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目的是沟通,然而能够沟通的并不只限于人类,动物也会沟通。
人类生存在地球上少说也有八万年的历史,可是真正走上文明一途的却只有六千年。标示人类文明的里程碑是文字的发明,相传“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①,可见汉代人早预见文字会是个伟大的发明。果不其然,有了文字,人类的沟通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思考也不再是从零开始,可以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借助他人或前人的脑袋思考。
于是,语文的作用可以扩大到继往开来上,可以吸纳他人的智慧,以及表现自己的心灵。只有认识到这一点,语言才变成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至于成为学习上的负担。如果问我要怎样才算驾驭语言,我认为可以听懂他人的话语、读懂别人的文字,及有效应用文字或话语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才算达标。语言能力的强弱不在技术层面,而是在其功用上。
语言是社会性的,必有其规范性和稳定性的要求。学习语言便成了一个族群的必须。可是,我们该认识到,这是派生的、次要的,学习语言并不是为了语言本身,而是它背后承载的作用。过于注重语言内部的学习,不但使语言僵化,还使学习变得繁琐、不切实际。因此,我们主张语言的学习是习得的、自然生成的、随着个人的需要而建构起来的。
有老师问我现代汉语语法上有关“同前异后”的规律,希望据此判断关联词“即使……也”的正确用法。我是这样回复的:“不要用语法的概念去判断句子的对错,只能用语法的概念去解释句子的组成规律,但却不可一概而论。关联词是后来才有的,很多时候它在句子中是多余的。例如‘即使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即使不说,我们也知道’,‘你不说,我们也知道’这三个句子,意思都很清楚,没有歧义,为什么要去辨识哪个才正确?”
以上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常被后出的规律套住自己,舍本而逐末地寻求语言的规范性和稳定性。这种现象在学校曾经很受重视,这并非语文学习的好现象。
现代汉语推行后有一句重要的话往往被忽略——语法方面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规范。典范的白话文当然是指名家的作品,他们写的句子都是在特定语境下的产物,能清楚表达他们要表达的,句子不会有对和错的分别,语法就是根据他们的句子来作分析归纳。
也就因此,我们倡导让孩子多阅读名家的作品来提高语文程度,不要一头栽进语文的规律上去。这样学习语言既有趣味又从容,语文的功用也更彰显。
注:
① 语出《淮南子》卷八,原意是反对智巧诈伪,不过历来大多解作文字的力量。例如唐代书画家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造化不能藏其密,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
《星洲日报·东海岸》29/07/2018
2018年7月29日星期日
2018年7月22日星期日
【155】语文怎样才算好
首相和教育部长都说英文很重要,要致力提高国人的英文水平。可以预见的是,教育部将会跟进。我担心的是他们会如何落实,因为过去数十年,我们都曾努力加强语文教学,但却一直无法有效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我常质疑是不是我们对语文的认识有很多误区还没有理清,以致“以盲导盲”的现象经常出现?
前朝政府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也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例如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得不好,于是直接引进外国教材;质疑本土教师的能力,便从西方国家引进专才,派往各县教育厅,不但定期主持英语教学课程,还要到学校与老师交流教学方法。
我在州内遇过不少受聘的专才,一方面对他们的待遇惊羡不已,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能力有所保留。他们都是通过合约式受聘过来,所以会像走马灯式的换人。每次到来的专才都有各自的专业,从口才演员(Talk show)到出租车司机都有。他们清楚自己到来的目的吗?他们受过培训吗?他们有一套理论支撑他们所做的努力吗?还是,他们在上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事例折射出的问题是掌权者与执事者或许都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目标是有,却不知如何落实,也不知怎样才叫落实,没有方向,也没有策略。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群老师在热烈讨论考试的利弊,一位同道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样讨论?”话是很刻薄,却很尖锐,有其道理存在。领导人是不是也犯上这样的错误?
