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的一大特色是细节写得很精彩。
譬如，《故乡》写“我”回到儿时住所，处理卖房子的事。由于很多家具带不走，便想把它送给已经长大成人却穷苦落魄的儿时玩伴——闰土。闰土捡了几样东西带走，其中竟包括“一副香炉和烛台”。
为什么特别强调香炉和烛台？因为鲁迅想说明人们在奋斗之后达不到理想，就会生起绝望，不再相信自我能力，而把希望交给不可知的神明。
香炉和烛台在小说中出现不是偶然的，是作者刻意写出的。鲁迅对此的反省比上面所说还要深刻，他在文末说：“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么？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
这不由得让我想到现今社会，不是常会见一些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动辄到神圣的宗教场所去发誓，或斩鸡头，或用圣典宣誓么？神是不发言的，人却爱代神说话。真正有信仰的人不敢随便代神说话，只有那些别有居心的人才会把神拖下水。这种境界恐怕还不及闰土的把希望交给神明。
又如《孔乙己》要鞭挞的是科举制度的弊害。小说出现两头极端的人，中了科举的丁氏一家，是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乡民则是没有机会读书的群体，在社会只能混口饭吃。最精彩的人物当然是主角孔乙己。他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人物，有机会读书却没有中举。
鲁迅写了那么一个细节：孔乙己兴致勃勃地问酒店的小二：“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结果换来的是没有人理会。结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
孔乙己所谓的“学问”原来只是关心“回字的四种写法”。当时不为人们理会，只是因为孔乙己无权无势，说话没有力量。
没有了古代的科举，却有现代的中央考试。学生依然在一定的“教材”和“范围”之下学习，孔乙己找到了借尸还魂的机会，在论述“你知道这个字有几笔”，“你知道这个字的笔顺”，“邮差不是规范词”……
所以我说鲁迅笔下的人物不会过时，他们一直找到复活的机会。
想当年鲁迅创作时，如此“以丑为美”，写出一个个的丑角让人们去内省，去思考改革该走的方向。这样的努力，会有多少人响应，又有多少人因此醒觉？鲁迅的努力会不会起反效果，反而被人指责悲观绝望？
其实，佛教的宣扬也用过这种手法。《百喻经》就是写出一个个的愚痴汉，他们所做的一个个糊涂行为就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去返照自己。猴子捞月，空中楼阁，傻子吃盐，糖浇甘蔗，父亲断淫……不胜枚举。我们是不是把傻瓜故事当镜子？
我突然醒觉，一向对宗教不存善意的鲁迅竟然出资在金陵刻经处刻印《百喻经》流通，实在不是偶然的。知己难寻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2/2012
2012年12月30日星期日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222】阿Q子孙满堂
阿Q是鲁迅笔下的小说主人公，是个家喻户晓的小人物。
《阿Q正传》通过描绘一个乡下小民和他周围人的互动，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人的面貌。阿Q的形象根植人心，被评论家认为是中国人的精神缩影——显然那是贬义的。
鲁迅在小说的序里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可是，他的呐喊却是很另类的。他要改变人们的精神，却不是给予正面的呼吁，而是从负面的形象写起。一个个的小人物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角，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因为长期受到压迫而表现出来的愚昧和无知。里头的主人公就像阿Q那样，“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对生活没有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根源，更贴切的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活在痛苦之中。《药》写了一班无知的小民，听到革命者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而直嚷人家是疯了，更糟的是对被杀的革命者完全不予同情，却只关心拿他们的血沾馒头吃。鲁迅写他们其实是步步走向黑暗，心里却感觉良好，觉得是步步迈向光明。鲁迅“呐喊”些什么？
