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0日星期日

【183】孔子如何包打听?

        《论语》记载子禽(陈亢)有一回问子贡(端木赐)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回答:“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1.10) 

        这段话本来很好懂,是说子禽对孔子到任何一个国家,便知道该国的政事感到很好奇,于是便问子贡,到底孔子是主动打听而知道的,还是人家告诉他的。子贡说因为孔子具备五种德行(温良恭俭让),所以轻易便得到信息。即便是孔子出言去求,也和别人的求不一样。 

        这是有根据的。例如何晏引述汉代郑玄的注释便说:“(陈)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与闻其国政,求以得之耶?抑人君自愿与之为治耶?”其后又总结说这句话是“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与人求之异,使人君所行自与之也。”(《论语集解》) 

         可是,到了梁代,皇侃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政是人君所行,见于民下,不可隐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与之也。”(《论语义疏》)这就有点“神”了。意思是只要看民风,就会知道政事;这是因为人君所倡导的,表现在人民的作风之中。所以皇侃强调“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测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闻之也”。所谓的“逆闻”,就是“不直接探问”,意思就是只要观民风便知道了。 

        皇侃还不忘引述时人的话来论证,如顾欢说:“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又引梁觊的话说:“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温良,则其君政教之温良也;其民恭俭让,则政教之恭俭让也。孔子但见其民,则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 

        这是古人的一种想法,我们今天当然不相信,尤其是各国在刮茉莉花之风的时候,人民更加不信该让国家领导来主宰人民的一切。 

        皇侃何以会如此说?我想这大概是受东汉思想的影响吧!东汉延续了汉武帝把儒家思想置于正统和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尤有进者是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充斥着神秘的色彩。 

        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而被视为“异端”的王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说:“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论衡》)这是多么务实的话!按照王充的说法,孔子有什么“神奇”?他不过是具备了“温良恭俭让”五种崇高的德行,因此赢得别人的尊重,愿意依附他、亲近他。因此孔子想要些什么信息,别人也乐于给他。看来,孔子的“包打听”之所以有成就,还是取决于他自己本身的德行。 

        宋代的朱熹也附和这种说法:“其德容如是,故时君敬信,自以其政就而问之耳,非若他人必求之而后得也。圣人过化存神之妙,未易窥测,然即此而观,则其德盛礼恭而不愿乎外,亦可见矣。学者所当潜心而勉学也。” 

        朱熹不忘提点后辈“当潜心而勉学”,观乎今人,恐怕不如此想。一般上我们有两种极端的想法:一是崇拜权力,相信只要位高权重,就有办法获取信息;另一是理所当然,觉得别人给我们提供信息是他们的责任。万一不能获取信息,我们的手指便指向外,说是他人不愿配合。只看到别人错,自己却不反躬自省,提升人际关系,我们如何“潜心勉学”?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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