受到社会欺压的一群，显然是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发出的不平声音。可是《伤逝》的女主人公却代表着有新时代思想特征的女性，因此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趣的是，学界对此文的探索，竟然会与现实中鲁迅的婚恋挂钩。例如李允经的《婚恋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陈留生的《<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宗先鸿的《<伤逝>人物原型的变形艺术》（《北华大学学报》，2005）等就是如此探讨。
现在我们姑且以小说论小说，把焦点放在鲁迅在小说中呈现的新时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通过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探讨当时的思想盲点，了解作者的“彷徨”所在。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通过由自由恋爱而结合，但只有短短的一年同居生活，他们又分开了。最后，子君落个忧郁而死的下场，造成了一出新时代的悲剧。因此，小说的主题自然导向探讨这处悲剧的原因所在。
子君在小说中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个性解放的思想，所以她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让涓生为之倾倒。在追逐个性解放方面，子君的确表现得勇敢，她敢于和封建旧家庭决裂，大无畏地对待那些讥笑和轻蔑的眼光，毅然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然而，何以这样的一个新女性最终也会被抛弃？
论者认为“子君是从肤浅的意义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因为她的奋斗目标只是婚姻的自主，一旦目标实现后，她就心安理得地以操持家务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内容，没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于是，渐渐地，子君的思想流于空虚、庸俗，性格也变得怯弱起来。
论者也认为涓生在这方面倒是较清醒，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所以两人的矛盾和鸿沟逐渐扩大，到最后是涓生的“逃家”，“厌倦”，到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了“我不再爱你了”，注定了两人的分手。
不过，我觉得《伤逝》是采用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形式叙述，并不是按情节发展说故事，因此我们在分析时，涓生的内心活动不能视为他当初就有的想法。反之，我们应该知道在他的回忆之中有着深深的忏悔，忏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害死了子君。“爱情更新”论恐怕是沉痛的打击后才领悟出来的想法。
由于鲁迅曾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指出娜拉在个性觉醒后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但如果没有经济权，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只有两条路：回来或是堕落。因此，有人也把论述放到“社会解放”和“经济权”上去，认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革、解放，恋爱婚姻问题是不能真正解决的”。
我宁可选择比较单纯地看待鲁迅的“彷徨”，不为他寻求“答案”，而只是揭示一些严肃的问题。《伤逝》给我们揭露的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和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命题世世代代纠缠着人类，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着追寻个性解放的青少年早早寻求恋爱和婚姻，不自禁地担心涓生和子君的故事要重复上演。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8/2011
鲁迅对他那个时代的妇女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不过其小说的女主人公如祥林嫂、爱姑等都是受到社会欺压的一群，显然是为旧社会男女不平等发出的不平声音。可是《伤逝》的女主人公却代表着有新时代思想特征的女性，因此受到的关注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有趣的是，学界对此文的探索，竟然会与现实中鲁迅的婚恋挂钩。例如李允经的《婚恋生活的投影和折光——<伤逝>新论》（《鲁迅研究动态》，1989），陈留生的《<伤逝>创作动因新探》（《南京师大学报》，2003），宗先鸿的《<伤逝>人物原型的变形艺术》（《北华大学学报》，2005）等就是如此探讨。
现在我们姑且以小说论小说，把焦点放在鲁迅在小说中呈现的新时代青年的爱情婚姻观，通过主人公涓生和子君的悲剧探讨当时的思想盲点，了解作者的“彷徨”所在。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涓生和子君是通过由自由恋爱而结合，但只有短短的一年同居生活，他们又分开了。最后，子君落个忧郁而死的下场，造成了一出新时代的悲剧。因此，小说的主题自然导向探讨这处悲剧的原因所在。
子君在小说中是新时代的女性，有着个性解放的思想，所以她能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的话，让涓生为之倾倒。在追逐个性解放方面，子君的确表现得勇敢，她敢于和封建旧家庭决裂，大无畏地对待那些讥笑和轻蔑的眼光，毅然地和涓生建立起小家庭。然而，何以这样的一个新女性最终也会被抛弃？