有人说《药》是革命者的一帖良药，意思该是说他鞭挞的愚昧可以唤醒一些人，帮助革命者完成革命事业吧？真会如此么？鲁迅后来似乎又彷徨了，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奇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由于鲁迅的小说给人家看到的小人物都是批判性的，因此有人感觉鲁迅对革命的不彻底感到绝望。我不认同这点，鲁迅并没有绝望，相反的他是“反抗绝望”，只是他用的手法比较独特，这也是他的小说魅力所在。
鲁迅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只有三部，《药》《阿Q正传》和《祝福》。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的《阿Q正传》，在电影结束前有这么一段旁白：“阿Q死了。他虽没有女人，但并不如同小尼姑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阿Q是有后代的，而且是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恰逢现今社会也弥漫着革命的味道，听到这么一句话还真唤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像阿Q那样不知革命为何物，却也参加革命的人多得是；借用革命的名堂，大肆掠夺，打压敌人的人物也不只限于阿Q一人。鲁迅的小说真是良药？我怀疑。
要“改变人们的精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让人们一窝蜂的跟从，只要煽动他们的情绪就行。难怪《药》中的夏瑜的墓要荒凉，社会的醒觉者总是占少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2/2012
《阿Q正传》通过描绘一个乡下小民和他周围人的互动，展现了辛亥革命前后一个畸形的社会和一群畸形的人的面貌。阿Q的形象根植人心，被评论家认为是中国人的精神缩影——显然那是贬义的。
鲁迅在小说的序里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可是，他的呐喊却是很另类的。他要改变人们的精神，却不是给予正面的呼吁，而是从负面的形象写起。一个个的小人物成为他小说中的主角，散发出来的就是一种因为长期受到压迫而表现出来的愚昧和无知。里头的主人公就像阿Q那样，“别人舂米，他便舂米；别人插秧，他便插秧”，对生活没有一个正确的奋斗目标。他们不明白生活痛苦的根源，更贴切的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活在痛苦之中。《药》写了一班无知的小民，听到革命者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而直嚷人家是疯了，更糟的是对被杀的革命者完全不予同情，却只关心拿他们的血沾馒头吃。鲁迅写他们其实是步步走向黑暗，心里却感觉良好，觉得是步步迈向光明。鲁迅“呐喊”些什么？
有人说《药》是革命者的一帖良药，意思该是说他鞭挞的愚昧可以唤醒一些人，帮助革命者完成革命事业吧？真会如此么？鲁迅后来似乎又彷徨了，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奇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由于鲁迅的小说给人家看到的小人物都是批判性的，因此有人感觉鲁迅对革命的不彻底感到绝望。我不认同这点，鲁迅并没有绝望，相反的他是“反抗绝望”，只是他用的手法比较独特，这也是他的小说魅力所在。
鲁迅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只有三部，《药》《阿Q正传》和《祝福》。其中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成的《阿Q正传》，在电影结束前有这么一段旁白：“阿Q死了。他虽没有女人，但并不如同小尼姑所骂的那样‘断子绝孙’，因为据考察家们考证说，阿Q是有后代的，而且是子孙繁多，至今不绝。”
恰逢现今社会也弥漫着革命的味道，听到这么一句话还真唤起鲁迅笔下的人物。像阿Q那样不知革命为何物，却也参加革命的人多得是；借用革命的名堂，大肆掠夺，打压敌人的人物也不只限于阿Q一人。鲁迅的小说真是良药？我怀疑。
