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5】被扭曲的价值观

中国领导层迈入了“习李”时代。据悉，民间对他们都寄予厚望，尤其是打贪防腐更抱有期待。

这让我们想起“刚毅率直、嫉恶如仇”的前任中国总理朱镕基。他那句“我这里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我自己”是多么铿锵有力、叫人动容！可是，十多二十年过去了，贪腐灭迹了么？

打贪防腐可还真是“说易行难”的事。

网上有时评家引录一帧条幅：上联是“说实话，办实事，一身正气”；下联则是“不贪污，不受贿，两袖清风”。时评家不忘嘲讽地说：“如此高风亮节，不食人间烟火的境界，后来多事的人挖苦他自说自爽，愚人自娱，以妙绝独到、十分传神作了横批：查无此人。”

真查无此人么？我们不妨回到历史记载去探索。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为官吏分类作评价的传统：一类是好官，称为“循吏”；一类是欺压人民的恶官，称“酷吏”。两相对比，读者更加能够体会好官和酷吏的分别。司马迁的做法也告诉我们：历史会有记载，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任君选择！

其实好官的标准会依据不同的时代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认为好官标准有三：行教、清廉、守法。“不教而民从其化，近者视而效之，远者四面望而法之”是最高标准，即“行教”也。当好官最低也要“守法”，不滥用权力。

晋朝时司马懿某次告诫官吏：“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然后他又询问官吏：“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有人回答：“清固为本。”（李秉《家诫》）其后，“清、慎、勤”遂成为做官的基本守则，“清官”也就成为好官的代名词。

史上多有清官，例如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是表率。他曾上书后主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这是古代官员中第一个主动申报财产的人。

《三国志》引述这段文字后说：“及卒，如其所言。”意思是说诸葛亮上述的财产申报是真实的，绝不是虚报。他说他的总财产只有八百棵桑树和田地十五顷，这些财产来源是“悉仰于官”，也就是说都是靠官粮为收入，“无别调度”，即没有通过其他管道牟利，不存在灰色的收入；他又说“不别治生”，表明自身没有利用权力之便谋私益，不借官职“外包”做生意。

一个社会若以清官为可贵，则保留着一个崇高的理想，那么国家社会就会有希望。如果官场上都以“金钱政治不是贪污”为守则，甚至直认贪污涉及款项“只有”260亿令吉，那就是一个被扭曲了的价值观，只会引领人民走向毁灭。

朱镕基总理在清华大学作告别演说时告诫学子：“为学，要扎扎实实，不可沽名钓誉；做事，要公正廉洁，不要落身后骂名。”这又是一句铿锵之言。

不想身后落个骂名的，表示有羞耻之心。子曰“知耻近乎勇”，所以朱总理绝对是有勇之士。这样的领导是会让后人称颂怀念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9/12/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