论者认为“子君是从肤浅的意义上接受个性解放思想的”，因为她的奋斗目标只是婚姻的自主，一旦目标实现后，她就心安理得地以操持家务作为人生意义的全部内容，没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于是，渐渐地，子君的思想流于空虚、庸俗，性格也变得怯弱起来。
论者也认为涓生在这方面倒是较清醒，知道“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所以两人的矛盾和鸿沟逐渐扩大，到最后是涓生的“逃家”，“厌倦”，到最后终于鼓足勇气说了“我不再爱你了”，注定了两人的分手。
不过，我觉得《伤逝》是采用主人公涓生手记的形式叙述，并不是按情节发展说故事，因此我们在分析时，涓生的内心活动不能视为他当初就有的想法。反之，我们应该知道在他的回忆之中有着深深的忏悔，忏悔自己当初的无知害死了子君。“爱情更新”论恐怕是沉痛的打击后才领悟出来的想法。
由于鲁迅曾写过《娜拉走后怎样》一文，指出娜拉在个性觉醒后离家出走到社会上去，但如果没有经济权，没有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只有两条路：回来或是堕落。因此，有人也把论述放到“社会解放”和“经济权”上去，认为“没有整个社会的改革、解放，恋爱婚姻问题是不能真正解决的”。
我宁可选择比较单纯地看待鲁迅的“彷徨”，不为他寻求“答案”，而只是揭示一些严肃的问题。《伤逝》给我们揭露的是“爱情到底是什么”，“婚姻和爱情又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这个命题世世代代纠缠着人类，百思不得其解。
我看着追寻个性解放的青少年早早寻求恋爱和婚姻，不自禁地担心涓生和子君的故事要重复上演。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8/2011
2012年8月20日星期一
【197】孔子的一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2.4）
这段话流传很广，很多人都引用个中的词句，譬如三十岁说是到了而立之年，四十岁说是年届不惑等等，仿佛孔子这一番话成了人生的指导原则。
李零教授说得好，他说“这是孔子讲自己……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可不是么，明代顾宪成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年谱”（《四书讲义》），清代程树德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学历”（《论语集释》），都是这个道理。
梁代皇侃说：“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虽说是“隐圣同凡”，但却是欲盖弥彰，是要表扬孔子超凡入圣。宋代邢昺也附和说：“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孔子辄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不过，他们的说法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孔子这一番话都锁定在“学习”的范畴上。孔子十五岁志於学，三十岁学有所成立，四十岁志强学广、不再疑惑，五十岁因为学《易》而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六十岁耳闻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越法度。
关于十五岁志于学，杨树达的一番话值得注意：“古人十岁学书计与幼仪，十三学乐、诵诗矣。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寻《述而篇》云：‘志于道。’《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再言志道，不言志学。此独言志学，不莒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论语疏证》）这是很有见地的。
皇侃说：“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这说法和《汉书》所言一致，“三年明一经”，十五年通五经，所以才说“三十而立”，这未免太过僵化了吧？清代多数学者都主张“三十而立”是指“立于礼”，譬如宋翔凤便说：“君子惟明礼，而后可以居室。不然，风俗之衰兴人伦之变，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也。”（《论语发微》）
“四十而不惑”的说法，还是李零教授的说法最“隐圣”。他说：“（四十多岁这段期间）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三十五岁以后，五十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四十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丧家狗》）我觉得这段时间孔子对“教育”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知道如何整理古籍，又如何用之以教人了，所以说是“不惑”。
至于五十岁之后，则不是“学”的过程，而是体现出来的境界了。“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何等境界？人活到七十岁，还真不得不放下，放下就豁达起来，豁达的人则不再斤斤计较，耳顺且随心所欲了。
世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孰不知要能不逾矩地随心所欲，还得有至少五十年的学习不可。不学却要随心所欲，则是任性妄为，并非孔子所谓的“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8/2011
这段话流传很广，很多人都引用个中的词句，譬如三十岁说是到了而立之年，四十岁说是年届不惑等等，仿佛孔子这一番话成了人生的指导原则。