要“改变人们的精神”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要让人们一窝蜂的跟从，只要煽动他们的情绪就行。难怪《药》中的夏瑜的墓要荒凉，社会的醒觉者总是占少数。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2/2012
2012年12月21日星期五
【221】再谈汉字部首
汉代儒家被摆上神台后，出现了许多借孔孟而说儒的经学家。他们注重的并不是在义理上探讨儒家学说，而是要借儒家来阐发经世致用的思想。我们把这些专家称为“今文经学家”。
与此同时，还是有一批老顽固的存在。他们不随波逐流，坚持爬梳儒家文献，探讨儒家义理，凭据经典来说话。这是“古文经学家”。
因为皇家的提倡，所以今文经学家是比较受落的。这也给古文经学家更严峻的挑战，因为要成名，就得下更大的功力不可。这其中，东汉的许慎是个中代表。
许慎要在今文经学家任意说解文字、胡乱阐述经典的混乱现象中杀出一条路，便从语言文字内部的规律寻找根据，以图更正确地说解文字，并理出一个新理论。最终他把当时通行的9353个汉字，分门别类整理出一本新字典，称为《说文解字》。这部书采用“据形系联”的分类法，也就是按照字形的相关性，加以归类，并为这些类冠于一个“部首”。部首因此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表义性”，例如“女”部的汉字其字义与女性有关，“车”部的汉字与车子有关等。
许慎的《说文》有540个部首。如果按照义项是不嫌多，但是当部首发展为检字的依据的时候，部首的数量就由多而逐渐减少了。例如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部首只剩241个。从部首发展的规律看，其变化是部首表义功能的弱化，以及检字功能的强化。
这种发展是正常的。就如宋初的徐铉评许慎的《说文》时所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韵谱• 序》）
《说文》虽是一本字典，但又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它承担着的不只是释词的任务，还包括纠正说解文字的混乱现象的任务。许慎采用六书理论为基础，并按部首解说字义，对于后世文字学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文字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凭借一本工具书就断定汉字的学习方法。后世辞书不再具备《说文》的性质，也是正常的发展。我们不可因此说《说文》已经过时，也不可以抱着《说文》为凭据，否定一切不符说文的说法。
许慎说文解字的方法，在教学上还是非常实用的。不过，汉字流传历史悠久，许多字是无法按照许慎分类的原则归类。有些汉字具有表义功能，有些却不。在识字上，表义功能的汉字归部，有助于我们认识字，不表义的则会成为教学上的一大难点。例如“虹”为什么以“虫”为部首？许慎说“状似虫”似乎太牵强。
灵活使用还是教学中的王道，拘泥则只会开倒车。依据部首分类教生字，还有助提高识字量，并且有助分辨字形，减少错别字。
某次测验，考生对有错别字的几个成语竟然都无法修正。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些考生还是语文教师，平常在学校都教“部首”，在判别错别字时，怎么就不会采用文字学部首概念“据形系联”？例如“不径而走”该修正为“不胫而走”，“胫”是小腿，所以用“肉（月）”为部首，“不胫”就是没有小腿，“走”的古义是“跑”，“不胫而走”是指没有小腿也会跑，就像流言不必刻意去散播便会传开那样。这和代表步行的“彳”部首有什么关系？
只教这个字是什么部首，不如教学生为什么这个字是用这个部首。文字学部首有此功能，检测字部首却不一定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2/2012
与此同时，还是有一批老顽固的存在。他们不随波逐流，坚持爬梳儒家文献，探讨儒家义理，凭据经典来说话。这是“古文经学家”。
因为皇家的提倡，所以今文经学家是比较受落的。这也给古文经学家更严峻的挑战，因为要成名，就得下更大的功力不可。这其中，东汉的许慎是个中代表。
许慎要在今文经学家任意说解文字、胡乱阐述经典的混乱现象中杀出一条路，便从语言文字内部的规律寻找根据，以图更正确地说解文字，并理出一个新理论。最终他把当时通行的9353个汉字，分门别类整理出一本新字典，称为《说文解字》。这部书采用“据形系联”的分类法，也就是按照字形的相关性，加以归类，并为这些类冠于一个“部首”。部首因此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表义性”，例如“女”部的汉字其字义与女性有关，“车”部的汉字与车子有关等。
