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毕业生和我谈他的教学困境:四年级学生,语文程度依然像一二年级般,他教得很吃力。我说多注重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为是,教育是点火,不是装水,要点燃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转被动为主动,不要假想他们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学,急着要灌输给他们。教育是慢的艺术啊!
他说:“可是孩子们不能等啊!”我说孩子们都比我们年轻,他们有的岁月可多呢,为何说他们不能等?却原来他是操心孩子们要应付考试了。
这是我们长期来的一个认识误区,把语文当知识教,考试也考知识了。
其实,语文科和其他知识课大不相同。例如历史,每年都有固定的知识项目要传达给学生,考试再要求学生全盘吐出来。语文科却重视能力的培养、素养的提升,考试的内容与平时上课的是不一样的。语文也要“赶课程”,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看过这样的个案:一位二年级学生因为患病住院不能到校上课,母亲担心孩子掉队,买了好些优质儿童读物给孩子阅读。数个月后,孩子回到学校上课,语文科考试的成绩竟然比一般同学还优异。平日教识字写字的语文老师,信心为之大挫。
朱自强教授也曾质疑:如果孩子不上学,而是在童年时阅读优质儿童读物,他的语文素养是不是会比一般孩子更高?我们深有同感,我们的语文能力并不是老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因为老师引导我们多阅读、多写作而学上来的。
近年来,我们的全国性语文考试已有很大的改进。统一考试历来都不考课本的篇章,即使是市面上买得到的作业本收录的篇章也不会在试卷上出现。课本的教材“不外是个例子”,看来像是“白教”,其实不然,因为老师是利用教材教学生,培养他们的阅读力,并非是教教材。
语文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我们习惯说我们的语文课“重读写、轻听说”,其实西方国家的语文教学,都注重读写,Literacy指的就是读写的培养。这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在读写中“听说”是自然进行的,不必刻意安排时间训练。这是母语教学应有的特质。教第二语文的时候,“听说”才会成为重点。
我给那位毕业生的忠告是:多注重孩子们的兴趣的培养,让他们在行动中不自觉地把语文融入到生活中,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就。不要去赶那有形的课程内容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8
2018年4月24日星期二
2018年4月15日星期日
【141】不是要你跟着做
教师研习营结束前,一位老师向我提出改善办营的方法:该如何限制参加人数、如何安排住宿、如何轮流执行工作、如何准备讲义、总结课程等。所言甚是,但我总觉有什么不妥。
后来发现他是“资源老师”,经常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我才醒觉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课程。诚然,官方的活动是为了传递信息,上情必须下达,参与者不但要听懂官员所说的,还要把信息再传给其他老师。参加了官方活动,老师回去后可能要跑几站下达信息,的确是挺累的,能够分工最好。
我们的活动则不然,它是民间组织自动自发筹办的,参加者是自愿报名的,就连工委也是毛遂自荐的。如果强调“分工”,要工委们轮流执勤,一年只选择一个课程,他们恐怕还不依呢!
