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总共收录六篇《储说》，分别是《内储》两篇，《外储》四篇。
我讲《韩非子》是从《储说》开始的。这是因为我觉得韩非并非哲学家，他最主要的思想是其政治主张，而《储说》的体裁在先秦诸子的著作中很有特色，有“经” 又有“说”；前者是其政治主张，后者是其主张的论证。韩非擅用譬喻说明一些艰深的道理，储说的“说”正是他发挥譬喻的具体表现之一。中国史学有经传体： “经”记载历史事件，言简意赅，向有春秋笔法之说，一般人要理解恐怕会有困难；“传”则被认为是解经的记录，纪事详尽，结构完整，有助于理解历史原貌。《韩非子》的《储说》则是子学上的经传体，“说”是为了具体说明“经”的。“经”的文句凝练，便于记诵；“说”的故事性强，方便理解作者的观点。“经”点明“说”中内含的法治思想，“说”则形象地反映“经”中的观点；两者必须并读，才可以理解作者写作的宗旨和实质。
例如《外储说》左上的“经”一说：“明主之道，如有若之应密子也。明主之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其说在田鸠对荆王也。故墨子为木鸢，讴癸筑武宫。夫药酒用言，明君圣主之以独知也。”
上面一段文字，主要说明统治者该有的基本态度。文中的“如有若之应密子也”不好理解，“说”中则讲述了宓（密）子被委派去治理“单父”这个小地方，却搞得疲惫不堪。有若见到了之后说出了个中的关键在于“有术”和“无术”；有术的话，一切游刃有余，无术而治，就会像宓子般搞得疲惫不已了。
然后，韩非解释“无术”是指“听言也美其辩，其观行也贤其远，故群臣士民之道言者迂弘，其行身也离世”。在“说”之中，韩非讲述了三个故事：一是田鸠对楚王解说何以墨子的言辞不精彩的原因，二是墨子制造木鸢的事迹，三是讴癸唱歌助建武宫的故事。
第一件事中说的“买椟还珠”的寓言流传很广，具体形象地说明过于美的包装将掩盖了实质的意义。结果会造成“以文害用”。第二件事是说墨子用了三年时间用木制造成风筝，但是只飞了一天就坏了。这也是说明花时间和精神去制造大而无用的东西是没有必要的。第三件事是说宋王建筑武宫，讴癸在那边唱歌，结果使到工人更用心工作。宋王大悦，讴癸推荐他的老师射稽来唱。但是射稽唱了表面却没有效应。原来射稽的歌唱使工作增加了力度，制作了更坚实的城墙。
三个故事都是说明花俏的包装是无济于事的，只有讲究“实用”才是领导人应该有的态度。可是，“包装”却往往叫人目迷，看不清事实。所以韩非最后还要以“良药苦口”、“忠言拂耳”来劝请人主不要迷信在表面看到的东西，凡事都要讲究实效与功用。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4/2008
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2010年3月27日星期六
[41] 天下之难事必作于易
《韩非子》第二十和二十一篇分别作《解老》和《喻老》。
所谓《解老》，是解释《老子》的意思；《喻老》则是通过譬喻来说明《老子》。“解”和“喻”都是阐发老子的哲理，但是同中有异，因为“解”是通过理论分析，而“喻”则是通过形象譬喻，巧妙说明艰深的道理。
我们且引一个事例来看看韩非如何巧设譬喻，说明深奥的哲理。
《老子》第六十三章载：“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文句很简练，理论却很深奥。
《喻老》用形象化的三个“喻”阐述了关键之句，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哲学命题。
首先，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千丈的河堤，会因为蝼蚁的洞穴而崩溃；所以，当水利家白圭在巡视河堤时，连蝼蚁的洞穴也堵塞了。百尺宽敞的房子，会因为烟囱有缝隙而焚毁；所以，老丈人也要涂塞烟囱的裂缝。就因此“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这都是因为他们“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的缘故。
然后，韩非子又引用了扁鹊的故事来说明问题：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 “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名医，他最初告诉蔡桓公有病，不过，病只是在皮肤表层（腠理），可以及时治疗。可是，蔡桓公显然不听。其后，扁鹊又三番五次晋见，却都无奈退出。这是因为无论扁鹊说他哪里有病，桓侯都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他“好治不病以为功”。结果是病从皮肤表层渗透到肌肤，然后到肠胃，最终到骨髓，这时候，扁鹊一见到蔡桓公，转身就跑开。桓侯特意叫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发在腠理，用热的药汤浸泡，或用药物热敷，都可以治疗；病发在肌肤，用金属针或石针也还可以治疗得来；发在肠胃，用火煎的药剂还可以做到；但是病入骨髓，那就只能让掌管寿数的司命神来治疗了。”果然，五天后，蔡桓公即发病死去。
这个情节生动、层次丰富的故事，非常具体形象地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哲理。今日所谓的“病从浅处医”，“防患于未然”，“大事还得从小事做起”，都是这样的意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4/2008
