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温州听过苏羊谈她开办的雁山学堂。回来后,我告诉同道有个奇女子,因为女儿不能适应教育体制而自己办学,以给孩子更大的自由。后来我发现太低估了她,雁山学堂虽源于一个孩子对自由的渴望,可是现在却给了更多的孩子感受到教育的自由。
常人的印象中,教育就是在学校里头进行的,有老师教,有学生学,最重要的是每年有成绩单派发。苏羊觉得教育可以不一样,她说:“教育难道不能像我们生存其间的大自然那样: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勤劳的蜜蜂,也有整天无所事事飞来飞去的蝴蝶?难道不正是它们的彼此差异才构成一个精彩纷呈、多元的世界吗?”
凭着这样的理念,她倡导“向自然和内心学习”的观点,让老师和孩子处在平等的地位,一同去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在大自然的熏陶下学习。
传统上我们都要求孩子学习正确的政治观,要敬畏领袖,相信权威。教育是从上而下的灌输工作,孩子的学习是为了更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个“美好”却只是一些坐在冷气房里的人按照自己的经验构想出来的精英教育,忽略了更多孩子的需要。于是,我们的教育都采取了淘汰制度,适者才可生存。
按照官方的模式跑的教育是体制内的,走出了这个框架就被称为体制外的。可是,教育不是强调自由,重视创造吗?怎么能要教师只在体制内游走?我是反对这点的,所以有官员把我判为体制外的才释然,我也因此落得坦然。其实,不管体制内体制外,最终归结的还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需要。我们要看孩子在受教育后,到底学会了什么,养成了怎样的一种生活观。
像雁山学堂这样体制外的学校,常有人要担心学生未来不能跟社会接轨。苏羊说得好:“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和追求的,是人类最美的那些品质:善良、勇敢、独立、自由、宽容……还有智慧。拥有智慧,就会知道在这个喧哗的世界里,自己要的是什么,知道自己前行的方向,并且勇敢且优雅地接纳这个世界与自我的所有不完美。”
我退休后,或许也到雁山学堂当义工。
《星洲日报·东海岸》25/12/2016
2016年12月19日星期一
【72】比萨的争议
比萨者,PISA是也,全名是“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它是由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三年举行的一项大规模测验,目的在评估15岁青少年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素养。
比萨评比的内容虽然涵盖三个领域,实际上每一届的评比,只是针对一个主要学科。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是数学,刚公布的2015年评估则以科学为主。
比萨的试题,并不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因此,“生活化”和“应用”是比萨评比的两个关键词;思考、判断和自学能力是评估所重视的核心能力。例如2015年的测试,经合组织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测验,考生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在内容上,虽然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但除了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外,同时也加入了对考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测量考生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比萨的作用,就像主持测试的施莱歇尔博士(Andreas Schleicher, 1964-)所言,它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检核自己的教育措施是否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它们可以通过和其他参与测试的国家对比,了解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水平,并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展现的优点和创新,划定属于自己国家的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
这样的理想并非完美的。前年,便有80名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联署致函施莱博士①,表达他们对比萨推行的忧虑。论点主要是因为经合组织是以经济挂帅的单位,必然以经济发展为考量点。教育却是超越功利的一项大工程,除了国家经济发展,还有更多源自个体发展的事务待开拓。比萨会造成各国争相按其测试方法调整教育政策,甚至在抽样的测试之中催生一些精英,忽略了整体的教育发展措施。
我觉得比萨是有其作用,起着参考的价值。例如我国教育部因为参考上海过去两届排名第一的经验,提倡高阶思维的教学和考试,就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排名毕竟是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头完成的,不能太过在意,更加不能短视得只是追逐一个虚名。
《星洲日报》19/12/2016
注①:有关信件可以在网上找到: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may/06/oecd-pisa-tests-damaging-education-academics
比萨评比的内容虽然涵盖三个领域,实际上每一届的评比,只是针对一个主要学科。例如2009年以阅读为主,2012年是数学,刚公布的2015年评估则以科学为主。
比萨的试题,并不只是单纯地考核学生的知识面,更重要的是检验考生是否具备参与未来社会所需的素养。因此,“生活化”和“应用”是比萨评比的两个关键词;思考、判断和自学能力是评估所重视的核心能力。例如2015年的测试,经合组织采用了全数字化的测验,考生需要通过机考来完成答案。在内容上,虽然重点考核的领域是科学,但除了对学生掌握的科学知识进行测验外,同时也加入了对考生合作解决问题能力的考核,以测量考生对学习的态度、方法和能力,要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像科学家一样思考问题。
比萨的作用,就像主持测试的施莱歇尔博士(Andreas Schleicher, 1964-)所言,它就像一面镜子,帮助接受测试的国家检核自己的教育措施是否跟得上国际的步伐。它们可以通过和其他参与测试的国家对比,了解自己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质量水平,并通过借鉴获得由领先国家在教育领域所展现的优点和创新,划定属于自己国家的更完整的国际教育蓝图。