语文怎样才算好?有人说语音要发得很正,最好带有主流国国民的腔调(学生时代我们常说slang,即accent);有人说文法要很好,对有关语文的结构和基本知识(grammar)都要通晓;有人说用词一定要合乎规范,积累丰富的词汇(Vocabuarly)才能驾驭语文。于是,这些“有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订课程、设计测评的方法,如此这般去培训新生代。(不但英文如此,其他语文包括国语、华语恐怕都是如此。)
可是,一番折腾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语文还是没有好起来。换个领导之后,我们又继续高喊要提高某某语文的能力!
亲爱的读者,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8
前朝政府也有这个想法,他们也努力提高学生的英语能力。例如认为我们的教科书编写得不好,于是直接引进外国教材;质疑本土教师的能力,便从西方国家引进专才,派往各县教育厅,不但定期主持英语教学课程,还要到学校与老师交流教学方法。
我在州内遇过不少受聘的专才,一方面对他们的待遇惊羡不已,一方面又对他们的能力有所保留。他们都是通过合约式受聘过来,所以会像走马灯式的换人。每次到来的专才都有各自的专业,从口才演员(Talk show)到出租车司机都有。他们清楚自己到来的目的吗?他们受过培训吗?他们有一套理论支撑他们所做的努力吗?还是,他们在上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事例折射出的问题是掌权者与执事者或许都不清楚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目标是有,却不知如何落实,也不知怎样才叫落实,没有方向,也没有策略。年前我看到网上一群老师在热烈讨论考试的利弊,一位同道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连A长个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怎样讨论?”话是很刻薄,却很尖锐,有其道理存在。领导人是不是也犯上这样的错误?
语文怎样才算好?有人说语音要发得很正,最好带有主流国国民的腔调(学生时代我们常说slang,即accent);有人说文法要很好,对有关语文的结构和基本知识(grammar)都要通晓;有人说用词一定要合乎规范,积累丰富的词汇(Vocabuarly)才能驾驭语文。于是,这些“有人”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编订课程、设计测评的方法,如此这般去培训新生代。(不但英文如此,其他语文包括国语、华语恐怕都是如此。)
可是,一番折腾之后,一切仿佛又回到原点,语文还是没有好起来。换个领导之后,我们又继续高喊要提高某某语文的能力!
亲爱的读者,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星洲日报·东海岸》22/07/2018
2018年7月16日星期一
【154】升格后的师范学院
2014年,民间华教最高机构联办了一项华文教育研讨会,其中有个课题是“师资培训的现状与改革的方向”①。可是论文论述的只是华社一向关心的师资不足的问题,对师资培训的内容与方向却只字不提。我因此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刊于《星洲日报·新教育》②,以让各界了解华文师资培训的转变。
时隔四年,一位师范新课程(PISMP)下毕业的教师撰文谈师资培训,我看了不禁惭愧不已,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们的理想差距很大。这岂不表示我们没有把正确的教育理念传授给他们?也许我们的改革还真是一厢情愿。师范课程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一,师范课程进入“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的时代,已经从过去的通识教育(Generalist)改成专科教育(Specialization with general knowledge),学生都有明确的主修科目(major)。这是配合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而设计的。进入21世纪,教育部不但致力提高教师的工资,还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必须依据主修科教学”是明文规定的。可是,有关教师却附和“学校会依据需要指派教师教什么”。
"一名儿科专科医生,被派到乡区任职,因为需要而当妇产科医生。"你有何看法?我们的实况就是如此。纳闷的是,就像电脑班、作业簿的事件一样,就只有华小有这种现象。教育部早就给教师明确标记(tagging),然后提供数据给师范司,让他们依据需要培训未来的师资。奇怪的是,这些数字总是被投诉不符合实况,问题出在哪儿?
