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货殖列传》开篇引录了老子的一段话：“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來。”过后司马迁评论说：“必用此为务，輓近世塗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司马迁的评论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可以解释为：“如果一定要按照这样的理想做事，那么，在近代就要堵塞老百姓的耳朵眼睛，那几乎是无法实行的。”换句话说，司马迁的意思当是：“若欲使老死不相往来，则必涂其耳目乃可耳，岂能行哉。”（凌稚隆《评林》引赵恒语）
的确，一般的解释都是如此。例如《古文观止》说：“史公将伸己说，而先引《老子》之言破之。”这是根据明代第一才子杨慎的说法。杨慎说：“《传》云：‘《老子》曰： 至治之极’云云，将信己说，而先引《老子》破之，以为必不然。”（《升庵外集》卷四）
梁启超为此还详细做了说明，说老子的“至极之治”只适合用于上古，因为“上古道路未通，所至闭塞”，所以“太史公最达此义。故篇首直揭邪说而斥为涂民耳目。”（《饮冰室文集》）
今人肖黎在《司马迁评传》中也说：“司马迁对老子宣传的无欲、寡欲的义利观以及他向往的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认为是行不通的。”
果真如此？
我读《货殖列传》，觉得司马迁的想法，与老子的那种“至治之极”是很接近的。譬如说，司马迁强调“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司马迁认为的最高统治境界不是“因之”么？因就是因循，就是任由人民做自己喜欢的事，不必加以管束。人民做不到，才用“利诱”，再下用“教育”，再不行就用“法律”，最糟糕的是和人民同争利益。其下，司马迁说得还更加彻底，他说如果一切进入了轨道，人民各别从事他们的经济活动，那么一个地方的统治就会达到“（民）不召而自來，（财）不求而民出之”，所以司马迁总括说：“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这里的“道”，岂不就是道家之道，老子的“无为”之“自然之治”？
再说，司马迁一向推崇老子，在他的《史记》中就处处透露这点。汉代的班固早就下定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司马迁传》）。这么一来，说司马迁开始引述《老子》，是要“破之”，“批判之”就难以自圆其说。
司马迁推崇汉文帝，处处歌颂他的无为之治，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例如他说：“文帝时，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嬉戏如小儿状。”这是因为“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律书》）
因此，我相信司马迁在《货殖列传》引用老子的章句，的确是导入之正面语，而不是要加以破斥否定。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1/07/2010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2011年11月25日星期五
【144】司马迁给商人平反
司马迁的《史记》不但文笔受人称颂，其独到的选材眼光也叫人惊叹，例如《货殖列传》就是奇文一篇。
“货殖”本指经商营利，汉代人多用以指经商的人，例如班固的《西都赋》：“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货殖列传》，就是司马迁笔下的商人传记。
在学界，《货殖列传》的研究是多向的，有对一些难解词句作考释的，有探讨其体例归属问题的，也有深入分析其地理学、伦理学、文化、文学及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的，当然重点还是分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商人观。
有学者统计，自宋代赵访撰写《读货殖传》起至今，共有研究论文224 篇，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研究数量最多的。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
何以司马迁的这篇传记会那么受注目？如果我们熟悉历代儒生所高唱的“君子安贫”、“君子固穷”、“富贵浮云”的价值观，或熟悉历史论著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称为“工商奴隶主”，把他们的富裕视为给社会带来灾难，造成农民贫穷的主因，我们就会感受到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卓越见识。
在秦朝和西汉初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有“滴戍制度”，商人被编入特殊的“市籍”，如果犯罪，将随时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高祖不但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加倍交税；汉武帝恢复秦朝的“滴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的对象。可见，当时的社会，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所以处处“崇本抑末”，商人自然成了从事“末业”的“贱民”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也就是说社会的健全是在良好的分工之下，农人、渔樵、工人、商人各有任务，所以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能够如此满足各自的需要，则“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约束。在司马迁眼中, 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的分别。
