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古人”这个专栏是在2007年6月23日开始创设的。当时是《星洲日报•东海岸》采访主任彭永兴先生见我在彭亨佛教会教古文，觉得这样的课程除了口授以外，也可以作书面的传递，于是倡议开辟这个专栏，要我用文字向东海岸读者介绍古代文史。后来我因故无法继续讲古文，这个专栏却还是维持下来。
岁月如梭，一晃便是7年半了，“走近古人”也写了365期，和地球公转的周期一样，是该告一段落了。
“走近古人”是个探讨古代文史的专栏。中国人看待中国文史，离不开民族本位，所以会认为它是“本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是维系该民族的精神凝聚力，是实现民族认同的利器”；海外华人未必需要如此。我是这样看待中国古代文史的：那是人类的珍贵遗产，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文明。对文明的传递，我始终抱着继往开来的态度，既要继承古人的智慧，也要开创未来的际遇。所以我不复古，也不反古。
“敬畏传统”是研究古代文史必须有的基本态度。如果一开始就抱着否定的眼光去挑古人的毛病，我们不但无法看清楚古人的面貌，而且无法洞悉他们在传递人类文明所扮演的角色。
身为读书人，我们除了敬畏传统，也要敬畏学术。现今学术一词已被滥用了，六年级小学生也可以有学术成绩。其实，学术一词本来就是很严肃的，早期指的是治国之术，后来泛指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搞学术的人心态要正，起点要高。
最近我在社交网上公布一批不出席大学课程的教师的名字，引来很多当事人的非议。他们但知我这样做，却不去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或以为我是恼羞成怒，因为人家不上我的课而光火。孰不知我平时讲课，哪怕你不用心，你早退，我依然老神在在，不为所动。我之所以要如此做，是要提醒这些开始走进学术殿堂的人：请敬畏学术，尊重学术。
学术是庄严的、神圣的，不容许我们去践踏和藐视。有些不学无术者花钱买文凭，请枪手写论文，这是践踏学术；有些手握鸡毛当令箭的贱卖学术，轻易授予他人学术认证资格，那是藐视学术。我们不必随着这些小丑起舞，与他们一般见识，只要我们还认得几个字，读得懂几本书，就该尊重学术，汲取他人的智慧。
从事文史研究的人，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来自不同的星球。前者看书，讲究硬功夫；后者重数据，用数字来分析现象。我是研究文史的，所以我只相信文字，只希望从文字中去提取前人的智慧，滋润我的学术生命。如果你告诉我UPSR成绩公布了，某校及格率冠全国，多少考生获得全科A，我还是不以为然。这样的数据只能说明某个现象，实质意义并不大。
我写走近古人也是秉持这样的信念的。我并非全知者，所以每周撰写文章前，都要阅读翻资料才敢下笔。只要我认为对我有启示，可以借来用的古人智慧，都会成为我写作的材料。读者也应当如此，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认为可以借鉴的智慧，就读。否则就一笑置之。对文史研究报告，对古人留下的文字，不必每篇拜读的，我们没有这样的时间。
《星洲日报》地方版允许这样的学术随笔见报七年半，实是一个创举。我借用这个栏位，丰富了我自己的学识，也磨练了我的文笔。
感谢读者，感谢《星洲日报》！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11/2014
2015年2月20日星期五
2015年2月15日星期日
【364】有没有元朝和清朝
最近在社交网站上看到好些人在谈“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谎言——元朝与清朝”。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立场是：“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清朝则是满洲人建立的，这分明是一种侵略行为，不应该被列为汉族的历史。”
跟着提出一个触动读者神经线的话题：“如果当年日本成功占领中国，我们也要向日本俯首，承认日本人所建立的政权吗？”
我相信大多附和“元、清时期是中国被蒙、满人征服和殖民的亡国时期，并非中国的朝代”的说法的人，是出于民族感情，尤其对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动更是咬牙切齿。因此往前推论，自然不能苟同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
我对这个课题的提出深感兴趣，但无意去辩驳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毕竟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判断，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并不会造成影响。总不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后，把1271-1368年近百年的事迹和1644-1911年近三百年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书剔除，以“亡国”来代替。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曾提倡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点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甚至以现实去考量历史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历史自唐代开始，都是官修史书，今朝人撰写的是前朝的历史，对前朝的历史必然会带着现实的考量而有取舍。如果史家歪曲历史，刻意贬低前朝，这样的历史会受时间淘汰，甚至引发他人另外撰史。简而言之，历史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才成为定论的，不急于盖棺定论，更不容假设。
元朝距今已经七百多年，是可以盖棺定论的了。如果当年蒙古人侵略中国，使到中国人有彻底的改变，向蒙古人看齐，全盘接受蒙古化，那么中国的历史真要改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亡国。然后，蒙古的历史将会延续到中国大陆来，掀开新的一页。事实是不是这样？