许慎的《说文》有540个部首。如果按照义项是不嫌多，但是当部首发展为检字的依据的时候，部首的数量就由多而逐渐减少了。例如到了清代的《康熙字典》，部首只剩241个。从部首发展的规律看，其变化是部首表义功能的弱化，以及检字功能的强化。
这种发展是正常的。就如宋初的徐铉评许慎的《说文》时所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说文韵谱• 序》）
《说文》虽是一本字典，但又不是一本普通的字典。它承担着的不只是释词的任务，还包括纠正说解文字的混乱现象的任务。许慎采用六书理论为基础，并按部首解说字义，对于后世文字学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
文字是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凭借一本工具书就断定汉字的学习方法。后世辞书不再具备《说文》的性质，也是正常的发展。我们不可因此说《说文》已经过时，也不可以抱着《说文》为凭据，否定一切不符说文的说法。
许慎说文解字的方法，在教学上还是非常实用的。不过，汉字流传历史悠久，许多字是无法按照许慎分类的原则归类。有些汉字具有表义功能，有些却不。在识字上，表义功能的汉字归部，有助于我们认识字，不表义的则会成为教学上的一大难点。例如“虹”为什么以“虫”为部首？许慎说“状似虫”似乎太牵强。
灵活使用还是教学中的王道，拘泥则只会开倒车。依据部首分类教生字，还有助提高识字量，并且有助分辨字形，减少错别字。
某次测验，考生对有错别字的几个成语竟然都无法修正。更叫人纳闷的是这些考生还是语文教师，平常在学校都教“部首”，在判别错别字时，怎么就不会采用文字学部首概念“据形系联”？例如“不径而走”该修正为“不胫而走”，“胫”是小腿，所以用“肉（月）”为部首，“不胫”就是没有小腿，“走”的古义是“跑”，“不胫而走”是指没有小腿也会跑，就像流言不必刻意去散播便会传开那样。这和代表步行的“彳”部首有什么关系？
只教这个字是什么部首，不如教学生为什么这个字是用这个部首。文字学部首有此功能，检测字部首却不一定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2/2012
2012年12月15日星期六
【220】汉字部首的教学
一名教师向我查询有关中国发布的汉字部首归部的问题，我没有正面回答他。他略微不满地暗示：“您是讲师啊！”我也只是笑笑回应。
我觉得语文教师常有类似的“盲点”：一是要塑造全知全能的形象，认为教师就该是生字典、活辞书；二是被一些条规搞得晕头转向，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尽在枝节上打转。前者使自己承担得很苦，后者还进一步使学生学习得乏味。
例如笔顺，我们强调规范是好的，但不要因此而本末倒置，把笔顺视为识字的重要标准。掌握了正确的笔顺书写汉字，就表示语文能力提高了么？我看过一名实习生教写字，异族孩子很兴奋地到板前书写，三两下就把一个笔画繁多的字写好。可是实习生要他用笔画递增法重写一遍，学生每画一笔，兴奋程度就跟着骤减。
我国小学新课程采用中国大陆颁布并在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汉字部首表》和《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但有关文件却没有列明有关部首归部后该怎么念，因此上述教师产生了疑惑——该念“人字部”还是像过去一般念“人字旁”或“单亻旁”。
审视中国颁布有关文件时的说明：“部首检字法是一种常用的汉字查字法，广泛应用于工具书编纂、汉字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的汉字检索。在部首查字法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立部问题，即确定部首的数目以及由哪些字（或部件）充当部首。”又说：“《汉字部首表》规定了汉字的部首表及其使用规则，主部首201个，保持了原草案的部首数，附形部首99个。其使用规则是，一般应以主部首为主, 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作变通处理。该规范主要适用于工具书编纂、汉字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的汉字排序检索，也可供汉字教学参考。”
我的了解是这份文件主要是作为工具书编纂的依据，至于汉字教学，只是“可供参考”而已。