性质不同,活动的目的和进行方式也就有了差异。官方的活动,目的性比较强,进行时一定要有专家在,以便在必要时给予说明。久而久之,专家就成了权威,掌控了发语权,不能接受异见。要有异见,下次最好就别来开会。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初出茅庐时参加了数学新课程的说明会。主办方要我们讨论可以用什么教学方法落实有关课程建议。一位老师提出一个有效背乘法表的方法,其实不是背,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他画了一个圆圈,圆圈上写了数字,2 X 2 = 4,然后在 x 的上方补上 = , 在 = 的上方补上 ÷ ,以说明2x2=4,转个圈,4÷2=2。过后,学生可以自由换数字。他说这样有效记得乘法和除法。我提出质疑。但是主持会议的最终还是列为会议解决方案之一。我竟然还是斗胆提出反对,我说如果问我左耳在哪儿,我用手指一指就是,如果我用右手绕过头壳,再指向左耳,虽然看来有趣,却没有意义。结果是,我没有机会再出席数学的会议了。
我们办的活动是为了打造环境给大家共学,没有其他企图。我常强调只要参与了,听了,想了,那就很好了。至于是否能内化再转为一种行动,则由参与者各取所需,适当吸取,调整应用。
也就因此,我们办的课程,会员都竞相要参与,他们清楚每一次汇集的因缘都不一样,学习的内容也有差异,该把握机会学习。这或是专谈儿童文学的,或是分享课内阅读教学的;或是畅谈作文教学心得的,或是交流如何带读书会的。海峡两岸的众多专家学者,自2007年开始,就受邀前来。如朱自强、方卫平、林文宝、刘绪源、谈凤霞、徐冬梅、周益民、蒋军晶、管建刚、岳乃红、李玉贵、吉忠兰……都是学有专长之士,他们到来与我们真诚的交流,并分享他们的心得与经验。我们没有人成为他们的“信徒”,只奉行他们的那一套,但我们实践的却又有他们展示过的专长。
民间组织办的活动不是要参加者跟从,我们是要提供机会给我们的教师成长,走带有自己风格的教学路线。
教学有法无定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8
后来发现他是“资源老师”,经常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我才醒觉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课程。诚然,官方的活动是为了传递信息,上情必须下达,参与者不但要听懂官员所说的,还要把信息再传给其他老师。参加了官方活动,老师回去后可能要跑几站下达信息,的确是挺累的,能够分工最好。
我们的活动则不然,它是民间组织自动自发筹办的,参加者是自愿报名的,就连工委也是毛遂自荐的。如果强调“分工”,要工委们轮流执勤,一年只选择一个课程,他们恐怕还不依呢!
性质不同,活动的目的和进行方式也就有了差异。官方的活动,目的性比较强,进行时一定要有专家在,以便在必要时给予说明。久而久之,专家就成了权威,掌控了发语权,不能接受异见。要有异见,下次最好就别来开会。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初出茅庐时参加了数学新课程的说明会。主办方要我们讨论可以用什么教学方法落实有关课程建议。一位老师提出一个有效背乘法表的方法,其实不是背,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他画了一个圆圈,圆圈上写了数字,2 X 2 = 4,然后在 x 的上方补上 = , 在 = 的上方补上 ÷ ,以说明2x2=4,转个圈,4÷2=2。过后,学生可以自由换数字。他说这样有效记得乘法和除法。我提出质疑。但是主持会议的最终还是列为会议解决方案之一。我竟然还是斗胆提出反对,我说如果问我左耳在哪儿,我用手指一指就是,如果我用右手绕过头壳,再指向左耳,虽然看来有趣,却没有意义。结果是,我没有机会再出席数学的会议了。
我们办的活动是为了打造环境给大家共学,没有其他企图。我常强调只要参与了,听了,想了,那就很好了。至于是否能内化再转为一种行动,则由参与者各取所需,适当吸取,调整应用。
也就因此,我们办的课程,会员都竞相要参与,他们清楚每一次汇集的因缘都不一样,学习的内容也有差异,该把握机会学习。这或是专谈儿童文学的,或是分享课内阅读教学的;或是畅谈作文教学心得的,或是交流如何带读书会的。海峡两岸的众多专家学者,自2007年开始,就受邀前来。如朱自强、方卫平、林文宝、刘绪源、谈凤霞、徐冬梅、周益民、蒋军晶、管建刚、岳乃红、李玉贵、吉忠兰……都是学有专长之士,他们到来与我们真诚的交流,并分享他们的心得与经验。我们没有人成为他们的“信徒”,只奉行他们的那一套,但我们实践的却又有他们展示过的专长。
民间组织办的活动不是要参加者跟从,我们是要提供机会给我们的教师成长,走带有自己风格的教学路线。
教学有法无定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8
2018年4月8日星期日
【140】教师的专业素养
素未谋面的韦申邀我作客“麻辣鲜师”,到电台去录音。我趁在云顶山腰开会之便,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凭着导航器,比预定时间早到45分钟。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第三电视的总部。我发了短信给韦申,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等到约定的3点钟,还是没有回复,于是我决定自己进入电视台再找录音室。可是,电视台保安森严,查了登记处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还好他们挺客气,要我把车子停在一旁,叫约我的人出来带我进入。
20分钟后,我还是联系不上韦申。保安来催了,我只好离开。再过15分钟我才接到韦申的电话,说是主播室不能用电话,所以断了联系。他请我调头回去,因为录音室再排期多有不便。虽然我已经上了大道,但想着今天要谈的课题既然是教师的专业,自己就该表现得“专业”一点,于是重启导航器,找地方调头。
我觉得我还是不习惯录音或录影的,所以每次录制的节目播放时,我都不听不看。受访时也是如此,最初我还开着手机看我预先写好的材料,结果说起话来索然无味。放下了手机,主持人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才渐入佳境。