清朝距今也有百年，中国传统是“盛世修史”，而且是修前朝史。清朝的史书依然是《清史稿》，还不是盖棺定论之作。我们还在期待中国何时编订正统的《清史》，看看当今史家的立场和眼光。
其实，不只是元、清，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的民族融合。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本是西边的少数民族，他们侵略中原的华夏民族建立政权，周公旦的封建制度更是稳定政权的旷世之作，成为后世孔夫子所敬仰的事迹和对象。秦始皇也非华夏民族，但是进入中原后，历史都不再追究。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是公元386-581年在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与南方的汉族政权齐头并进。北朝都是诸如鲜卑、拓跋氏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两百多年后，隋炀帝再次统一中原，建立起隋朝，并发展为后世强大的唐朝，期间民族的融合是何其重要？
我喜欢台湾已故教授傅伟勋倡导的“文化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不应该仅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理位置的国家。“文化中国”把中华文化传递数千年，我们无需把目光局限在血缘和地缘的观念，这样的文明传承才更深具意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1/2014
提出这样的问题的立场是：“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朝代，清朝则是满洲人建立的，这分明是一种侵略行为，不应该被列为汉族的历史。”
跟着提出一个触动读者神经线的话题：“如果当年日本成功占领中国，我们也要向日本俯首，承认日本人所建立的政权吗？”
我相信大多附和“元、清时期是中国被蒙、满人征服和殖民的亡国时期，并非中国的朝代”的说法的人，是出于民族感情，尤其对近代史上日本的侵略行动更是咬牙切齿。因此往前推论，自然不能苟同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
我对这个课题的提出深感兴趣，但无意去辩驳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毕竟这是一种情感上的判断，对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并不会造成影响。总不成我们赞同这种观点后，把1271-1368年近百年的事迹和1644-1911年近三百年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书剔除，以“亡国”来代替。
意大利的历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1866-1952）曾提倡过“一切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观点给现代人的启示是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的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待历史，甚至以现实去考量历史的作用和意义。中国历史自唐代开始，都是官修史书，今朝人撰写的是前朝的历史，对前朝的历史必然会带着现实的考量而有取舍。如果史家歪曲历史，刻意贬低前朝，这样的历史会受时间淘汰，甚至引发他人另外撰史。简而言之，历史是经过时间的洗礼才成为定论的，不急于盖棺定论，更不容假设。
元朝距今已经七百多年，是可以盖棺定论的了。如果当年蒙古人侵略中国，使到中国人有彻底的改变，向蒙古人看齐，全盘接受蒙古化，那么中国的历史真要改写成：某年某月某日亡国。然后，蒙古的历史将会延续到中国大陆来，掀开新的一页。事实是不是这样？
清朝距今也有百年，中国传统是“盛世修史”，而且是修前朝史。清朝的史书依然是《清史稿》，还不是盖棺定论之作。我们还在期待中国何时编订正统的《清史》，看看当今史家的立场和眼光。
其实，不只是元、清，中国历史上曾有多次的民族融合。早在西周，文王、武王本是西边的少数民族，他们侵略中原的华夏民族建立政权，周公旦的封建制度更是稳定政权的旷世之作，成为后世孔夫子所敬仰的事迹和对象。秦始皇也非华夏民族，但是进入中原后，历史都不再追究。
中国历史上的“北朝”，是公元386-581年在中国北方王朝的总称，其中包括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等数个王朝，与南方的汉族政权齐头并进。北朝都是诸如鲜卑、拓跋氏等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两百多年后，隋炀帝再次统一中原，建立起隋朝，并发展为后世强大的唐朝，期间民族的融合是何其重要？
我喜欢台湾已故教授傅伟勋倡导的“文化中国”，因为“中国”这个概念不应该仅限于一个民族，一个地理位置的国家。“文化中国”把中华文化传递数千年，我们无需把目光局限在血缘和地缘的观念，这样的文明传承才更深具意义！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4/11/2014
2015年2月10日星期二
【363】梁武帝信佛亡国
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是南朝诸帝中统治时间最长的君主。
中国正统历史对梁武帝早期的统治都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他在位时是中原世族南渡以来最辉煌的时代。
然而，这种太平盛世却轻易被侯景击溃，梁武帝不但身亡，随后梁朝还宣告灭亡。李延寿《南史》如此评述梁武帝的功过：“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
有趣的是“溺于释教”比较引起后世的关注。如周一良谓：“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方立天也说：“侯景之乱也是对梁武帝提倡佛教的一种历史的报应”；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
以上现代佛教史家的看法，其实并非创见，而是自古已然。例如与梁武帝有布衣之交的荀济说：“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荀济开创了佛教会造成一个朝代灭亡的说法。又如北魏的魏收撰写《魏书》时，更是蓄意贬低梁武帝萧衍的形象，说他建庙“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梁武帝因信佛而亡国的说法，已成了史学家的说辞。