李零教授说得好，他说“这是孔子讲自己……是讲他自己的人生体验，不是讲别人活到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也不是泛泛总结，说大家到了某个年龄该怎么怎么样。”可不是么，明代顾宪成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年谱”（《四书讲义》），清代程树德说这是孔子的“一生学历”（《论语集释》），都是这个道理。
梁代皇侃说：“此章明孔子隐圣同凡。学有时节，自少迄老，皆所以劝物也。”虽说是“隐圣同凡”，但却是欲盖弥彰，是要表扬孔子超凡入圣。宋代邢昺也附和说：“此章明夫子隐圣同凡，所以劝人也……孔子辄言此者，欲以勉人志学，而善始令终也。”不过，他们的说法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把孔子这一番话都锁定在“学习”的范畴上。孔子十五岁志於学，三十岁学有所成立，四十岁志强学广、不再疑惑，五十岁因为学《易》而穷理尽性、知天命之终始，六十岁耳闻其言、则知其微旨而不逆，七十岁从心所欲而不逾越法度。
关于十五岁志于学，杨树达的一番话值得注意：“古人十岁学书计与幼仪，十三学乐、诵诗矣。孔子十有五而始志于学，不过晚乎？寻《述而篇》云：‘志于道。’《里仁篇》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一再言志道，不言志学。此独言志学，不莒志道者，孔子之谦辞，实则志学即志道也。”（《论语疏证》）这是很有见地的。
皇侃说：“古人三年明一经，从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经之业，所以成立也。”这说法和《汉书》所言一致，“三年明一经”，十五年通五经，所以才说“三十而立”，这未免太过僵化了吧？清代多数学者都主张“三十而立”是指“立于礼”，譬如宋翔凤便说：“君子惟明礼，而后可以居室。不然，风俗之衰兴人伦之变，未有不自居室始者。故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也。”（《论语发微》）
“四十而不惑”的说法，还是李零教授的说法最“隐圣”。他说：“（四十多岁这段期间）孔子短暂出国，回到鲁国后，没官可做，只好死心塌地做学问。三十五岁以后，五十岁以前，他一直在家读书习礼，教书育人。四十来岁这阵儿，他全力治学，越学越明白，当然也就‘不惑’了。”（《丧家狗》）我觉得这段时间孔子对“教育”有更加深刻的体会，知道如何整理古籍，又如何用之以教人了，所以说是“不惑”。
至于五十岁之后，则不是“学”的过程，而是体现出来的境界了。“五十知天命”，“六十耳顺”，“七十随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何等境界？人活到七十岁，还真不得不放下，放下就豁达起来，豁达的人则不再斤斤计较，耳顺且随心所欲了。
世人都喜欢“随心所欲”！孰不知要能不逾矩地随心所欲，还得有至少五十年的学习不可。不学却要随心所欲，则是任性妄为，并非孔子所谓的“不逾矩”的最高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8/2011
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196】爱国词人辛弃疾
学生问我：“古人会有爱国之心，却不服从于朝廷的么？”我说有，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就是其中一位。
辛弃疾（1140-1207）原是山东人，出生前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复国。辛弃疾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加上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使他在青少年时就立下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21岁，辛弃疾正式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后归南宋。
可是，归宋后的辛弃疾并没有机会报国。他虽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但都非要职，更无法带军打回北方。一个可以领军打仗的武夫，到了南方后却只能当个文人，用文学来倾诉胸臆。他留下的词作有600多首，作品多抒发其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并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多有谴责。
他有首名篇便是个中的代表作，词曰：“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前几句写景，但却不纯粹是景色的描写，而是寄情于景。最终归结为“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吴钩是身上带的武器，拿来看了又看，摩挲又摩挲，可是却一无所用。在亭子里徘徊，拍遍了栏杆，却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意。这不是在谴责主和派么？
下来他引用了历史上的几个典故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其中“刘郎才气”的典故最有意思。
刘郎，就是三国的刘备。《三国志•陈登传》记载，刘备和许汜同事刘表时，某次许汜批评陈登有“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请问具体例子，许汜回答他曾经在下邳见过陈登，陈登这人全无尊重他人的意识，“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听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不客气地谴责他空有“国士”之名，却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当时天下大乱，许汜却不思报国，而向陈登“求田问舍”（要求分配田产房子），这必然引起陈登不悦。刘备还不客气地说如果换着是我，“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引得刘表一番大笑。