所谓《解老》，是解释《老子》的意思；《喻老》则是通过譬喻来说明《老子》。“解”和“喻”都是阐发老子的哲理，但是同中有异，因为“解”是通过理论分析，而“喻”则是通过形象譬喻，巧妙说明艰深的道理。
我们且引一个事例来看看韩非如何巧设譬喻，说明深奥的哲理。
《老子》第六十三章载：“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矣。”文句很简练，理论却很深奥。
《喻老》用形象化的三个“喻”阐述了关键之句，即“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个哲学命题。
首先，韩非子说：“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烟焚。故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千丈的河堤，会因为蝼蚁的洞穴而崩溃；所以，当水利家白圭在巡视河堤时，连蝼蚁的洞穴也堵塞了。百尺宽敞的房子，会因为烟囱有缝隙而焚毁；所以，老丈人也要涂塞烟囱的裂缝。就因此“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这都是因为他们“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的缘故。
然后，韩非子又引用了扁鹊的故事来说明问题：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出，桓侯曰：“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居十日，扁鹊复见曰： “君之病在肌肤，不治将益深。”桓侯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复见曰：“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深。”桓侯又不应。扁鹊出，桓侯又不悦。居十日，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桓侯故使人问之，扁鹊曰：“疾在腠理，汤熨之所及也；在肌肤，针石之所及也；在肠胃，火齐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所属，无奈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无请也。”居五日，桓侯体痛，使人索扁鹊，已逃秦矣。桓侯遂死。
扁鹊是春秋战国之交的名医，他最初告诉蔡桓公有病，不过，病只是在皮肤表层（腠理），可以及时治疗。可是，蔡桓公显然不听。其后，扁鹊又三番五次晋见，却都无奈退出。这是因为无论扁鹊说他哪里有病，桓侯都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他“好治不病以为功”。结果是病从皮肤表层渗透到肌肤，然后到肠胃，最终到骨髓，这时候，扁鹊一见到蔡桓公，转身就跑开。桓侯特意叫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发在腠理，用热的药汤浸泡，或用药物热敷，都可以治疗；病发在肌肤，用金属针或石针也还可以治疗得来；发在肠胃，用火煎的药剂还可以做到；但是病入骨髓，那就只能让掌管寿数的司命神来治疗了。”果然，五天后，蔡桓公即发病死去。
这个情节生动、层次丰富的故事，非常具体形象地说明老子的“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的哲理。今日所谓的“病从浅处医”，“防患于未然”，“大事还得从小事做起”，都是这样的意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4/2008
2010年3月22日星期一
[40] 先秦最后的大师
韩非子是战国末年的人，他的思想是在百家争鸣的高潮之后涌现出来的，既看清儒家的思想精髓，也辨明道家的思想精华。他在法家基础上完善了自己的思想，《韩非子》一书被认为是法家之集大成著作。无论是在文学的表现手法上，还是在政治思想的传递上，韩非子都达到了超越古人的高度上。因此，这位先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人物。
韩非，过去称韩子。然而，姓韩的大师级人物还真不少，像唐代的韩愈就是一位。因此，后世为了避免混淆，把他称为韩非子。
司马迁的《史记》给韩非子立传，把他与老子、庄子放在同一列传中，并且判断韩非子的思想“归本于黄老”。遵奉黄帝和老子之说，在战国时就流行，逐渐形成道家的一个主要流派。司马迁的这个判断，也许和《韩非子》中收录的〈解老〉〈喻老〉二文有关，因为这两篇文章表现出韩非子在《老子》的理解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韩非子是反儒家的，他对儒家的批判，立场非常鲜明。他认为儒家倡导的尧舜之道距离太远，不可信。即连当时的儒家内部对尧舜之道的理解就有多个不同的派别，何者为准就难以下定论。所以韩非子的立场是不用事实加以辨明便对事物作出判断，是“愚蠢”的；不能断定正确与否就加以征引当凭据，则是“欺骗”。韩非子坚决反对这种愚蠢和欺骗的做法。
韩非这样的立场是很偏激的，实际上，他自己也承受了不少儒家的思想，尤其是荀子的思想，他是有所传承的。