何故？因为汉字部首的概念应该有“文字学部首”和“查检法部首”的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部首”是“字典、词典等根据汉字形体偏旁所分的门类”，至于如何“分”并没有说清楚。《汉字部首表》给“部首”的定义是：部首是“可以成批构字的一部分部件。含有同一部件的字，在字集中均排列在一起，该部件作为领头单位排在开头，成为查字的依据”。两相对比，我们可以说《现汉》还有保留似的重视“文字学部首”，新文件虽然强调尊重传统，但是在很多例子上却偏偏只重视“归部”，而不重视文字学的原理。像“盒”字，本是“上声下形”的形声字，部首是“皿”，教学上如此说，学生也好懂，“盒”就是盛东西的器皿。可是，新文件把“盒”归部为“人”。又如“本”字，本是会意字，是在“树”（木）的底部画个符号，指明“根”部，所以“本”有“根”的意思。在教学上如此解释这个词，对理解词义和记忆都有帮助，甚至有助于掌握造字的依据和原则。可是，新文件却列入“一”。
我们希望各个单位紧记中国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所说的话——“我们这些规范标准都是为教师、为信息教育产品的研发人员提供知识规范，我们不主张把这些东西直接教给学生，特别不主张去难学生、考学生，语文课应该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不要让所有的语文知识代替能力。因此，这些只会对从事教育的人带来帮助，而不会增加教学难度。如果哪个单位发出的东西让学生去背，我想那是最拙劣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1/2012
我觉得语文教师常有类似的“盲点”：一是要塑造全知全能的形象，认为教师就该是生字典、活辞书；二是被一些条规搞得晕头转向，迷失了语文教学的核心部分，尽在枝节上打转。前者使自己承担得很苦，后者还进一步使学生学习得乏味。
例如笔顺，我们强调规范是好的，但不要因此而本末倒置，把笔顺视为识字的重要标准。掌握了正确的笔顺书写汉字，就表示语文能力提高了么？我看过一名实习生教写字，异族孩子很兴奋地到板前书写，三两下就把一个笔画繁多的字写好。可是实习生要他用笔画递增法重写一遍，学生每画一笔，兴奋程度就跟着骤减。
我国小学新课程采用中国大陆颁布并在2009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汉字部首表》和《GB13000.1字符集汉字部首归部规范》，但有关文件却没有列明有关部首归部后该怎么念，因此上述教师产生了疑惑——该念“人字部”还是像过去一般念“人字旁”或“单亻旁”。
审视中国颁布有关文件时的说明：“部首检字法是一种常用的汉字查字法，广泛应用于工具书编纂、汉字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的汉字检索。在部首查字法中，首先要解决的是立部问题，即确定部首的数目以及由哪些字（或部件）充当部首。”又说：“《汉字部首表》规定了汉字的部首表及其使用规则，主部首201个，保持了原草案的部首数，附形部首99个。其使用规则是，一般应以主部首为主, 但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作变通处理。该规范主要适用于工具书编纂、汉字信息处理及其他领域的汉字排序检索，也可供汉字教学参考。”
我的了解是这份文件主要是作为工具书编纂的依据，至于汉字教学，只是“可供参考”而已。
何故？因为汉字部首的概念应该有“文字学部首”和“查检法部首”的不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部首”是“字典、词典等根据汉字形体偏旁所分的门类”，至于如何“分”并没有说清楚。《汉字部首表》给“部首”的定义是：部首是“可以成批构字的一部分部件。含有同一部件的字，在字集中均排列在一起，该部件作为领头单位排在开头，成为查字的依据”。两相对比，我们可以说《现汉》还有保留似的重视“文字学部首”，新文件虽然强调尊重传统，但是在很多例子上却偏偏只重视“归部”，而不重视文字学的原理。像“盒”字，本是“上声下形”的形声字，部首是“皿”，教学上如此说，学生也好懂，“盒”就是盛东西的器皿。可是，新文件把“盒”归部为“人”。又如“本”字，本是会意字，是在“树”（木）的底部画个符号，指明“根”部，所以“本”有“根”的意思。在教学上如此解释这个词，对理解词义和记忆都有帮助，甚至有助于掌握造字的依据和原则。可是，新文件却列入“一”。
我们希望各个单位紧记中国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所说的话——“我们这些规范标准都是为教师、为信息教育产品的研发人员提供知识规范，我们不主张把这些东西直接教给学生，特别不主张去难学生、考学生，语文课应该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不要让所有的语文知识代替能力。因此，这些只会对从事教育的人带来帮助，而不会增加教学难度。如果哪个单位发出的东西让学生去背，我想那是最拙劣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1/2012