二,师范学院升格后授予的是学士(Bachelor degree),不再是过去的职专文凭(Diploma)。因此,师范学院已经进入了国家大专教育体系(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其毕业证书不但要受到国家学术鉴定机构(MQA)的认证,还要能和国内外大学的研究所接轨。因此,不管是课程的内容、授课的方式、对学生的要求,与过去必须不一样。
当初课程编订后咨询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意见。一名卓越老师就坚持语音课时不可以减少,必须增加到过去的比例(旧课程的结构由教学法、文学、语音、语法组成,语音占时约10%),这是不了解大专与职业课程有差别的关系。大专课程以传授知识为主,日后的“修行”还得靠个人。因此课程的设定与传授,不能只是依赖老师教了什么,而是老师引导学生学习了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生得学会独立学习,不管是自行阅读或搜索资料。如果毕业生只期待老师传授教学方法,自己却不会按图索骥去探索和开发,升格后的师范与其课程是失败的。
我非常希望华社关心华小、独中的同时,也一样关心国中教育,以及培养出华小教师的师范学院。
注:
① 报道可看链接:
https://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f=79&t=9233&p=1202376#p1202376
② 原文:
https://www.dropbox.com/s/x51e1mno8y5mtpn/%E5%8D%8E%E5%B0%8F%E5%B8%88%E8%B5%84%E5%9F%B9%E8%AE%AD%E7%9A%84%E7%8E%B0%E7%8A%B6%E4%B8%8E%E6%94%B9%E9%9D%A9%E7%9A%84%E6%96%B9%E5%90%9102.docx?dl=0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8
时隔四年,一位师范新课程(PISMP)下毕业的教师撰文谈师资培训,我看了不禁惭愧不已,因为他的观点与我们的理想差距很大。这岂不表示我们没有把正确的教育理念传授给他们?也许我们的改革还真是一厢情愿。师范课程的转变,主要表现在:
一,师范课程进入“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的时代,已经从过去的通识教育(Generalist)改成专科教育(Specialization with general knowledge),学生都有明确的主修科目(major)。这是配合国家教育政策的转变而设计的。进入21世纪,教育部不但致力提高教师的工资,还要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必须依据主修科教学”是明文规定的。可是,有关教师却附和“学校会依据需要指派教师教什么”。
"一名儿科专科医生,被派到乡区任职,因为需要而当妇产科医生。"你有何看法?我们的实况就是如此。纳闷的是,就像电脑班、作业簿的事件一样,就只有华小有这种现象。教育部早就给教师明确标记(tagging),然后提供数据给师范司,让他们依据需要培训未来的师资。奇怪的是,这些数字总是被投诉不符合实况,问题出在哪儿?
二,师范学院升格后授予的是学士(Bachelor degree),不再是过去的职专文凭(Diploma)。因此,师范学院已经进入了国家大专教育体系(Institusi Pendidikan Tinggi),其毕业证书不但要受到国家学术鉴定机构(MQA)的认证,还要能和国内外大学的研究所接轨。因此,不管是课程的内容、授课的方式、对学生的要求,与过去必须不一样。
当初课程编订后咨询相关利益者(stakeholders)的意见。一名卓越老师就坚持语音课时不可以减少,必须增加到过去的比例(旧课程的结构由教学法、文学、语音、语法组成,语音占时约10%),这是不了解大专与职业课程有差别的关系。大专课程以传授知识为主,日后的“修行”还得靠个人。因此课程的设定与传授,不能只是依赖老师教了什么,而是老师引导学生学习了什么。在很大的程度上,学生得学会独立学习,不管是自行阅读或搜索资料。如果毕业生只期待老师传授教学方法,自己却不会按图索骥去探索和开发,升格后的师范与其课程是失败的。
我非常希望华社关心华小、独中的同时,也一样关心国中教育,以及培养出华小教师的师范学院。
注:
① 报道可看链接:
https://www.faqing.org/forum/viewtopic.php?f=79&t=9233&p=1202376#p1202376
② 原文:
https://www.dropbox.com/s/x51e1mno8y5mtpn/%E5%8D%8E%E5%B0%8F%E5%B8%88%E8%B5%84%E5%9F%B9%E8%AE%AD%E7%9A%84%E7%8E%B0%E7%8A%B6%E4%B8%8E%E6%94%B9%E9%9D%A9%E7%9A%84%E6%96%B9%E5%90%9102.docx?dl=0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7/2018
2018年7月8日星期日