要了解韩非子的思想，我们先根据《史记》的记载了解其人其事。司马迁笔下的韩非子事迹主要的包括：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爱刑名法术之学。他患有口吃，不能流利地说话，所以便专心著书。他曾经和李斯一起向荀子学习，李斯自以为比不上韩非。他在韩国不受重用，但却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篇章。后来，他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了《孤愤》《五蠹》，感慨地说：“如果我可以和作者同游，死也无恨了。”言下之意，他是认为作者已经作古的。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国人后，秦王便急迫攻打韩国，并迫使韩国献上了韩非。秦王虽然很喜欢韩非，但是却没有重用他。加上李斯、姚贾等人的谗言，最终韩非被捕下牢狱，并在狱中被李斯逼迫自杀。韩非死后，秦王才后悔没有重用人才。后来秦王完成霸业，成为史上第一位皇帝，史家皆论断他借鉴了不少韩非子的学说。
可见，韩非子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和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才一样，不见容于当世。然而，人才毕竟是人才，政治的斗争和打击，只能剥夺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却无法扼杀他的思想。一个人的生命本来就有限，但是深邃的思想却可以照耀后世，学术生命可以化为永恒。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4/2008
韩非，过去称韩子。然而，姓韩的大师级人物还真不少，像唐代的韩愈就是一位。因此，后世为了避免混淆，把他称为韩非子。
司马迁的《史记》给韩非子立传，把他与老子、庄子放在同一列传中，并且判断韩非子的思想“归本于黄老”。遵奉黄帝和老子之说，在战国时就流行，逐渐形成道家的一个主要流派。司马迁的这个判断，也许和《韩非子》中收录的〈解老〉〈喻老〉二文有关，因为这两篇文章表现出韩非子在《老子》的理解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当然，韩非子是反儒家的，他对儒家的批判，立场非常鲜明。他认为儒家倡导的尧舜之道距离太远，不可信。即连当时的儒家内部对尧舜之道的理解就有多个不同的派别，何者为准就难以下定论。所以韩非子的立场是不用事实加以辨明便对事物作出判断，是“愚蠢”的；不能断定正确与否就加以征引当凭据，则是“欺骗”。韩非子坚决反对这种愚蠢和欺骗的做法。
韩非这样的立场是很偏激的，实际上，他自己也承受了不少儒家的思想，尤其是荀子的思想，他是有所传承的。
要了解韩非子的思想，我们先根据《史记》的记载了解其人其事。司马迁笔下的韩非子事迹主要的包括：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喜爱刑名法术之学。他患有口吃，不能流利地说话，所以便专心著书。他曾经和李斯一起向荀子学习，李斯自以为比不上韩非。他在韩国不受重用，但却撰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篇章。后来，他的文章传到了秦国。秦王嬴政看了《孤愤》《五蠹》，感慨地说：“如果我可以和作者同游，死也无恨了。”言下之意，他是认为作者已经作古的。李斯告诉他韩非是韩国人后，秦王便急迫攻打韩国，并迫使韩国献上了韩非。秦王虽然很喜欢韩非，但是却没有重用他。加上李斯、姚贾等人的谗言，最终韩非被捕下牢狱，并在狱中被李斯逼迫自杀。韩非死后，秦王才后悔没有重用人才。后来秦王完成霸业，成为史上第一位皇帝，史家皆论断他借鉴了不少韩非子的学说。
可见，韩非子实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和许多历史上的杰出人才一样，不见容于当世。然而，人才毕竟是人才，政治的斗争和打击，只能剥夺一个人的有限生命，却无法扼杀他的思想。一个人的生命本来就有限，但是深邃的思想却可以照耀后世，学术生命可以化为永恒。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4/2008
2010年3月21日星期日
[39] 你快乐吗？
庄子与惠子在濠梁之上的辩论，还可以作这样主观的认识：
惠子所问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代表着一种“你不是他，不可能知道他的想法”的心态。有人将这种心态说成是西方的不可知论了。不可知论指的是对于上帝或物质以外的任何事物是否存在，认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里说的则是对于他人的思想和感受，是不可能知道。这种想法恐怕深为时下一些年轻人所欢迎。歌曲不是高唱“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么？从不知他而延伸到不知我，表面上看似乎是庄子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了。于是他们常常带有心结，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自己仿佛就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事实上却不然，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不过是顺着惠子的语气说话。他还是坚信自己是知道鱼是快乐的。当然，这种想法也可以是一种极端。这种极端，在那些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明显。自视过高的人总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人，对于他人的想法总爱主观的臆断，然后还摆着一副“你就是这样”的心态。教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学生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学生一切的想法都要被否决掉，个人兴趣恐怕也要被扼杀了。