这样的理想并非完美的。前年,便有80名世界各地的教育专家联署致函施莱博士①,表达他们对比萨推行的忧虑。论点主要是因为经合组织是以经济挂帅的单位,必然以经济发展为考量点。教育却是超越功利的一项大工程,除了国家经济发展,还有更多源自个体发展的事务待开拓。比萨会造成各国争相按其测试方法调整教育政策,甚至在抽样的测试之中催生一些精英,忽略了整体的教育发展措施。
我觉得比萨是有其作用,起着参考的价值。例如我国教育部因为参考上海过去两届排名第一的经验,提倡高阶思维的教学和考试,就是一个正面的发展。但是,排名毕竟是一个游戏,是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头完成的,不能太过在意,更加不能短视得只是追逐一个虚名。
《星洲日报》19/12/2016
注①:有关信件可以在网上找到:
https://www.theguardian.com/education/2014/may/06/oecd-pisa-tests-damaging-education-academics
2016年12月11日星期日
【71】恼人的哥巴特
“哥巴特”是戏言,KBAT的音译词,正确的称呼是“高阶思维”。最初引进这个概念时叫HOTS(Higher-order thinking),据说牵涉到版权的问题,所以改用国语简写KBAT(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
怎样才叫高阶思维?思维又如何划分层次?
1956年芝加哥大学总结了一项教育科研,这项研究由布鲁姆(Benjamin Samuel Bloom 1913-1999)博士所领导,把完整的学习归纳为三大领域(Domain):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行动(Psychomotor),而每一领域又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学习层次。其中,认知领域的六大层次最广为各国采用,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这六个层次分别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2001年,这个学派作了修订,Anderson and Krathwohl把后面两个层次改为评价和创造,并把分析、评价、创造三者并列为高层次思维。
我国教育部推行高阶思维就是采用布鲁姆的这套理论,只不过,我们的高阶指的是第三个层次(应用)以上的。
网络的普及,知识已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的,不再专属少部分精英。今天,只要上网,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一切的知识。因此,教师的角色,早就从传授知识转为引领学生识别知识、应用知识、评价知识。
国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21世纪初所开创的PISA评比,就起着引领各国教育的作用。这个评比以15岁学生为对象,测试的不是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而是如何搜集和判断信息,并进一步正确统整、诠释的能力,进而还要看学生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如果将之与布鲁姆的认知系统比对,这就是高阶思维的需求。
一般人听到“高”就会想到“难”,然后自我矮化的认为我国的教育水平还不能往这个路线走,大声呼吁要符合国情。这是个错误的理解。例如孩子看了一本书,我们问“里头写了多少个角色”是属于识别性题目,“这本书写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是理解性的题目”,“你认为作者如果不这样写结局会不会让你对故事有更深刻的印象”属于评价性问题。这三道题哪一个比较难作答,哪一个对学习比较有帮助?如果作为考试,第一道题不会就是不会,不管如何绞尽脑汁还是不会答;第三道题,如果学生认真读过那本书,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远比要他们模仿作答来得重要,这不更符合时代的需求吗?
高阶思维不只是指向考试,更重要的是指向现代教学的走向。“死记硬背”已经过时,如何搜集、统整知识,进而辨识真伪、做出正确的诠释才是现代教育所要做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2/2016
怎样才叫高阶思维?思维又如何划分层次?
1956年芝加哥大学总结了一项教育科研,这项研究由布鲁姆(Benjamin Samuel Bloom 1913-1999)博士所领导,把完整的学习归纳为三大领域(Domain):认知(Cognitive)、情感(Affective)、行动(Psychomotor),而每一领域又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学习层次。其中,认知领域的六大层次最广为各国采用,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这六个层次分别是: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评价。2001年,这个学派作了修订,Anderson and Krathwohl把后面两个层次改为评价和创造,并把分析、评价、创造三者并列为高层次思维。
我国教育部推行高阶思维就是采用布鲁姆的这套理论,只不过,我们的高阶指的是第三个层次(应用)以上的。
网络的普及,知识已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获取的,不再专属少部分精英。今天,只要上网,任何人都可以获取一切的知识。因此,教师的角色,早就从传授知识转为引领学生识别知识、应用知识、评价知识。
国际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在21世纪初所开创的PISA评比,就起着引领各国教育的作用。这个评比以15岁学生为对象,测试的不是学生的记忆和理解,而是如何搜集和判断信息,并进一步正确统整、诠释的能力,进而还要看学生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如果将之与布鲁姆的认知系统比对,这就是高阶思维的需求。
一般人听到“高”就会想到“难”,然后自我矮化的认为我国的教育水平还不能往这个路线走,大声呼吁要符合国情。这是个错误的理解。例如孩子看了一本书,我们问“里头写了多少个角色”是属于识别性题目,“这本书写的是怎样的一个故事”是理解性的题目”,“你认为作者如果不这样写结局会不会让你对故事有更深刻的印象”属于评价性问题。这三道题哪一个比较难作答,哪一个对学习比较有帮助?如果作为考试,第一道题不会就是不会,不管如何绞尽脑汁还是不会答;第三道题,如果学生认真读过那本书,一定会有他自己的看法,让学生学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远比要他们模仿作答来得重要,这不更符合时代的需求吗?
