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有麝自然香

“有麝自然香，何必当风立”是清代杜文澜整理古代歌谣和谚语时辑录的一句话，出处不可考。

这句话可以开展出很多类似的话语，例如：有麝自然香，不必迎风扬；花香自有蜂蝶恋；花若真盛开，蜂蝶自然来；山高自有神仙在等。谚语在在提醒我们必须要有真才实学；只要真有本事，即便不张扬都会广为人知。

教师其实也是“有麝自然香”的工作，因为他散发出的魅力，足以感召众多的学生。他们散发的香各有特色，可以是入室自成芳的兰花，可以是冰雪熬就葩的梅花；他们还可以是灿烂如锦、色鲜艳的杜鹃，抑或是清新脱俗、香远溢的丛桂。

小学生入学后会以教师为第一偶像，因为教师是大多数儿童最初接触的“最有知识权威”的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辨识能力也增强，一些老师不再是他们敬仰的对象，花香失色了。花儿若不开，蜂蝶就不再来；教师若失去了感召的力量，其影响力也必然有了很大的局限。

我求学的生涯中，见过不少尊师重道的例子，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国学界对程千帆先生的敬重。追思程先生治学的文章不断编辑成书，即使单篇文章也常有感人之作。年前有幸参与了南京大学办的程先生百年冥诞，众多一流学者齐聚追悼先生的事迹，记忆犹新。

我在南京受业期间，师辈对程先生的敬重，也让我闻到远溢的清香。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贵为程先生大弟子的莫砺锋教授在讲述程先生的一篇论文时，对其治学法的严谨和独到见解表现出的神态。莫老师是一位不苟言笑的长者，讲完课后却仰天深情地吐出一句：“程先生可说是古今第一人！”这一幕叫我毕生难忘。

是什麽原因叫一位老师可以长久受学生爱戴？肯定不是身份，也肯定不只是学识，而是他们治学的精神和人格的魅力，让你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崇拜感。

要当老师，就立志当一位有麝的老师，有麝自然香。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1/2017

【76】单纯的奉献

朋友问我出外演讲，一场收费若干。我说我不收费，不过会要求主办方给我车资津贴，数额多少则看他们的能力。多年来，收过的津贴从100-1000令吉不等。

朋友说：“你不可以这样，要知道现在你有名气，还是博士，哪里可以这样贱卖知识？”

我不置可否，因为我从不以学历为荣。我自小受佛法熏习，只知道为众生而学习，学习更多则可以做得更好，一步步向前，并不是为了要更高利润。至于名气，那是他人给予的，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也不会蓄意回避。我背后还有团队，有点小名气可以帮助团体的建设。

朋友又说：“学校有钱办活动的。你不要，反而利惠了有心人。有些人给你一百，报上去却写一千。你的清高反而促成人家的贪污，造业啊！”这一点我归予因果。记得我工作的第二年便买车，那是一位朋友无条件借的钱。我每个月通过银行还债，有时候因故会断期，便要向朋友道歉，他总不在乎地说：“那是阁下的事。”好一个学佛人，因果本来就是要自己负责的，学佛的重点之一就在这儿。我愿意向这朋友学习。

朋友再说：“不要抱着以前免费弘法的想法，过时了。”是的，三十多年前，一位名律师就在媒体讨论过演讲费这回事。我很认同，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我不想为我的服务标上价码。我当老师，政府给薪水，理所当然；倘若薪金是按我的工作量来算，上几堂课给多少钱，我想我早就离开。

我虽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却奉行“人生以服务为目的”的价值观。多少年来，我除了工作，余下时间都奉献社会——佛教和教育。有次给佛教会洗肾中心的病黎家属作说明会，一位女士一直用怪异的眼光看我，最终她忍不住举手问我从中拿多少钱。我说我们管理委员会是无偿奉献的，一分钱也不拿。怪异眼神霎时不见，多了几分温柔。

有人通过组织获取回扣，有人用组织之名赢取他人的信任，“这是阁下的事”；我参与公益事业，只想献出我的力量，动机再单纯不过。正因如此，我可以坚守自己的理想，也走得更远。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1/2016

【75】不要只提概念

中国特级教师蒋军晶讲课时，点出教育界的一种现象，老师们就是爱谈概念，缺乏实际的操作思考。过后，在一场座谈会中，以蒋老师为首的与谈人大谈他们对语文、语文教学、语文测评的看法。一名与会者在发问时间，不忘调侃蒋老师，说他怎么也只是谈概念，不谈操作。