2012年12月10日星期一
【219】开创优良学风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2.18）
根据孔子说话的背景看，这段话原是孔子告诉子张仕进之途径。后世比较喜欢把孔子的名言当成为官之道。当官的要多听多看，发言和做事则不可以马虎，不要失去诚信，更不要胡作非为。人不可能做到“无尤无悔”的境界，除非昧着良心，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谨慎和坚定之中做到“寡尤寡悔”。儒家理想中的“官”就该有这种骨气。
王国维给容庚的《金文编》作序，把孔子说的“多闻阙疑”搬到了学术去。他说：“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他以东汉《说文解字》为例，说许慎撰写此书是“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此后还有晋朝荀勖校订《穆天子传》，杨南仲释古彝器等，都在无法辨识的古文字中写下“阙”字，绝不附会穿凿。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赞赏“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并说：“宋明讲义理，动言错简，妄改古书，有思而不学、思之过甚的毛病，清学矫之，提倡阙疑，非常必要，但矫枉过正，也有学而不思、过于保守的一面。过去，容庚先生说，铜器真伪，或在疑似之间，一时半会儿分不清，最好保留，因为假的东西被当做真的东西留下来，以后还可以往出择，但如果把真的东西当假的东西淘汰，再往回找，可就麻烦了。这个道理，对辑佚也适用。”
李零说“多闻阙疑”正是一种优良的学风。
其实，中国近当代学界，治学者大多抱持这种学风。例如迁台的傅斯年就强调“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1页）好一句“只求证，不言疏”！这不正是孔子“多闻阙疑”的精神么？
胡适经常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该是治学者所坚持的。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在追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开创者程千帆先生时说：“程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给人以警示。”这和“多闻阙疑”的治学精神是一致的。
程千帆先生自己也说：“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
把孔老夫子的“多闻阙疑”移到治学上去，予人多有启示。做学问写文章不是自说自话，搬出一套理论洋洋洒洒写就一本厚厚的书，骗个身份和学位就算。我们要养成“多闻阙疑”的良好学风，只写自己搞得懂的东西，不浪费笔墨，不说空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1/2012
根据孔子说话的背景看，这段话原是孔子告诉子张仕进之途径。后世比较喜欢把孔子的名言当成为官之道。当官的要多听多看，发言和做事则不可以马虎，不要失去诚信，更不要胡作非为。人不可能做到“无尤无悔”的境界，除非昧着良心，但是我们却可以在谨慎和坚定之中做到“寡尤寡悔”。儒家理想中的“官”就该有这种骨气。
王国维给容庚的《金文编》作序，把孔子说的“多闻阙疑”搬到了学术去。他说：“阙疑之说出于孔子，盖为一切学问言。”他以东汉《说文解字》为例，说许慎撰写此书是“窃取此义于文字之形声，义有所不知者，皆注云‘阙’”。此后还有晋朝荀勖校订《穆天子传》，杨南仲释古彝器等，都在无法辨识的古文字中写下“阙”字，绝不附会穿凿。
北京大学教授李零赞赏“多闻阙疑”的治学态度，并说：“宋明讲义理，动言错简，妄改古书，有思而不学、思之过甚的毛病，清学矫之，提倡阙疑，非常必要，但矫枉过正，也有学而不思、过于保守的一面。过去，容庚先生说，铜器真伪，或在疑似之间，一时半会儿分不清，最好保留，因为假的东西被当做真的东西留下来，以后还可以往出择，但如果把真的东西当假的东西淘汰，再往回找，可就麻烦了。这个道理，对辑佚也适用。”
李零说“多闻阙疑”正是一种优良的学风。
其实，中国近当代学界，治学者大多抱持这种学风。例如迁台的傅斯年就强调“我们应该于史料赋给者之外，一点不多说，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不少说，不受任何传说观念的拘束，只求证，不言疏。”（《傅斯年全集》第2卷第51页）好一句“只求证，不言疏”！这不正是孔子“多闻阙疑”的精神么？
