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3.09）
要了解孔子这句话，几个关键词语得先参透。
先秦有三代：夏、商、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周代，前有夏和商，商又叫殷，孔子向来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所以常引述前代的学术来说明问题。
汉代的注释就有“杞、宋，二国名，夏、殷之後”的说法，也就是说杞和宋都是孔子所处的时代存在的“国”名。所谓“国”当然是周朝分配的诸侯的封地。周灭商之后，采用怀柔政策，封“夏”之后代在杞，商之后代在宋。孔子要了解夏和商的礼乐制度，便到杞和宋去。
“征”，原文作“徵”，汉代包咸说是“成”的意思。所以他把孔子这句话解释为“夏、殷之礼，吾能说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这明显有贬义，孔子是在骂夏、商的后代不肖，无法保存祖先的礼制。郑玄的注释说得更彻底，他说：“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所以，梁代皇侃直接点明这一章是说明夏殷的后代丢失了先人的“礼”。
这里还须注意郑玄说的“献，犹贤也”，可见这是通假字，两字通用。即使到今天，李零教授也接受此说，“‘文献’，与今人理解的‘文献’不同，不光指档案，还包括遗老遗少。”所以，“文献”不单指文字材料，还包括“贤人”。
皇侃接受汉人的解释而说：“夏礼谓禹时礼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时》之书也。杞，夏之后所封之国也。徴，成也。夏桀失国，周封其後东娄公於杞，当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礼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与共成其先代之礼，故云杞不足徴也。殷礼，殷汤之礼，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书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国也。纣失国，周封微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汤之礼吾亦能言，但于时宋君昏乱不足以与共成之也。”皇侃所谓的《夏时》《坤乾》之说，是根据《礼记•礼运篇》的说法。
北宋邢昺也接受这种说法，并说：“孔子言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
可见到了北宋，人们理解孔子说句话还是一致的：杞、宋之君没有文章、贤才，所以不能展示先人的礼制。
南宋朱熹的说法有了不同，他说：“征，证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把“征”解释为“证”，后人多有采纳。例如清代刘宝楠就说：“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近代钱穆也说：“此章孔子自言学夏、殷二代之礼，能心知其意，言其所以然，惜乎杞、宋两国之典籍贤人皆嫌不足，无以证成我说。” 钱穆还把这句话当成是孔子的历史哲学，他说：“然虽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使皆能明其意，信其说，则不能不有憾于文献之不足。”虽然知道，却无法证明，的确是历史的一大缺憾。
李零、李泽厚都是从史料角度看待孔子这句话。这该是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孔子世家》收录这段话，编排在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中，也就是孔子在整理古籍，写序文时而作的慨叹。我支持这种说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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