其实，庄子最后的那番辩白是重要的，他反驳惠子说“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说明惠子在发问时，其实已经同意庄子在判断鱼儿快乐时，庄子本人的确是快乐的。知道了还要问，就是故意找砸，多此一举。
我们的感受本来就是主观的，外在的事物与环境未必如此。所以梁启超先生说“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心情好的时候，看花看草，看虫看鱼，都会觉得美；相反的，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同样的事物却要被糟蹋了。就因为人看事物都靠主观的情感，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艺术家特别推崇这种主观的投射，认为创作因此才会百花齐放，艺术才会绚丽丰富。教育何妨不也如此？我们不但要培养下一代有双会看东西、容易感受世情的眼睛，还要学会尊重他们的看法。否决他们的想法只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
写到这里，想到一位大文豪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发生火患时沉睡，如果你没有把握把他就出去，就不要叫醒他，不然只会让他更加痛苦。我有点茫然，真是如此么？也许是他本身的经历让他有这种想法。我们却不一定要这么想，因为我们并非是救世主，唤起他人的醒觉是一回事，找到出路又是一回事。所以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并不包括那种沉睡浑噩的感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3/2008
惠子所问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代表着一种“你不是他，不可能知道他的想法”的心态。有人将这种心态说成是西方的不可知论了。不可知论指的是对于上帝或物质以外的任何事物是否存在，认为是不可能知道的。这里说的则是对于他人的思想和感受，是不可能知道。这种想法恐怕深为时下一些年轻人所欢迎。歌曲不是高唱“你不是我怎知我痛”么？从不知他而延伸到不知我，表面上看似乎是庄子说的“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了。于是他们常常带有心结，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理解他，自己仿佛就是最可怜的那一个。
事实上却不然，庄子说“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不过是顺着惠子的语气说话。他还是坚信自己是知道鱼是快乐的。当然，这种想法也可以是一种极端。这种极端，在那些自视过高的人尤其明显。自视过高的人总以为自己很了解他人，对于他人的想法总爱主观的臆断，然后还摆着一副“你就是这样”的心态。教师如果有这样的心态，学生恐怕就没有好日子过了。学生一切的想法都要被否决掉，个人兴趣恐怕也要被扼杀了。
其实，庄子最后的那番辩白是重要的，他反驳惠子说“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说明惠子在发问时，其实已经同意庄子在判断鱼儿快乐时，庄子本人的确是快乐的。知道了还要问，就是故意找砸，多此一举。
我们的感受本来就是主观的，外在的事物与环境未必如此。所以梁启超先生说“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是很有道理的。一个人的心情好的时候，看花看草，看虫看鱼，都会觉得美；相反的，一个人的心情不好，同样的事物却要被糟蹋了。就因为人看事物都靠主观的情感，我们才会看到不同的世界。艺术家特别推崇这种主观的投射，认为创作因此才会百花齐放，艺术才会绚丽丰富。教育何妨不也如此？我们不但要培养下一代有双会看东西、容易感受世情的眼睛，还要学会尊重他们的看法。否决他们的想法只会扼杀他们的创造力。
写到这里，想到一位大文豪曾经说过一个人在发生火患时沉睡，如果你没有把握把他就出去，就不要叫醒他，不然只会让他更加痛苦。我有点茫然，真是如此么？也许是他本身的经历让他有这种想法。我们却不一定要这么想，因为我们并非是救世主，唤起他人的醒觉是一回事，找到出路又是一回事。所以尊重他人的思想和感受，并不包括那种沉睡浑噩的感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3/2008
2010年3月16日星期二
[38] 庄子快乐吗？
《庄子•秋水》的最后一段有则小故事，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是《庄子》的外篇。学界认为外篇不是庄子所写，是他的弟子或门徒所记载。所以，文章的内容就不太好懂，就像《论语》一样，是语录体，不是完整的论说文。
庄子与惠子的这番辩论，叫大家感兴趣的课题是：到底是谁胜利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从辩论的角度看，庄子赢了。因为他在最后虽然是狡辩，但是却成功转移了论辩的焦点。原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庄子最后说的“女安知鱼乐”，是把原本应该解释为“哪里”或“怎么”的“安”字（即“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解释成“那里”，也就是指地方，即说庄子这样反问惠子，“您说： ‘你在哪里知道鱼快乐？’那么，我来告诉您，我是在濠上知道的。”