司马迁在文中还以大量的事例说明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被司马迁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的巨大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皆诚壹之所致”才获得成功。所以司马迁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可惜的是，司马迁对商人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回响。反之，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络”和“告络”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使许多商人破产，国库却忽儿充实。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恶法，是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例证。即使是班固，谈到司马迁为货殖列传时，还指责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好文章是不会被彻底否定的。近代钱钟书就将此文誉为“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管锥编》）的创新之作，媲美西方史家巨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7/2010
“货殖”本指经商营利，汉代人多用以指经商的人，例如班固的《西都赋》：“五都之货殖，三选七迁，充奉陵邑。”《货殖列传》，就是司马迁笔下的商人传记。
在学界，《货殖列传》的研究是多向的，有对一些难解词句作考释的，有探讨其体例归属问题的，也有深入分析其地理学、伦理学、文化、文学及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关系等的，当然重点还是分析司马迁的经济思想和商人观。
有学者统计，自宋代赵访撰写《读货殖传》起至今，共有研究论文224 篇，是《史记》七十列传中研究数量最多的。其中有半数以上是探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的。
何以司马迁的这篇传记会那么受注目？如果我们熟悉历代儒生所高唱的“君子安贫”、“君子固穷”、“富贵浮云”的价值观，或熟悉历史论著往往将“富商大贾”与豪强地主并称为“工商奴隶主”，把他们的富裕视为给社会带来灾难，造成农民贫穷的主因，我们就会感受到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卓越见识。
在秦朝和西汉初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有“滴戍制度”，商人被编入特殊的“市籍”，如果犯罪，将随时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汉高祖不但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加倍交税；汉武帝恢复秦朝的“滴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的对象。可见，当时的社会，以农业为“本”，商业为“末”，所以处处“崇本抑末”，商人自然成了从事“末业”的“贱民”了。
司马迁的观点却完全不同。《货殖列传》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也就是说社会的健全是在良好的分工之下，农人、渔樵、工人、商人各有任务，所以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能够如此满足各自的需要，则“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根本不需要法律手段和行政命令约束。在司马迁眼中, 商业、手工业和农业拥有同等的地位，并不存在本末的分别。
司马迁在文中还以大量的事例说明商业的重要性，记载了一些著名大商人的业绩。被司马迁称道的商人、手工业主、畜牧主，他们获得的巨大财富，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们“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奸而富”，而是“皆诚壹之所致”才获得成功。所以司马迁将他们称为“贤人”，记录他们的事迹，“令后世得以观择焉”。
可惜的是，司马迁对商人的热情讴歌在当时并没有产生什么回响。反之，汉武帝还颁布了“算络”和“告络”令，对商人实行全面管制和搜括，使许多商人破产，国库却忽儿充实。这是政府与民争利的恶法，是统治者打击商人的例证。即使是班固，谈到司马迁为货殖列传时，还指责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
好文章是不会被彻底否定的。近代钱钟书就将此文誉为“于新史学不啻手辟鸿蒙矣”（《管锥编》）的创新之作，媲美西方史家巨著。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4/07/2010
2011年11月20日星期日
【143】读书人会藏书
明代陈徵君是闽中十子之一。他有一首七言古诗写到：“琴堂讼简公事稀，相忆从前读书乐。我家亦有万卷储，穷年何曾剔蠹鱼？山林钟鼎俱失意，旁人却笑空藏书。昔时图史同欢赏，今日相思独西望。”
里头提到的蠹鱼是书虫，不是鱼类。读书人家有万卷书是不出奇的，怕就只怕没有闲情去阅读，以致蠹鱼滋生，要叫人笑话是空藏书了。不过，那毕竟是局外人的看法，对于读书人来说，即使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要珍藏书本的。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指的虽然是“知识到运用的时候，才觉得平时积累不够；事情到亲自去做的时候，才知道其中的艰辛”，但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如果要查找一些古人的句子而找不到书籍，那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却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因此，我绝对相信读书人一定都爱收藏书本的。
对读书人来说，书本除了可以查阅资料外，闲时有空翻翻，遨游在书海之中，那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古人也爱藏书，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阐述了藏书的历史渊源，读者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
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两种。官藏的当然是国家藏书，包括衍生开去的书院、寺院的藏书，历朝历代还有专门官员负责；私藏的则是个人典藏的书籍。成语“学富五车”源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佐证早期就有私家藏书。