国家有难，不思解救之策，却成天考虑自己的前途，盘算如何积累自己的财产，许汜这种做法的确该骂。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盛赞刘备有“才气”，奚落许汜小人作风。这难道只是要表达自己对许汜的轻蔑，只说自己羞见刘备？我相信不会那么简单。
辛弃疾爱国，但是却无法苟同朝廷的主和政策。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谴责主和派的。辛弃疾骂朝中人士，是爱国的忠诚表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08/2011
辛弃疾（1140-1207）原是山东人，出生前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复国。辛弃疾从小受到祖父的熏陶，加上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使他在青少年时就立下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21岁，辛弃疾正式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后归南宋。
可是，归宋后的辛弃疾并没有机会报国。他虽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但都非要职，更无法带军打回北方。一个可以领军打仗的武夫，到了南方后却只能当个文人，用文学来倾诉胸臆。他留下的词作有600多首，作品多抒发其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并对当时执政者的屈辱求和多有谴责。
他有首名篇便是个中的代表作，词曰：“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前几句写景，但却不纯粹是景色的描写，而是寄情于景。最终归结为“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这是抒发内心的苦闷与压抑。
吴钩是身上带的武器，拿来看了又看，摩挲又摩挲，可是却一无所用。在亭子里徘徊，拍遍了栏杆，却没有人懂得他的心意。这不是在谴责主和派么？
下来他引用了历史上的几个典故来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其中“刘郎才气”的典故最有意思。
刘郎，就是三国的刘备。《三国志•陈登传》记载，刘备和许汜同事刘表时，某次许汜批评陈登有“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刘备请问具体例子，许汜回答他曾经在下邳见过陈登，陈登这人全无尊重他人的意识，“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刘备听了这个具体的例子，不客气地谴责他空有“国士”之名，却不懂得为国家着想。当时天下大乱，许汜却不思报国，而向陈登“求田问舍”（要求分配田产房子），这必然引起陈登不悦。刘备还不客气地说如果换着是我，“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引得刘表一番大笑。
国家有难，不思解救之策，却成天考虑自己的前途，盘算如何积累自己的财产，许汜这种做法的确该骂。辛弃疾引用这个典故，盛赞刘备有“才气”，奚落许汜小人作风。这难道只是要表达自己对许汜的轻蔑，只说自己羞见刘备？我相信不会那么简单。
辛弃疾爱国，但是却无法苟同朝廷的主和政策。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要谴责主和派的。辛弃疾骂朝中人士，是爱国的忠诚表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08/2011
2012年8月10日星期五
【195】如何管治人民？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2.3）
孔子这句话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流传很广，一般读书人都能朗朗上口。
用最原始的话注释关键词语，则包括“道”是“导”，“政”是“法教”，“免”是“苟免”，“格”是“正”。整句解释则是“用法制禁令领导人民，使用刑法约束人民，那人民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而不敢造次，内心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领导人民，使用礼制规范人民的言行，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还会恪守规矩。”
其实，唐前的注释已说得很清楚，例如梁代皇侃的注文曰：“为政，若以法制导民，以刑罚齐民，则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脱罪辟，而不复知避耻，故无耻也。”（《论语义疏》）李零用现代语解释得更加彻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法国）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丧家狗》）
李零进一步说：“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历来人们都喜欢调侃新加坡，说他们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结果百姓在国内不敢乱丢垃圾，但一越过长堤，就把马来西亚当成最大的垃圾桶，任意抛垃圾了。这种说法把孔子的意思诠释得很传神。
下半句，皇侃解释为“既导德齐礼，故民服从而知愧耻，皆归於正也”。李零则说：“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不过，李零显然不赞同这种治国的方法，所以他调侃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其实，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因此，他主张对人民加强教化，并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民，以便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然形成的观点。