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是却不耐推敲。
“安知”本来就是“哪里知道”，“怎么知道”的意思。《战国策》就有智伯问：“子安知之？”《国语》也有“子晳复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 《韩非子》有“安知祸福”之说，较后的司马迁也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世家》），“安知”都是“怎么知道”的意思。怎么可以解释为“那里”？稍晚出的“而今安在哉”，是有去了什么地方的意思，但却是倒装句。由此推敲，把“安知”解释为说明地点，恐怕不是庄子的意思。转移辩论焦点之说，很难成立。
我认为《庄子》上面那段文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庄子和惠子在桥上，看着畅游着的鱼儿，庄子说：“鱼儿真快乐啊！”惠子故意抬杠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庄子马上辩说：“您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子这下可乐了，逮着庄子的话柄说：“对啊！您说得对，我不是您，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的道理，您不是鱼，又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这么一来，庄子可占据下风了。可是，善辩的庄子却从容说道：“先生，您错了！请回到最初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您不是我，您却问我：‘您怎么知道鱼儿快乐？’您这么一问，难道不是已说明您是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的吗？对的，我在桥上也知道鱼儿是快乐的，不需要下水去才知道。”
以上一段文字不是直译原文，但我相信是符合庄子门生记载这段话的原意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3/2008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秋水》是《庄子》的外篇。学界认为外篇不是庄子所写，是他的弟子或门徒所记载。所以，文章的内容就不太好懂，就像《论语》一样，是语录体，不是完整的论说文。
庄子与惠子的这番辩论，叫大家感兴趣的课题是：到底是谁胜利了？
我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从辩论的角度看，庄子赢了。因为他在最后虽然是狡辩，但是却成功转移了论辩的焦点。原来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庄子最后说的“女安知鱼乐”，是把原本应该解释为“哪里”或“怎么”的“安”字（即“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解释成“那里”，也就是指地方，即说庄子这样反问惠子，“您说： ‘你在哪里知道鱼快乐？’那么，我来告诉您，我是在濠上知道的。”
这种说法很新奇，但是却不耐推敲。
“安知”本来就是“哪里知道”，“怎么知道”的意思。《战国策》就有智伯问：“子安知之？”《国语》也有“子晳复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则？’” 《韩非子》有“安知祸福”之说，较后的司马迁也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陈涉世家》），“安知”都是“怎么知道”的意思。怎么可以解释为“那里”？稍晚出的“而今安在哉”，是有去了什么地方的意思，但却是倒装句。由此推敲，把“安知”解释为说明地点，恐怕不是庄子的意思。转移辩论焦点之说，很难成立。
我认为《庄子》上面那段文字应该是这样理解的：
庄子和惠子在桥上，看着畅游着的鱼儿，庄子说：“鱼儿真快乐啊！”惠子故意抬杠说：“您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儿快乐？”庄子马上辩说：“您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儿快乐？”惠子这下可乐了，逮着庄子的话柄说：“对啊！您说得对，我不是您，不知道您知不知道鱼儿快乐。同样的道理，您不是鱼，又怎么知道鱼儿是快乐的呢？”这么一来，庄子可占据下风了。可是，善辩的庄子却从容说道：“先生，您错了！请回到最初我们开始辩论的时候。您不是我，您却问我：‘您怎么知道鱼儿快乐？’您这么一问，难道不是已说明您是知道我知道鱼儿快乐的吗？对的，我在桥上也知道鱼儿是快乐的，不需要下水去才知道。”
以上一段文字不是直译原文，但我相信是符合庄子门生记载这段话的原意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3/2008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37] 人生境界有高低
庄子在《逍遥游》中提到的大鹏之志和蜩鸠之志，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前者高瞻远瞩，视野开阔；后者安守本分，但顾眼前。这是说明世间万物各有其本分，也有其先天的限量。不过，若就此理解成庄子在散播“知足安贫”的思想，并将之等同“无为”，则就太轻率了。