中唐时期，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激昂地说梁武帝事佛，却“饿死台城, 国亦寻灭, 事佛求福, 乃更得祸。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把信佛和亡国放在一起谈，韩愈也并非第一人。
面对反佛论者的攻击，崇佛者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但是他们的反击，逻辑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
近代汤用彤先生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汤用彤先生认为梁武帝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信仰佛教，而是沾染了南朝“文弱浮华”的风气。梁武帝在世的确从事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务，最终徒劳无功。
后来，钱钟书先生在评论萧衍《净业赋》一文时提出这样的看法：“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也就是说梁武帝崇佛固然有错，但其亡国灭身却不能专归咎于他的崇佛。反之，崇佛成就了梁王朝近五十年的盛世局面，并不是丧乱的理由。
汤、钱二先生的看法是比较持平的，摆脱崇佛与反佛的固定框式。梁武帝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其个性上的改变，其施政上的偏差，其用人上的失败等都是学界乐于探讨的。
李延寿在《南史》的论赞中对梁武帝一生的功过，是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可惜部分学者站在反佛、反宗教的立场辨析，反而模糊了一个统治四十八年，对南朝作出积极贡献的皇帝的成败功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11/2014
中国正统历史对梁武帝早期的统治都给予充分的肯定，称他在位时是中原世族南渡以来最辉煌的时代。
然而，这种太平盛世却轻易被侯景击溃，梁武帝不但身亡，随后梁朝还宣告灭亡。李延寿《南史》如此评述梁武帝的功过：“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
有趣的是“溺于释教”比较引起后世的关注。如周一良谓：“梁武帝统治时期最大的弊政，是他对佛教的迷信”；方立天也说：“侯景之乱也是对梁武帝提倡佛教的一种历史的报应”；日本学者鎌田茂雄认为：“因为他太沉溺于佛教，最后成为导致梁所灭亡的原因。”
以上现代佛教史家的看法，其实并非创见，而是自古已然。例如与梁武帝有布衣之交的荀济说：“宋齐两代重佛敬僧，国移庙改者，但是佛妖僧伪，奸诈为心，堕胎杀子，昏淫乱道，故使宋齐磨灭。”荀济开创了佛教会造成一个朝代灭亡的说法。又如北魏的魏收撰写《魏书》时，更是蓄意贬低梁武帝萧衍的形象，说他建庙“穷工极巧，殚竭财力，百姓苦之”，梁武帝因信佛而亡国的说法，已成了史学家的说辞。
中唐时期，韩愈在《论佛骨表》中激昂地说梁武帝事佛，却“饿死台城, 国亦寻灭, 事佛求福, 乃更得祸。由此观之, 佛不足事, 亦可知矣”。把信佛和亡国放在一起谈，韩愈也并非第一人。
面对反佛论者的攻击，崇佛者也不甘示弱，奋起反击，但是他们的反击，逻辑性不强，显得苍白无力。
近代汤用彤先生在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说：“世人每以侯景之乱，专归咎于佛法。实则国力之衰，首由于风尚之文弱浮华。而当时政事学术以及佛教无不有浮弱之表现。专罪佛法，实因果倒置，非能观事变之全体也。”汤用彤先生认为梁武帝的失败并不是因为信仰佛教，而是沾染了南朝“文弱浮华”的风气。梁武帝在世的确从事一些不着边际的事务，最终徒劳无功。
后来，钱钟书先生在评论萧衍《净业赋》一文时提出这样的看法：“佞佛谄道与有咎焉，却不能专其咎也。”也就是说梁武帝崇佛固然有错，但其亡国灭身却不能专归咎于他的崇佛。反之，崇佛成就了梁王朝近五十年的盛世局面，并不是丧乱的理由。
汤、钱二先生的看法是比较持平的，摆脱崇佛与反佛的固定框式。梁武帝的失败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例如其个性上的改变，其施政上的偏差，其用人上的失败等都是学界乐于探讨的。
李延寿在《南史》的论赞中对梁武帝一生的功过，是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可惜部分学者站在反佛、反宗教的立场辨析，反而模糊了一个统治四十八年，对南朝作出积极贡献的皇帝的成败功过。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11/2014
2015年2月5日星期四
【362】汉语语法研究的问题
中学老师问我“我彻底失败”一句中的“彻底”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我说是副词。他说他们翻过大大小小的词典，都注明是形容词，没有一条是说明这个词作副词用。
“彻底”作形容词，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形容词的功能有前面可以加“很”，后面可以加“的”，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定语。“彻底”绝对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不是“彻底”作形容词，而是“彻底”一词是否可以作“副词”。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语法专家早就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可是，被现代人奉为“经典”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新的修订版中，竟然为所有的词归类，划分有关词语是属于什么词性。这是我难以认同的。词语的词性，不是由有关词语的意义来判断它的词性，而是在语境中来判断它的词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人名是名词，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转化为形容词，例如我们骂人“做人不好太周星驰”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词义划定词性的做法，其实是过时的观念。