【153】为之动容的德国人
中国朋友发来一则动人的故事:
2000年的一个深夜,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凶手随即被捕并被判死刑。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写信给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她说:“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可是中方坚持根据国家的法律处理,最终四名被告还是被处死了。
我们的观念是杀人者填命、血债要血还,德国一位至亲惨被灭门的老妇人却不是那么想,还主动为犯罪的人寻求宽恕。这叫我很感震撼,不得不反思我的价值观。更叫我震撼的是,老妇人和一群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马上还组织起一个协会,深入苏北地区的贫困地区资助中小学生完成九年的学业,并还常到那边去和乡区儿童在一起,协助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他们一直都低调做事,至今仍在坚持着。
中国人发现这群特别的天使后问起,普方协会的负责人说:“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原来他们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所以选择做慈善的外国人,用建设来纪念他们的好朋友,让他的枉死变得有意义。
这个故事给中国人的启示是:只有致力提高教育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社会风气才会良好,每个人的素质才会提高!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处理犯罪的根源比处决罪犯更重要,国家需要法庭和监狱,但更需要互助与教育,以开发人的智慧与道德观。
我国前朝政府拓宽了人民的视野,使国民的富贵标准从百万上升到亿,贪污若不上亿,不过是小儿科。新政府成立后,是无法改变这种“视野”,炫富、拜金和贪婪的价值观已经根植,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务之急是严打这些大鳄,然后再计划如何让教育重新建构人民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捍卫我们活着的尊严和未来。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7/2018
2000年的一个深夜,四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杀害了屋主德国人普方一家四口。凶手随即被捕并被判死刑。普方的母亲从德国赶到南京,在了解了案情之后,老人写信给法院,表示不希望判四个年轻人死刑,她说:“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实。”可是中方坚持根据国家的法律处理,最终四名被告还是被处死了。
我们的观念是杀人者填命、血债要血还,德国一位至亲惨被灭门的老妇人却不是那么想,还主动为犯罪的人寻求宽恕。这叫我很感震撼,不得不反思我的价值观。更叫我震撼的是,老妇人和一群在南京工作的德国人,马上还组织起一个协会,深入苏北地区的贫困地区资助中小学生完成九年的学业,并还常到那边去和乡区儿童在一起,协助他们走上“自主而充实”的人生道路。他们一直都低调做事,至今仍在坚持着。
中国人发现这群特别的天使后问起,普方协会的负责人说:“有机会的话,人就不会想去做坏事,他会做好事,这对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原来他们自己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所以选择做慈善的外国人,用建设来纪念他们的好朋友,让他的枉死变得有意义。
这个故事给中国人的启示是:只有致力提高教育水平,缩小贫富差距,社会风气才会良好,每个人的素质才会提高!给我们的启示则是:处理犯罪的根源比处决罪犯更重要,国家需要法庭和监狱,但更需要互助与教育,以开发人的智慧与道德观。
我国前朝政府拓宽了人民的视野,使国民的富贵标准从百万上升到亿,贪污若不上亿,不过是小儿科。新政府成立后,是无法改变这种“视野”,炫富、拜金和贪婪的价值观已经根植,短期内难以改变。当务之急是严打这些大鳄,然后再计划如何让教育重新建构人民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捍卫我们活着的尊严和未来。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7/2018
2018年7月3日星期二
【152】同时学习原则