即便如此,离开录音室后还是有很多遗憾。教师如何表现其专业素养?最重要的,我却忘记说了——要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有些师范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他们的专业素养。他们可以面对家长,即使是那些要来辩护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师范生也有办法劝服家长满意地离去,过后还送礼过来表示感谢。面对不爱学习的学生,这些师范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教导,没有诸多埋怨,更不会怪罪于学生。我欣赏这样的初生之犊,已具专业雏形。
生活中总会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智慧去化解。智慧和聪明的差别是,前者不一定华丽,但却有效化解问题;后者则不然,他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可以把别人拉下水,搅浊一池春水后他却飘然而去。我不欣赏这样的聪明人。
当然,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是否妥善地解决,还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以及主观上的经验积累才能断定。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坦然接受,这也是专业的表现。例如我的薪金。看着比我年轻10年的同事,月薪却比我高,当然是有感受的。但,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调了几级的薪水,虽然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我也该满足,不再埋怨了。再埋怨便要愧对学生,愧对我的事业了,毕竟我不是为薪金而工作。
专业,绝对是智慧的表现,并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准则。在职场的这些年,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8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第三电视的总部。我发了短信给韦申,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等到约定的3点钟,还是没有回复,于是我决定自己进入电视台再找录音室。可是,电视台保安森严,查了登记处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还好他们挺客气,要我把车子停在一旁,叫约我的人出来带我进入。
20分钟后,我还是联系不上韦申。保安来催了,我只好离开。再过15分钟我才接到韦申的电话,说是主播室不能用电话,所以断了联系。他请我调头回去,因为录音室再排期多有不便。虽然我已经上了大道,但想着今天要谈的课题既然是教师的专业,自己就该表现得“专业”一点,于是重启导航器,找地方调头。
我觉得我还是不习惯录音或录影的,所以每次录制的节目播放时,我都不听不看。受访时也是如此,最初我还开着手机看我预先写好的材料,结果说起话来索然无味。放下了手机,主持人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才渐入佳境。
即便如此,离开录音室后还是有很多遗憾。教师如何表现其专业素养?最重要的,我却忘记说了——要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有些师范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他们的专业素养。他们可以面对家长,即使是那些要来辩护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师范生也有办法劝服家长满意地离去,过后还送礼过来表示感谢。面对不爱学习的学生,这些师范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教导,没有诸多埋怨,更不会怪罪于学生。我欣赏这样的初生之犊,已具专业雏形。
生活中总会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智慧去化解。智慧和聪明的差别是,前者不一定华丽,但却有效化解问题;后者则不然,他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可以把别人拉下水,搅浊一池春水后他却飘然而去。我不欣赏这样的聪明人。
当然,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是否妥善地解决,还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以及主观上的经验积累才能断定。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坦然接受,这也是专业的表现。例如我的薪金。看着比我年轻10年的同事,月薪却比我高,当然是有感受的。但,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调了几级的薪水,虽然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我也该满足,不再埋怨了。再埋怨便要愧对学生,愧对我的事业了,毕竟我不是为薪金而工作。
专业,绝对是智慧的表现,并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准则。在职场的这些年,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8
2018年4月1日星期日
【139】华文难学吗?
我在哇加打北中华华小的儿童阅读营闭幕致辞时,问孩子们喜欢看我们给他们推介的儿童文学作品吗?他们高声回答:“喜欢!”
看他们兴致那么高,我把这次重点推荐的书目一一问过。“谁喜欢西顿动物小说《春田狐》的?”听过或看过这本书的,高高举起小手。“谁喜欢汤汤的《守护神一个》的?”不得了,更多人举手。八本逐一问过,小朋友都高兴地争着举手。
我打铁趁热,问他们:“那么,你们说华文难学吗?”不妙,这一下,竟然没有先前的迅速反应了。我再问,稀稀落落地传来同学们的回答:“难!”