高阶思维不只是指向考试,更重要的是指向现代教学的走向。“死记硬背”已经过时,如何搜集、统整知识,进而辨识真伪、做出正确的诠释才是现代教育所要做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11/12/2016
2016年12月4日星期日
【70】不要再伤害学生了
小学检定考试成绩(UPSR)公布后,马来同事传来东姑阿斯玛蒂博士(Dr. Tengku Asmadi bin T. Mohamad)的评论。向来有比较正确的教育观的东姑,竟然也质疑教育制度的经常转变,认为这会“伤害”学生。我对这个说法感到惊讶。
科技的发达造成世界瞬间万变。我们生在一个10倍速爆炸成长的时代,谷歌每个月处理的搜索,10年前就已经高达27亿次,现在则是1670亿次。美国在10年前公布过一个数据,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量一年就相等于人类过去5000年制造的。10年前,社交网站MySpace的用户高达1亿6千万人,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11大国;如今,Facebook已经取代MySpace,活跃用户高达22亿,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知识不但高速翻新,而且已经普及到人人可随时随地轻易获取。地球上发生过的秦皇愚民政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裁策略,乃至语言文字只专属少数人的事件,已成为不可能再发生的历史。网络世界甚至流传,现今大学生进入第三年,会发现前两年所学的内容已经过时。可见教育如果一成不变,会是怎么的可怕。
教育早就不是灌输知识的过程,教师的角色也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消化知识的引领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若十年如一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跟不上时代。我国1983年推动小学新课程,1993推动综合课程,2003综合课程修订版,2011标准课程,2017标准课程修订版,就是要应运时代的发展。
教育的变革,不只是改变课程,还要改变教材、教法和评估法。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对教育价值的错误判断,把整个教育的价值押在考试成绩衡量上,再根据考试成绩划定名校、名师和精英学生。一旦成绩衡量准则有了转变,甚至改变了考试的模式,这些名校、名师就要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有所失落。孩子的确成为牺牲品,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不到全特优,而是他们成了满足大人虚荣心的工具。
评估是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但评估不只是为了筛选人才,还包括测量学生学习的进度,鉴别他们的能力。我们实不该只把焦点放在排名次的考试上,然后据此断定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和进度。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2/2016
科技的发达造成世界瞬间万变。我们生在一个10倍速爆炸成长的时代,谷歌每个月处理的搜索,10年前就已经高达27亿次,现在则是1670亿次。美国在10年前公布过一个数据,人类制造出来的信息量一年就相等于人类过去5000年制造的。10年前,社交网站MySpace的用户高达1亿6千万人,如果它是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11大国;如今,Facebook已经取代MySpace,活跃用户高达22亿,是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
这说明知识不但高速翻新,而且已经普及到人人可随时随地轻易获取。地球上发生过的秦皇愚民政策,董仲舒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独裁策略,乃至语言文字只专属少数人的事件,已成为不可能再发生的历史。网络世界甚至流传,现今大学生进入第三年,会发现前两年所学的内容已经过时。可见教育如果一成不变,会是怎么的可怕。
教育早就不是灌输知识的过程,教师的角色也从知识传授者转变为消化知识的引领人。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若十年如一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国家跟不上时代。我国1983年推动小学新课程,1993推动综合课程,2003综合课程修订版,2011标准课程,2017标准课程修订版,就是要应运时代的发展。
教育的变革,不只是改变课程,还要改变教材、教法和评估法。我们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对教育价值的错误判断,把整个教育的价值押在考试成绩衡量上,再根据考试成绩划定名校、名师和精英学生。一旦成绩衡量准则有了转变,甚至改变了考试的模式,这些名校、名师就要失去了努力的方向,有所失落。孩子的确成为牺牲品,但并不是因为他们考不到全特优,而是他们成了满足大人虚荣心的工具。
评估是教育工作至关重要的一环,但评估不只是为了筛选人才,还包括测量学生学习的进度,鉴别他们的能力。我们实不该只把焦点放在排名次的考试上,然后据此断定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和进度。
《星洲日报·东海岸》04/12/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