以上述“彻底失败”为例，我们是可以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例如“很失败”，“非常失败”，“十分失败”，“完全失败”。那么“很”，“非常”，“十分”，“完全”都是副词，为什么偏偏“彻底”只可以作为“形容词”，不是“副词？
再说，“彻底”我们也可以和其他词语搭配使用。例如“彻底洁白”，“彻底干净”等。在这里，“洁白”“干净”都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吗？这里的“彻底”明显就是表示程度的副词。
其实，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开始的, 而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则是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开始的。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年代，中国的现代汉语语法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多的新领域被开拓。因此，“现代汉语研究”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应该是属于大专生才研究的课题，不适和用它来套在中小学生身上，形成一种学习的负担。
现代汉语语法在教异族学生时，也比较受到重视，所以在中国，“对外汉语”（现在称“国际汉语”）比较重视语法的教学，而在汉族子弟中进行语文教学, 不进行系统的语法教学, 也完全是行得通的。毕竟，对汉族而言，汉语是大家的“母语”。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 从开始就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的烙印, 而且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成了某种难以挣脱的“ 紧箍咒”。这样的研究，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在本民族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现代汉语既然作为新的学科，就应该有其开放性，应该随着语言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有所变化。上述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不能让一两本书来决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1/2014
我说是副词。他说他们翻过大大小小的词典，都注明是形容词，没有一条是说明这个词作副词用。
“彻底”作形容词，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说法，形容词的功能有前面可以加“很”，后面可以加“的”，可以作谓语，也可以作定语。“彻底”绝对符合这些条件。
我们要讨论的关键不是“彻底”作形容词，而是“彻底”一词是否可以作“副词”。
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语法专家早就说明一点：“实际上根据词的意义来划分词类是行不通的。因为表示同类概念的词，语法性质不一定相同。⋯⋯‘红’是形容词，而‘红色’是名词。⋯⋯因此给汉语的词分类不能根据形态，只能根据词的语法功能。”（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
可是，被现代人奉为“经典”的《现代汉语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在新的修订版中，竟然为所有的词归类，划分有关词语是属于什么词性。这是我难以认同的。词语的词性，不是由有关词语的意义来判断它的词性，而是在语境中来判断它的词性。例如我们都知道人名是名词，但是我们却可以把它转化为形容词，例如我们骂人“做人不好太周星驰”就是一个例子。
按照词义划定词性的做法，其实是过时的观念。
以上述“彻底失败”为例，我们是可以用其他词语来代替，例如“很失败”，“非常失败”，“十分失败”，“完全失败”。那么“很”，“非常”，“十分”，“完全”都是副词，为什么偏偏“彻底”只可以作为“形容词”，不是“副词？
再说，“彻底”我们也可以和其他词语搭配使用。例如“彻底洁白”，“彻底干净”等。在这里，“洁白”“干净”都是形容词，形容词可以用来修饰形容词吗？这里的“彻底”明显就是表示程度的副词。
其实，现代意义上系统的汉语语法研究是从马建忠的《马氏文通》（1898）开始的, 而现代汉语语法的研究则是从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开始的。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年代，中国的现代汉语语法有更大的突破，有更多的新领域被开拓。因此，“现代汉语研究”被视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应该是属于大专生才研究的课题，不适和用它来套在中小学生身上，形成一种学习的负担。
现代汉语语法在教异族学生时，也比较受到重视，所以在中国，“对外汉语”（现在称“国际汉语”）比较重视语法的教学，而在汉族子弟中进行语文教学, 不进行系统的语法教学, 也完全是行得通的。毕竟，对汉族而言，汉语是大家的“母语”。
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 从开始就是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开展起来的, 因此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打上了西方语法理论、方法和体系的烙印, 而且长期以来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成了某种难以挣脱的“ 紧箍咒”。这样的研究，不是好坏的问题，而是在本民族学习的时候，有没有必要的问题。
现代汉语既然作为新的学科，就应该有其开放性，应该随着语言本身的变化和发展有所变化。上述划分词类的依据和确定词性的标准也应该具有开放性，不能让一两本书来决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2/11/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