小朋友真的不会掩饰,总是真诚地回答问题。这下我可讨了没趣啦!
其实,我知道他们所理解的“华文”,是指学校里头的语文课,而我问的却是作为一个承载信息的媒介,概念的认识上有不同。他们这两天通过我们打造的优质语文环境,其实都在快乐学习,不管是听故事、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本、持续默读、乃至最后的易客为主,积极向来宾介绍儿童故事,他们都很享受,都是全心投入其中。他们并没有察觉,这是他们“学语文”的一个过程。当我问他们“华文难学吗”时,他们的思绪回到了日常上课的情况,想到了笔画笔顺,想到造句,想到要按照格式写作文……想到的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那一道道坎。
前几年我登高呼吁让我们的华文教学必须回归到母语教学的方法上,不要再学英国人教我们英语的方法,而是要学习英国人教自家的孩子学习英语的方法。一边呼吁,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也一边阅读。原来当年中国的教育家启功先生曾经强调语文教学就是要注重格朗马(Grammar),原来近年来大陆老师已在反思当年的教育界“三公”的地位,认为他们“语言学家介入语文教育太多”,原来中国的教改已经开始倡导整本书阅读……
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也正是我们反思的契机。我们应当好好反省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学习华文那么苦,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却不达理想。
我在杭州阅读论坛提出“不要把华文当成一个科目教,而要让孩子们自然地用这个语文学习”,被采纳为宣言的内容之一。我国的华教工作者,是不是也该这么想?致力给孩子们打造更好的语文环境,让孩子主动运用华文学习,让他们在习得后发现自己已深爱这个语文,这不是捍卫母语教育的更好做法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4/2018
看他们兴致那么高,我把这次重点推荐的书目一一问过。“谁喜欢西顿动物小说《春田狐》的?”听过或看过这本书的,高高举起小手。“谁喜欢汤汤的《守护神一个》的?”不得了,更多人举手。八本逐一问过,小朋友都高兴地争着举手。
我打铁趁热,问他们:“那么,你们说华文难学吗?”不妙,这一下,竟然没有先前的迅速反应了。我再问,稀稀落落地传来同学们的回答:“难!”
小朋友真的不会掩饰,总是真诚地回答问题。这下我可讨了没趣啦!
其实,我知道他们所理解的“华文”,是指学校里头的语文课,而我问的却是作为一个承载信息的媒介,概念的认识上有不同。他们这两天通过我们打造的优质语文环境,其实都在快乐学习,不管是听故事、选择自己喜爱的书本、持续默读、乃至最后的易客为主,积极向来宾介绍儿童故事,他们都很享受,都是全心投入其中。他们并没有察觉,这是他们“学语文”的一个过程。当我问他们“华文难学吗”时,他们的思绪回到了日常上课的情况,想到了笔画笔顺,想到造句,想到要按照格式写作文……想到的是他们难以逾越的那一道道坎。
前几年我登高呼吁让我们的华文教学必须回归到母语教学的方法上,不要再学英国人教我们英语的方法,而是要学习英国人教自家的孩子学习英语的方法。一边呼吁,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也一边阅读。原来当年中国的教育家启功先生曾经强调语文教学就是要注重格朗马(Grammar),原来近年来大陆老师已在反思当年的教育界“三公”的地位,认为他们“语言学家介入语文教育太多”,原来中国的教改已经开始倡导整本书阅读……
是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在也正是我们反思的契机。我们应当好好反省为什么我们的学生学习华文那么苦,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却不达理想。
我在杭州阅读论坛提出“不要把华文当成一个科目教,而要让孩子们自然地用这个语文学习”,被采纳为宣言的内容之一。我国的华教工作者,是不是也该这么想?致力给孩子们打造更好的语文环境,让孩子主动运用华文学习,让他们在习得后发现自己已深爱这个语文,这不是捍卫母语教育的更好做法吗?
《星洲日报·东海岸》01/0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