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同样的态度也会发生在阅读评述古代文学的文章上面。很多人看到文章谈的是李白、杜甫，就有个先入为主的概念，觉得“天下文章一大抄”，不外就是把旧材料做一番整理，然后设定一个主题写出一篇新文章。这叫“新瓶装旧酒”，聊无新意。
前些天我到金宝拉曼大学去给该校中文系助理教授余历雄博士的新著《唐宋文史论集》作讲评，我就趁机给古代文学的研究说几句话。
我在讲《论语》时，谈到了孔子的真形象。孔子的贡献是在整理古籍，并在“述而不作”的立场上利用古籍承续文明，传播文化。他这方面的能力是在他四十岁前出国返鲁后奠定下来的，所以他说“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孔子在四十岁前后找到了一套足于“安身立命”的治学方法。这套方法不但在他那个时候受用，可以开馆授徒，而且还影响后世。
我们今天治学，往往忽视的就是方法，所以对于如何搜寻材料，取舍材料，应用材料，乃至最终的根据材料做结论，都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最终研究文章是写了出来，充其量却只是一份报告，不是科研成果。更糟糕的是，有时候要做研究竟然是先有结论，然后根据自己的要求去寻找理据，对自己的结论不利的东西则搁置一旁，不会去反复思考探究。如此一来，难怪要给人“文章都是拼凑而成”的一种刻板感觉。
余博士的《唐宋文史论集》则不然。该书收录了他的科研文章九篇，都是环绕着他的研究领域写成。他在读博士时，老师曾经告诉他：“作为博士阶段的研究，选题必须得当，要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要能够完成本阶段的学习目标，还要有长远的研究计划，才能在博士毕业后继续相关的研究。如果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在学术上便东顾西盼或停滞不前，这样的训练也就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选择研究唐宋文史，并以两《唐书》（五代编撰的《旧唐书》和宋代再编的《新唐书》）和韩愈为基本研究对象。以这样的基础，毕业后他可以顺流而下，除了韩愈，唐代的名家几乎都可以作为研究材料。
在方法上，南京大学的学风是重视文献。研究的结果必须是一个实证性的具体结论，有凭有据，而不是仅凭感情习惯或推测分析的个人见解。要做到这点，具体的学习过程是：一要通古籍目录，以求全面系统地占有文献；二要明史源，以做到有层次地使用文献；三要博览古籍，根据可靠的文献得出正确、深入的见解。就像程千帆先生所说：“我们必须大量地阅读材料，撰写论文时却可能有一大部分派不上用场，但不读这些材料则没办法撰写论文。这就是准备工夫。读过材料之后才能判别真伪，这与不读材料之人的差别就在于此。”显然，这是先读书，再发现问题，最后才写作的一个流程；而不是先有结论再找资料佐证的学习方式。
因此，受过这方面训练的学生写作时，必定要求读书有自己的眼光，懂得在复杂的古籍中理出头绪；最终写出来的成果，谈的不管是文史哲方面的哪个问题，都是建立在史学的实证精神和严密的史料考据基础上的，断不会是陈陈相因，冷饭热炒地老生话题。
这是中国大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具体操作方式和方向。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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