胡适经常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七分材料不说八分话，没有材料不说话”，该是治学者所坚持的。
中国政法大学杨玉圣教授在追述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风开创者程千帆先生时说：“程先生一向对不良学风‘嫉恶如仇’，对学术研究中的弄虚作假‘深恶痛绝’，‘一贯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风、文风’。程先生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学术研究的认真态度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先生的每一篇论文，每一本著作，无论在观点、材料上，还是在论证、逻辑上，都是非常严谨、规范’，给人以警示。”这和“多闻阙疑”的治学精神是一致的。
程千帆先生自己也说：“我写的论文不是很多。我如果觉得一个题目没有多少意思，就不写了……无论是写论文，还是抒情文字，我始终非常注意文字的简洁。有好多人，能够把文章写得很长，是一种本领。我没有这种本领。鲁迅的小说真是了不起，他写得很短。现在人文章越写越长，这个与物质文明的发达也有关系。大家用电脑打字，非常方便。这里面，很大的问题是学风。”
把孔老夫子的“多闻阙疑”移到治学上去，予人多有启示。做学问写文章不是自说自话，搬出一套理论洋洋洒洒写就一本厚厚的书，骗个身份和学位就算。我们要养成“多闻阙疑”的良好学风，只写自己搞得懂的东西，不浪费笔墨，不说空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1/2012
2012年12月5日星期三
【218】孔子如何求仕进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2.18）
“干禄”，汉代郑玄说：“干，求也。禄，禄位”，也就是说这个词是“谋求官位”的意思。“学”，根据清代武亿的《群经义证》，他把《中庸》的“好学近乎知”和《汉书•公孙弘传》《说苑•建本篇》的“好问近乎知”作对比，从而达致“学、问古皆通用”的结论。因此，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门弟子颛孙师（子张）向孔子询问求得官职的方法。
孔子于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其他足以相信的才可以说出，这样就会减少过失；多看，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其他足以相信的才可以实行，这样就会减少懊悔。言语的错误少，行动的懊悔也少，即使不得官职，就如同得到官职了。”
孔子的回答有点无厘头，子张不知会否莫名其妙。人家要谋求官职，孔老夫子却告诉人家个人的修为。古人自然也知道这点，所以皇侃说：“言当无道之世，德行如此，虽不得禄，若忽值有道之君，则必见用，故云得禄之道也。”
孔子的“言若少过，行又少悔，必得禄位”的论调是否可行？清代的刘宝楠有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古者乡举里选之法，皆择士之有贤行学业而以举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禄之道。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世卿持禄，贤者隐处，多不在位，故郑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禄而与古者得禄之道相同，明学者干禄当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则有命矣。”（《论语正义》）原来古代的“选贤”是选“寡尤寡悔”的，那岂不是太过消极被动？难怪曾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呼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会错”的处世哲理了。
现今政坛，恐怕也会奉“言若少过，行又少悔，必得禄位”为金科玉律。“无可奉告”和“无为”是正道，所以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幽默地说：“现在在官场混，孔子的话也灵。”
其实，李零倒是看得比较透彻的。他说孔子这段话就只是对子张说，因为子张“性格外向，为人豪爽”，所以孔子要劝他“慎言慎行，多看多听，少干少说，说话干事都要留有余地”，也就是教他别冒失鲁莽。