李零对此甚不以为然，他说：“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又说：“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我觉得李零的话针对性太强，掩盖了孔子本来的意思。诚然，领导人如果只是以“德”为口号，是很糟糕的。例如强调“以民为本”，动车事故中却无法让人民信服行政当局真的是“以民为本”。对事实遮遮掩掩，说出什么“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荒谬台词；受难的乘客也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安抚，赔偿金迟迟不公布等等，结果只会让民怨四起，人人忘了老祖宗的遗训。
平心而论，孔子的理想还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篇》）如果在上的一直企图以刑罚恐吓人民，要人民守规矩，却忘了照顾自己的言行，变得不爱民、不守信、不尊重人，人民焉有不反之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1
孔子这句话是他的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流传很广，一般读书人都能朗朗上口。
用最原始的话注释关键词语，则包括“道”是“导”，“政”是“法教”，“免”是“苟免”，“格”是“正”。整句解释则是“用法制禁令领导人民，使用刑法约束人民，那人民只是求得免于犯罪受惩而不敢造次，内心却没有廉耻之心；用道德教化领导人民，使用礼制规范人民的言行，人民不但有羞耻之心，还会恪守规矩。”
其实，唐前的注释已说得很清楚，例如梁代皇侃的注文曰：“为政，若以法制导民，以刑罚齐民，则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脱罪辟，而不复知避耻，故无耻也。”（《论语义疏》）李零用现代语解释得更加彻底，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以法治国。‘政’是政令，‘刑’是刑罚。按（法国）福柯的说法，就是训练和惩罚。它是按驯养牛马那样来管理社会：听话，给草吃；不听话，拿鞭子抽。”（《丧家狗》）
李零进一步说：“孔子认为，这些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会把老百姓弄得‘免而无耻’，政刑虽在，但心存侥幸，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把不守规矩当自由，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历来人们都喜欢调侃新加坡，说他们以严刑峻法约束百姓，结果百姓在国内不敢乱丢垃圾，但一越过长堤，就把马来西亚当成最大的垃圾桶，任意抛垃圾了。这种说法把孔子的意思诠释得很传神。
下半句，皇侃解释为“既导德齐礼，故民服从而知愧耻，皆归於正也”。李零则说：“它是以德治国。‘德’是自律，自己有道德标准在心里管着自己；‘礼’是他律，对人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有种种规定。”不过，李零显然不赞同这种治国的方法，所以他调侃柏拉图的《理想国》，说“后来他明白了，现实世界，还得交法律管。”
其实，孔子思想的特色就是把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因此，他主张对人民加强教化，并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民，以便实现社会安定、促进社会发展，这是必然形成的观点。
李零对此甚不以为然，他说：“两千年来，中国人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或曰兵法），你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硬，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软硬不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始终做不到。”又说：“光讲以德治国，德必伪，国必亡，两样都误。当然，古人说的以德治国，并不是真的以德治国。德只不过是装饰罢了，就像厕所里面撒香水，让你不觉其臭而已。”
我觉得李零的话针对性太强，掩盖了孔子本来的意思。诚然，领导人如果只是以“德”为口号，是很糟糕的。例如强调“以民为本”，动车事故中却无法让人民信服行政当局真的是“以民为本”。对事实遮遮掩掩，说出什么“至于你信不信，我是信了”的荒谬台词；受难的乘客也没有第一时间获得安抚，赔偿金迟迟不公布等等，结果只会让民怨四起，人人忘了老祖宗的遗训。
平心而论，孔子的理想还是非常必要的。他说：“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之，则民有孙心。”（《礼记•缁衣篇》）如果在上的一直企图以刑罚恐吓人民，要人民守规矩，却忘了照顾自己的言行，变得不爱民、不守信、不尊重人，人民焉有不反之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1/07/2011
2012年8月5日星期日
【194】如何理解“思无邪”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2.2）
诗三百，指的是流传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古代诗歌，传说为孔子所编辑修订，成311篇的诗集，取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把它奉为儒家的经典，称《诗经》。
“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也常用，意思是“用一句话来说”。古人曾争论“蔽”的意思是“当”还是“断”，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最有趣，用英文来注释，称“In one word”。