“同时学习原则”(Simultaneous Learning)是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 1871-1965)提出的,它强调学习是一个整体活动、是完整的经验、是整个气质的变化,而不是片段的知识。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同一时间内,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学习到知识、技能、态度、理想、观念、兴趣及情感等。
克伯屈认为教师可以关注三种学习:主学习(primary learning)、副学习(associate learning)、辅学习(concomitant learning,另译附学习)。主学习是指教学直接要达成的目的,可能是知识,亦可能是技能,又或者是态度理想,因科目性质而定。副学习是指与主学习有关的思想和观念,多属于知识的学习。辅学习是指学习时所养成的态度、理想、情感和兴趣。
这三项学习是教学中该致力贯彻的。例如,教师上阅读课《高温下的巧手》,主学习可以圈定为“读懂课文”,这是保底之举,也就是要学生都懂得课文写了哪些内容。不过,这在阅读教学中只是初步理解,解决了写了“什么”(what)的问题而已,这是不够的。教师还应适度引导学生去探讨作者“为什么”(why)写和“怎样”(how)写,让他们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读透(deep learning)。可见主学习可以应教材和学生做出不同层次的调整。
副学习是说除了“语文”这一块,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去,例如科学、历史、地理、社会等,让学生养成跨学科的学习习惯。文章是写“打铁”这个老行业,歌颂了老铁匠对工作的认真与执着,是时代的烙印,却也是近黄昏的行业。为什么读这篇文章?从文本不妨琢磨字里行间是不是融入了打铁的知识,也带出了社会发展的变化?歌颂老行业,肯定不是拒绝时代巨轮的前进,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的转型?机器取代了人工以后,有哪些东西(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反而是我们失去的?类似的知识,在语文之外,也应该同时学习。
除了知识领域,教师还应让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一种观念、一种态度、一种情感。学生会不会因此对夕阳西下的老行业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想法和力量?那就得看老师授课时注入多少的热情。这是辅学习。
克伯屈的这种教育理念和布鲁姆的学习三大领域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我们的教育不要受到错误的引导,把不同领域的学习看成互不相关的,把教育的完整性用iCGPA切割得支离破碎。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7/2018
克伯屈认为教师可以关注三种学习:主学习(primary learning)、副学习(associate learning)、辅学习(concomitant learning,另译附学习)。主学习是指教学直接要达成的目的,可能是知识,亦可能是技能,又或者是态度理想,因科目性质而定。副学习是指与主学习有关的思想和观念,多属于知识的学习。辅学习是指学习时所养成的态度、理想、情感和兴趣。
这三项学习是教学中该致力贯彻的。例如,教师上阅读课《高温下的巧手》,主学习可以圈定为“读懂课文”,这是保底之举,也就是要学生都懂得课文写了哪些内容。不过,这在阅读教学中只是初步理解,解决了写了“什么”(what)的问题而已,这是不够的。教师还应适度引导学生去探讨作者“为什么”(why)写和“怎样”(how)写,让他们在读懂的基础上进一步读透(deep learning)。可见主学习可以应教材和学生做出不同层次的调整。
副学习是说除了“语文”这一块,还可以进一步延伸到其他领域去,例如科学、历史、地理、社会等,让学生养成跨学科的学习习惯。文章是写“打铁”这个老行业,歌颂了老铁匠对工作的认真与执着,是时代的烙印,却也是近黄昏的行业。为什么读这篇文章?从文本不妨琢磨字里行间是不是融入了打铁的知识,也带出了社会发展的变化?歌颂老行业,肯定不是拒绝时代巨轮的前进,我们该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的转型?机器取代了人工以后,有哪些东西(尤其是精神层面的)反而是我们失去的?类似的知识,在语文之外,也应该同时学习。
除了知识领域,教师还应让学生对所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一种观念、一种态度、一种情感。学生会不会因此对夕阳西下的老行业有新的认识,产生新的想法和力量?那就得看老师授课时注入多少的热情。这是辅学习。
克伯屈的这种教育理念和布鲁姆的学习三大领域是没有矛盾的。我希望我们的教育不要受到错误的引导,把不同领域的学习看成互不相关的,把教育的完整性用iCGPA切割得支离破碎。
《星洲日报·东海岸》03/07/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