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是庄子在文中提到的其它事例，尤其是“小年不及大年”之辩，便说明庄子的立场还是倾向更高境界的追寻的。只有一日生命的“朝菌”当然不知一个月是怎么一回事，仅能度过夏天的“蟪蛄”当然也无法谈春说秋，他们是“小年”，明显受到先天的局限。既是先天的局限，当然没有必要斥责。但是庄子却要质疑那些认为彭祖高寿的人们，说他们“不亦悲乎”！为什么？因为人们受到自己的视野局限，不知道楚之南有一种灵龟，五百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春天，它的一年可就是我们的两千年了；上古还有一种大椿树，八千年才算一个春季，彭祖和他们比起来，可差得远了。人们有知的权利，倘若不充分利用，却以自己的无知去吹捧和浮夸眼前所知，也是在否定了更高境界的追寻，这不是可悲么？
二是庄子在讲述大鹏高飞时，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常人难以想象这种情况，所以庄子以地面上的积水来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如果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这只能让小草作的船“航行”，如果放只杯子，那就要胶着了。厚度不够，当然无法承载大舟。这说明，如果要追逐更高的境界，深蓄厚养的工夫是必须的；否则真让您高飞，恐怕还要折翼呢！
其实，庄子在《逍遥游》中谈的境界，并不止于两个层次。我们发现当中至少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这种人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以此沾沾自喜，自以为成就非凡。
第二层次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的宋荣子的境界。轻忽外物，嘲笑追求功名利禄之人，固然是“脱俗”，但是这却局限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有个很强的“自我”存在，所以庄子说他“犹未有树也”。
第三层次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旨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的境界。列子能超越形体的拘累，身轻如燕地随风遨翔，但是庄子还是认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所待的是“风”，没有了风，列子就飞不起来了。还要依靠外物的，还不是最高境界。
第四层次才是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至人境界。这是以天地自然之道为己任，置身于六气变化之流，而与自然世界合而为一的精神胜境，也就是庄子所谓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3/2008
有两点可以说明：
一是庄子在文中提到的其它事例，尤其是“小年不及大年”之辩，便说明庄子的立场还是倾向更高境界的追寻的。只有一日生命的“朝菌”当然不知一个月是怎么一回事，仅能度过夏天的“蟪蛄”当然也无法谈春说秋，他们是“小年”，明显受到先天的局限。既是先天的局限，当然没有必要斥责。但是庄子却要质疑那些认为彭祖高寿的人们，说他们“不亦悲乎”！为什么？因为人们受到自己的视野局限，不知道楚之南有一种灵龟，五百年对它来说只是一个春天，它的一年可就是我们的两千年了；上古还有一种大椿树，八千年才算一个春季，彭祖和他们比起来，可差得远了。人们有知的权利，倘若不充分利用，却以自己的无知去吹捧和浮夸眼前所知，也是在否定了更高境界的追寻，这不是可悲么？
二是庄子在讲述大鹏高飞时，说“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常人难以想象这种情况，所以庄子以地面上的积水来说明“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说：“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意思是说如果倒一杯水在堂上低洼处，这只能让小草作的船“航行”，如果放只杯子，那就要胶着了。厚度不够，当然无法承载大舟。这说明，如果要追逐更高的境界，深蓄厚养的工夫是必须的；否则真让您高飞，恐怕还要折翼呢！
其实，庄子在《逍遥游》中谈的境界，并不止于两个层次。我们发现当中至少有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这种人追求荣华富贵、功名利禄，以此沾沾自喜，自以为成就非凡。
第二层次是“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竟，斯已矣”的宋荣子的境界。轻忽外物，嘲笑追求功名利禄之人，固然是“脱俗”，但是这却局限在自己的视野之内，有个很强的“自我”存在，所以庄子说他“犹未有树也”。
第三层次是“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旨有五日而后反”的列子的境界。列子能超越形体的拘累，身轻如燕地随风遨翔，但是庄子还是认为“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所待的是“风”，没有了风，列子就飞不起来了。还要依靠外物的，还不是最高境界。
