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4】孔子的因材施教

拉曼大学配合林水檺教授七十岁生日和荣休，特别举办了一项“汉学与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这种祝寿方式既特别又有意义。

我有幸参加了这项研讨会，并在会上发表论文——《论语•为政》“问孝”四章解读。

由于过去两年都在讲《论语》，积累了不少相关知识，因此在整理《论语》第二篇的四个章句时，感觉并不那么吃力。相反的，还真有温故知新的体会。

这四章分别是《论语》2.5至2.8章，是孔子回答四个人同一问题（问孝）的说法。这四个人分别是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前两者是鲁国贵族，后两者是孔子门下的高材生。

讲课时，我是分开四段时间讲，没有把四章给串起来。不过，当时讲完后，隐约感觉这四章应该是有机的整体，是弟子们给老师编书时有意排列在一起的。

果不其然，重新看后，我更加确定这四章是收录在《论语》同一篇里并非偶然的。第一章内容与篇名“为政”相关，可视为夫子阐述“孝”与政治的关系，其后三章却似乎偏离了“为政”的主题。然而，综观四章内容，却又相互呼应，让孔子把“孝道”讲得更加透彻。

皇侃《义疏》中总结得很好，他说：“然此四人问孝是同，而夫子答异者，或随疾与药，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随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曰：‘问同而答异者，或攻其短，或矫其时失，或成其志，或说其行。’又沈峭云：‘夫应教纷纭，常系汲引，经营流世，每存急疾。今世万途，难以同对，互举一事，以训来问。来问之训，纵横异辙，则孝道之广亦以明矣。’”

以上观点从宏观的角度说明孔夫子的“因材施教”。如果单单把夫子的教诲锁定在“攻其短”，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这是过于狭隘的。夫子除了攻其短外，还能矫其失、成其志、说其行。夫子给四个人的不同答案，的确做到“纵横异辙”，使孝道的内容更加丰富和深刻，不流于浮华表面。

相对而言，宋代理学家的阐述，反而不及两汉魏晋南北朝人的视野。例如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程颐的话说：“子曰：‘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种说法过于绝对，但是却又无法论证其可靠性，难以叫人起共鸣，只觉得过于把夫子神化了。

近代新儒家钱穆先生把这点看得很清楚，所以在阐述孔子的“因材施教”时，他避开了一些只能臆测的说法，踏踏实实地说：“以上四章皆问孝，而孔子所对各不同。或疑乃孔子因人施教,针对问者之短处与缺点。于是疑子游或能养而稍失于敬，子夏或对父母少温润之色，凡此皆属臆测。《论语》文辞简约，或当时间语有不同，孔于针对问语而各别为说，记者详孔子之言，而略各人所问，遂若问同而对异。学者且当就文寻绎，知孔子言孝道有此诸说，斯可矣，不宜离此多求。”

我喜欢钱先生这样做学问的方式，着实而又有深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