我认为孔子的话，并非针对求仕进而言。就如钱穆所言，“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其告子张，只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阙疑阙殆，再继之以慎言慎行，而达于寡过寡悔”。钱先生的概括也很棒，他说：“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阙疑阙殆是精择，慎言慎行是守之约，寡尤寡悔则是践履之平实。人之谋生求职之道．殆必植基于此。孔子所言，亦古今之通义。”（《论语新解》）
较早前也有学者如此认为的。例如清代的陆陇其便说：“学不可一念涉于干禄，古之圣贤身居富贵，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尝有一毫希觊之念也。自圣学不明，士束发受书，便从利禄起见，终身汲汲都为这一个禄字差遣。一部五经、四书几同商贾之货，只要售得去便罢了，未尝思有益于身心，有用于天下，真是可叹！今日学者须先痛除此等念头，将根脚拨正了，然后去用工，才是真学。不然，即读尽天下之书，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饮食，皆助了这病，毫无益于我。”（《松阳讲义》）
好标榜“学而优则仕”的，恐怕更要思考何谓“言寡尤，行寡悔”的真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2
“干禄”，汉代郑玄说：“干，求也。禄，禄位”，也就是说这个词是“谋求官位”的意思。“学”，根据清代武亿的《群经义证》，他把《中庸》的“好学近乎知”和《汉书•公孙弘传》《说苑•建本篇》的“好问近乎知”作对比，从而达致“学、问古皆通用”的结论。因此，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孔门弟子颛孙师（子张）向孔子询问求得官职的方法。
孔子于是说：“多听，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其他足以相信的才可以说出，这样就会减少过失；多看，有怀疑的地方要保留，其他足以相信的才可以实行，这样就会减少懊悔。言语的错误少，行动的懊悔也少，即使不得官职，就如同得到官职了。”
孔子的回答有点无厘头，子张不知会否莫名其妙。人家要谋求官职，孔老夫子却告诉人家个人的修为。古人自然也知道这点，所以皇侃说：“言当无道之世，德行如此，虽不得禄，若忽值有道之君，则必见用，故云得禄之道也。”
孔子的“言若少过，行又少悔，必得禄位”的论调是否可行？清代的刘宝楠有段话很有意思，他说：“古者乡举里选之法，皆择士之有贤行学业而以举而用之，故寡尤寡悔即是得禄之道。当春秋时，废选举之务，世卿持禄，贤者隐处，多不在位，故郑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禄而与古者得禄之道相同，明学者干禄当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则有命矣。”（《论语正义》）原来古代的“选贤”是选“寡尤寡悔”的，那岂不是太过消极被动？难怪曾有大学中文系的领导呼吁“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就不会错”的处世哲理了。
现今政坛，恐怕也会奉“言若少过，行又少悔，必得禄位”为金科玉律。“无可奉告”和“无为”是正道，所以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幽默地说：“现在在官场混，孔子的话也灵。”
其实，李零倒是看得比较透彻的。他说孔子这段话就只是对子张说，因为子张“性格外向，为人豪爽”，所以孔子要劝他“慎言慎行，多看多听，少干少说，说话干事都要留有余地”，也就是教他别冒失鲁莽。
我认为孔子的话，并非针对求仕进而言。就如钱穆所言，“孔子不喜其门弟子汲汲于谋禄仕，其告子张，只在自己学问上求多闻多见，又能阙疑阙殆，再继之以慎言慎行，而达于寡过寡悔”。钱先生的概括也很棒，他说：“此章多闻多见是博学，阙疑阙殆是精择，慎言慎行是守之约，寡尤寡悔则是践履之平实。人之谋生求职之道．殆必植基于此。孔子所言，亦古今之通义。”（《论语新解》）
较早前也有学者如此认为的。例如清代的陆陇其便说：“学不可一念涉于干禄，古之圣贤身居富贵，皆是不求而自至，其胸中未尝有一毫希觊之念也。自圣学不明，士束发受书，便从利禄起见，终身汲汲都为这一个禄字差遣。一部五经、四书几同商贾之货，只要售得去便罢了，未尝思有益于身心，有用于天下，真是可叹！今日学者须先痛除此等念头，将根脚拨正了，然后去用工，才是真学。不然，即读尽天下之书，譬如患病之人，日啖饮食，皆助了这病，毫无益于我。”（《松阳讲义》）
好标榜“学而优则仕”的，恐怕更要思考何谓“言寡尤，行寡悔”的真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