我觉得这是犯上概念混淆的错误。蒋老师谈的“概念”，并非指专业术语而已，老师要做的并不只是实践，也要懂得教育理论、语文理论，也就是说必须读通许多专业领域里的“概念”。这是基础，不搞好，难以走远。至于蒋老师所谓的“爱谈概念”，指的是一种类似口号的术语。被一些专家或官方引用后，铺天盖地成为流行语，仿佛在这个圈子里的人必须挂在口中才算入流。早期的如“素质教育”、“语文素养”等，现在的如“翻转教育”、“微课堂”、“学习共同体”、“教室革命2.0”等，泛滥不已。教育部搞21世纪新教育，也罗列了一大堆的新名堂，不喊上几个教师可就不入流了。

这种爱喊概念的陋习，官方和民间都喜欢。本来这些概念是专家的思想结晶，是一种智慧产品，可是沦落到只剩口号的时候，就成为一线教师的紧箍咒，一听到就要头痛。例如90年代教育部从美国引进思维技能教学（KBKK），推介了十多种思维技巧以及思维图。从那个时候开始，教师每堂课的设计，都要注入思维技能元素，才算达标。可是，真正掌握这种技能的内涵的有多少人，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了吗？最终演变成清单式的教学（Check-list），只要有进行貌似的活动，就算过关。

为何会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培训人员本身对概念认识不够，只是鹦鹉学舌般地传达指示。我曾请教过培训官，结果发现他对某个思维技能的理解还真限于官方提供的材料，莫说不能举一反三，就连多一个例子他也说不出来；另一方面一线教师也有责任，大家已经习惯了“喂养式”的教学，总是期待官方提供完整的讲义（最好还是课件）以便应用，虽然网上资料很多，从不愿意下功夫跟进探索，以搞清楚新的概念。

蒋老师批判的现象——只谈概念的确是陋习。一个概念提出时，最初一定是热腾腾、火辣辣，你说我说大家说，最终却难逃冷却的结局。可是，像KBKK这样的概念，真的是一无是处，只是口号吗？有必要像一般事物求更新，而用新的爱丁（I-think）来取代？又或者是我们对这些概念消化不来，不懂如何加以贯彻使用？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1/2017

【74】教育欠缺些什么

华社普遍上对国家教育政策的改变不太敏感。比如师资的培养，自教育大蓝图公布以来，教育部是依教育文凭考试(SPM)成绩录取师范生。当局划定的标准是只录取成绩前30%的优质生，因此若非考上几个特优的成绩，在网上申请时就直接淘汰。

这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以前，师资不足时，当局会开办假期师训班（KDC）。假期班是特别的课程，录取门槛比较低，主要还是看有关临教的服务经验。自从师范学院升格为大专后，其课程必须符合国家品质机构（MQA）拟定的标准才能受认证，入学有一定的标准必须遵循，不能再随意破例。

针对这种改变，有人认为不妥，因为会考成绩优秀的，不一定会成为好教师。可是，教育界前辈告诉我，以前大英帝国统治的时代，洋人就是挑选会考成绩的尖子当教师。可见，想法设法挑选适合的人当教师是教育工作的首要考量，但看你用什么方法衡量。

说成绩优异不一定有好的表现，这是有道理的。教师长期面对活生生的人，除了知识要好之外，还要精通十八般武艺，处事能力、交际能力、解决问题能力一样不可缺，不然很难把教育工作做好。这些条件都是会考所不考的项目。

有位医生向我吐苦水，他说现在的年轻医生缺少医德，上班时间竟然可以集体去喝早茶。对他们来说，吃早餐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何错之有？偏偏这个行业是强调服务的，岂可如此任意而行？他们可能拥有很好的医学知识和能力，可是过去的学习生涯，并没有教他们奉献的精神。同样的困境也发生在当前的教育圈子里头。

我觉得这样的欠缺是整个社会作茧自缚的。君不见各个单位都很注重考试成绩？大学录取标准要看成绩，官方颁发奖学金看成绩，就连民间募资的奖学金也看成绩。这么一来，怎能责怪学校竞逐排名，老师不断努力培养考试机器？考试毕竟讲究技巧，如果只是专注考试，聪明的学生学会的是一种应付考试的技巧，然后用这种本领去开创他的人生。这过程，也许有更多重要的事项是他们忽略掉的。一个越注重考试的教育制度，就要欠缺更多的精神素养。

教育走向功利，一旦病态浮现了，还可以怪谁？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1/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