孔子这句话最难解的是“思无邪”。李零教授引用了很多资料，尝试说明，但是最后又放弃，让这句话的意思隐晦下去。
由于这句话收录在《论语》第二章第二句，前一句是“为政以德”，因此唐以前的注家如皇侃、邢昺，都认为这句话就像“为政以德”强调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为政”要有“德”那样，是要用“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
现存最早的注释是汉代包咸的“归於正”，皇侃解释说：“无邪则归於正也。”他还引述卫瓘的话说：“不曰思正而曰思无邪，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於正也。”宋代邢昺则进一步说：“《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於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
按照上面的说法，“思无邪”的意思是“思想内容是正派无邪念的”。可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其内容并非全部是“导人向善”的。孔子本身就说过“放郑声”（《卫灵公》），意思是郑国的“诗”有很多靡靡之音，是该放弃的。
宋代朱熹是第一位推翻《诗》作为“经”的人，他给《诗经》做的注释本叫做《诗集传》，里头把诸如邶国的诗如《匏有苦叶》《静女》，王国的《采葛》，郑国的《将仲子》《子衿》等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称为“淫诗”。因此他给孔子对《诗三百》的概括作评述时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言下之意，一句话无法概括《诗三百》的整体内容。
其实，古人都知道，孔子这句话出自《诗经》本身，是鲁颂的《駉》采用的句子。既然知道出处，当然好办，可以直接探讨原诗的意思。宋代项安世的探讨，几乎为学界所接受，他说：“思，语辞也……说者必以为思虑之思，则过矣。”（《项氏家说》）原来“思”字纯粹是发语辞，是没有意思的，更加不可以解释为“思虑”或“思想内容”。
“无邪”呢？郑浩的解说很有意思，他认为《駉》中，“思无邪”与“思无期”、“思无疆”、“思无歝”是排比并列的，所以意思不会相差太远，绝对不可以把“无邪”解释成“没有邪恶”。他从古籍找到邪的古义有“虚徐”的意思，因此总结说：“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四书集注述要》）
简单的说，郑浩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说明诗歌其实是作者的真情写照，读者也应当以真性情读之，不可作假虚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成为定论，我觉得其实际意义来得较大较实。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7/2011
诗三百，指的是流传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古代诗歌，传说为孔子所编辑修订，成311篇的诗集，取其整数称《诗三百》。汉代把它奉为儒家的经典，称《诗经》。
“一言以蔽之”，我们今天也常用，意思是“用一句话来说”。古人曾争论“蔽”的意思是“当”还是“断”，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最有趣，用英文来注释，称“In one word”。
孔子这句话最难解的是“思无邪”。李零教授引用了很多资料，尝试说明，但是最后又放弃，让这句话的意思隐晦下去。
由于这句话收录在《论语》第二章第二句，前一句是“为政以德”，因此唐以前的注家如皇侃、邢昺，都认为这句话就像“为政以德”强调用一个概念来概括“为政”要有“德”那样，是要用“思无邪”来概括整部《诗》。这个想法是合理的。
现存最早的注释是汉代包咸的“归於正”，皇侃解释说：“无邪则归於正也。”他还引述卫瓘的话说：“不曰思正而曰思无邪，明正无所思邪，邪去则合於正也。”宋代邢昺则进一步说：“《诗》之为体，论功颂德，止僻防邪，大抵皆归於正，故此一句可以当之也。”
按照上面的说法，“思无邪”的意思是“思想内容是正派无邪念的”。可是，读过《诗经》的人都知道，其内容并非全部是“导人向善”的。孔子本身就说过“放郑声”（《卫灵公》），意思是郑国的“诗”有很多靡靡之音，是该放弃的。
宋代朱熹是第一位推翻《诗》作为“经”的人，他给《诗经》做的注释本叫做《诗集传》，里头把诸如邶国的诗如《匏有苦叶》《静女》，王国的《采葛》，郑国的《将仲子》《子衿》等描写男女爱情的诗歌称为“淫诗”。因此他给孔子对《诗三百》的概括作评述时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然其言微婉，且或各因一事而发，求其直指全体，则未有若此之明且尽者。”言下之意，一句话无法概括《诗三百》的整体内容。
其实，古人都知道，孔子这句话出自《诗经》本身，是鲁颂的《駉》采用的句子。既然知道出处，当然好办，可以直接探讨原诗的意思。宋代项安世的探讨，几乎为学界所接受，他说：“思，语辞也……说者必以为思虑之思，则过矣。”（《项氏家说》）原来“思”字纯粹是发语辞，是没有意思的，更加不可以解释为“思虑”或“思想内容”。
“无邪”呢？郑浩的解说很有意思，他认为《駉》中，“思无邪”与“思无期”、“思无疆”、“思无歝”是排比并列的，所以意思不会相差太远，绝对不可以把“无邪”解释成“没有邪恶”。他从古籍找到邪的古义有“虚徐”的意思，因此总结说：“夫子盖言《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即所谓‘诗言志’者，此三百篇之所同也，故曰一言以蔽之。惟诗人性情千古如照，故读者易收感兴之效。”（《四书集注述要》）
简单的说，郑浩认为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说明诗歌其实是作者的真情写照，读者也应当以真性情读之，不可作假虚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成为定论，我觉得其实际意义来得较大较实。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07/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