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是学位，教授是职称。我有博士学历，但不是教授，人家称我教授，我会很尴尬。教授薪酬很高，他们是大学的中坚分子，必须遵照大学制定的标准做出学术贡献，例如每年在核心期刊发布多少篇文章，带多少硕博生等。我不符条件，不够资格。
若说本地人因陌生而混淆，中国教育界不可能如此吧？好些中国朋友都称我为教授。澄清后却觉多余，因为他们是“故意”的。他们觉得我在高校任教，一边传授教育理论，一边又可以直面儿童，进行教学。这是比较罕见的。我喜欢这样的判断。不是因为帽子够高，而是因为他们点出教育的真谛：理论和实践必须并重。只说不做和盲从瞎干差别不大，知行合一才是王道。
在南京留学时，同学笑说学了屠龙之术，以后恐无用武之地①。所以，回国后我便申请马大教职，希望持续学术工作。事不从人愿后，我安下心来，希望做好我的职责——培训好新一代教师。
这一“安心”可不得了，我百分百投入教育了。我太太失去了陪她逛超市的伴侣，孩子失去了带他们去海边戏水的父亲，他们身边却多了很多活力十足的教职员。从课内到课外，我和学生的话题就是如何把教育工作做得更好②。我说、我写，我身先士卒，我和他们一同钻研教材、分析课例、反思教学；我们回顾、检讨、也展望，但最终一定化为实践，应用到教育现场去。
虽然偶有机会转换跑道，从事行政或监察的工作，但我都不愿意。总感觉我们的制度会让当官的远离教学实场，离开学生实际的需求更远。我不想离开教育的最前线，远离学生。
师范学院早期有个制度，讲师要定期回学校教学，体验实况进展。我去过八打灵育才和关丹士满慕执教。这是很好的一个制度。后来甄选的县教育厅专科培训官员（SISC+），应该也有这样的要求。管行政的若保持上课的实战经验，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或许会缩到最小吧？
注：
① 我学的专业是古代文献学，这在国内是相对冷门的。加上当年还没有那么多大专中文系，我们的专业恐怕难以派上用场。我又是带艺从师的，在教育界已经服务10余年，所以会有这感慨。
②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中国的何捷老师在台上揭我们的底牌，他说：“我和黄博、光宏同住一个单位，昨晚我没有说多少话，一直在观察这两师徒。他们一直在聊天，但是话题除了教育，还是教育。太无聊了吧？”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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