第四层次才是庄子认为的最高境界，这是“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的至人境界。这是以天地自然之道为己任，置身于六气变化之流，而与自然世界合而为一的精神胜境，也就是庄子所谓无己、无功、无名的绝对自由境界。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3/2008
2010年3月7日星期日
[36] 平凡就是福？
走近古人之三十六
平凡就是福？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对人生境界的描绘是最具体、最形象，也是最超然的。
他在《逍遥游》一开始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广大无穷的世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先以地面上的生物引导我们想象。鱼可有多大？“不知其几千里”把我们想象的空间推向极限，那么大的一条鱼，若非有宽阔的北冥，又如何能容纳？当我们还沉湎在这个辽阔的意境之中，这条大鱼倏地化身为鸟，而且展翅奋起，直冲云霄。于是我们的思维又从平面的思索化为立体，“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画面何许壮观？本来是抽象的视野和意境，被他具体而形象的引导，一个辽阔无垠的境界，仿佛就在眼前。循着其思路飞向高空，俯视大地，则山泽无别，高低如一。此时此刻，心胸不免为之舒畅，胸襟不禁也坦荡。人生能有此境界，还有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可困扰？
如果只是描述这样的境界，这是圣人在说道，显然不是庄子所要的。所以，庄子还要引导我们用另一个角度看人生。
于是两只小鸟登场了，它们不解地说：“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另有一只小鸟也笑着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面彼且奚适也？”对于不能高飞的小鸟而言，只要穿梭在林叶之间，时而登上树颠，时而冲下树根，何其逍遥？何其自在？大鹏展翅对它们来说，不但不可理喻，而且显然是多余的事。跳高窜下，快乐逍遥，何必要高飞远赴？
把人生境界的两头极端摆开来，可供我们思考的空间也就大了。我们周遭岂不是有很多不断往更高境界挺进的人？岂不也有一些倡导平凡就是福，劝请人们不要好高骛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这不就是庄子笔下的大鹏与小鸟？在两头极端之中，当然也就有了折中派。他们会倡导“大鹏高飞是一种境界，小鸟穿梭林间也是一种境界。大鹏不必嘲笑小鸟，小鸟也不必羡慕大鹏，境界之不同而已。”
孰是孰非？读者之心自可做出取舍。至于作者之意，尚有待仔细阅读原文，进一步探索作者的意思，才能下一个判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3/2008
平凡就是福？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对人生境界的描绘是最具体、最形象，也是最超然的。
他在《逍遥游》一开始便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广大无穷的世界：“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先以地面上的生物引导我们想象。鱼可有多大？“不知其几千里”把我们想象的空间推向极限，那么大的一条鱼，若非有宽阔的北冥，又如何能容纳？当我们还沉湎在这个辽阔的意境之中，这条大鱼倏地化身为鸟，而且展翅奋起，直冲云霄。于是我们的思维又从平面的思索化为立体，“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画面何许壮观？本来是抽象的视野和意境，被他具体而形象的引导，一个辽阔无垠的境界，仿佛就在眼前。循着其思路飞向高空，俯视大地，则山泽无别，高低如一。此时此刻，心胸不免为之舒畅，胸襟不禁也坦荡。人生能有此境界，还有什么芝麻绿豆的小事可困扰？
如果只是描述这样的境界，这是圣人在说道，显然不是庄子所要的。所以，庄子还要引导我们用另一个角度看人生。
于是两只小鸟登场了，它们不解地说：“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另有一只小鸟也笑着说：“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面彼且奚适也？”对于不能高飞的小鸟而言，只要穿梭在林叶之间，时而登上树颠，时而冲下树根，何其逍遥？何其自在？大鹏展翅对它们来说，不但不可理喻，而且显然是多余的事。跳高窜下，快乐逍遥，何必要高飞远赴？
把人生境界的两头极端摆开来，可供我们思考的空间也就大了。我们周遭岂不是有很多不断往更高境界挺进的人？岂不也有一些倡导平凡就是福，劝请人们不要好高骛远，要实事求是，量力而为的？这不就是庄子笔下的大鹏与小鸟？在两头极端之中，当然也就有了折中派。他们会倡导“大鹏高飞是一种境界，小鸟穿梭林间也是一种境界。大鹏不必嘲笑小鸟，小鸟也不必羡慕大鹏，境界之不同而已。”
孰是孰非？读者之心自可做出取舍。至于作者之意，尚有待仔细阅读原文，进一步探索作者的意思，才能下一个判断。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03/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