私人藏书是随着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出现而兴盛的。这以后，私人藏书的数量剧增，甚至超越官藏的书籍。专门的藏书楼也不断涌现，并且大多还有专名。例如司马光的读书堂、欧阳修的六一堂、刘式的墨庄、田伟的博古堂等。
明清更是私人藏书风气鼎盛的时期。许多校勘精审的善本，都属于私藏。像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八千卷楼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楼。研究中国藏书史，就不能绕开这些藏书楼，因为他们不仅保存了古籍，还可让我们研究古人如何在防火、防潮、防虫、防盗等下工夫。
藏书家也不一定是读书人，商人的介入是个有趣的现象。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有些出于天性喜好，有些则是附庸风雅，但目的都一样，就是网络天下珍本。在商人团体中，徽商的表现尤为突出；就个人而言，耿文光则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古代的十余万典籍能够流传至今，私家藏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爱书人的借阅、传抄、刻书的活动，使许多珍本秘籍保存下来。这种风气，我们当然希望它持续下去，代代相传。
读书人藏书和好饮者收茶叶的兴致是一样的。书本收了可以细细品读，茶叶保存得好也可以慢慢品味；不同的是，茶叶留给后代，还是珍品，书本对于不肖子孙，却可能只当旧报纸一样贱卖。所以，也是好书的友人说：“我们去世时，最好备两个棺木，一个装身体，一个装书本，带下去再读，免得落得变旧书报的下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6/2010
里头提到的蠹鱼是书虫，不是鱼类。读书人家有万卷书是不出奇的，怕就只怕没有闲情去阅读，以致蠹鱼滋生，要叫人笑话是空藏书了。不过，那毕竟是局外人的看法，对于读书人来说，即使没有时间读书，还是要珍藏书本的。俗话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指的虽然是“知识到运用的时候，才觉得平时积累不够；事情到亲自去做的时候，才知道其中的艰辛”，但对我们这些读书人来说，如果要查找一些古人的句子而找不到书籍，那种“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感觉却是别有一番滋味的。因此，我绝对相信读书人一定都爱收藏书本的。
对读书人来说，书本除了可以查阅资料外，闲时有空翻翻，遨游在书海之中，那才是人生一大乐事！
古人也爱藏书，而且有着悠久的历史。傅璇琮、谢灼华主编的《中国藏书通史》，阐述了藏书的历史渊源，读者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
古代藏书有官藏、私藏两种。官藏的当然是国家藏书，包括衍生开去的书院、寺院的藏书，历朝历代还有专门官员负责；私藏的则是个人典藏的书籍。成语“学富五车”源于《庄子•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可佐证早期就有私家藏书。
私人藏书是随着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出现而兴盛的。这以后，私人藏书的数量剧增，甚至超越官藏的书籍。专门的藏书楼也不断涌现，并且大多还有专名。例如司马光的读书堂、欧阳修的六一堂、刘式的墨庄、田伟的博古堂等。
明清更是私人藏书风气鼎盛的时期。许多校勘精审的善本，都属于私藏。像常熟的绛云楼、汲古阁、铁琴铜剑楼，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八千卷楼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藏书楼。研究中国藏书史，就不能绕开这些藏书楼，因为他们不仅保存了古籍，还可让我们研究古人如何在防火、防潮、防虫、防盗等下工夫。
藏书家也不一定是读书人，商人的介入是个有趣的现象。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有些出于天性喜好，有些则是附庸风雅，但目的都一样，就是网络天下珍本。在商人团体中，徽商的表现尤为突出；就个人而言，耿文光则是其中的典型。
中国古代的十余万典籍能够流传至今，私家藏书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爱书人的借阅、传抄、刻书的活动，使许多珍本秘籍保存下来。这种风气，我们当然希望它持续下去，代代相传。
读书人藏书和好饮者收茶叶的兴致是一样的。书本收了可以细细品读，茶叶保存得好也可以慢慢品味；不同的是，茶叶留给后代，还是珍品，书本对于不肖子孙，却可能只当旧报纸一样贱卖。所以，也是好书的友人说：“我们去世时，最好备两个棺木，一个装身体，一个装书本，带下去再读，免得落得变旧书报的下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7/06/2010
2011年11月15日星期二
【142】司马迁对孟尝君的评价
我把我的“走近古人”系列文章都贴上新浪博客，希望藉此与中国学界朋友交流。
其中第54篇《古人如何评价孟尝君》引来回响，一位网友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这句话是褒义吗？希望楼主查好再引，并且，太史公自始至终，都对田文极其反感，从《孟尝君列传》就能看出。”
另外还有网友通过信箱讨论：“奸人大量的涌入导致薛地民风暴烈，这可不是表扬啊。再看司马迁的评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好客自喜’也不是褒义呀！这里的喜是‘沾沾自喜’，有自我吹嘘的意思。”
感谢科技的发达，使我们治学有更多机会与他人作交流。只有逆向的思维，才会促使我们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听了两位网友的说法，我还真有点慌了，以为我犯了那么粗疏的错误。这种硬伤也犯上的话，可是反映对学术的态度不够严谨，是得要闭门思过的。因此，我得重新看过资料。
司马迁写《孟尝君列传》的目的是什么？韩兆琦教授说：“这篇作品思想意义的首要一点就是写孟尝君的‘好客喜士’。孟尝君的‘好客喜士’首先表现在接纳客人的‘无抉择’，即不论贵贱贤不肖，‘皆善遇之’。其次是他待客的一视同仁……。”（《史记通论》）对照《史记》原文：“孟尝君在薛, 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我赞同韩先生的说法。
再者，孟尝君凭“鸡鸣狗盗”之助从秦脱难回来后，司马迁说：“自此以后，客皆服。”这也是肯定之词。
按此思路，说司马迁在结尾的“太史公曰”所说的“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是贬义，我想这还有待斟酌的。
当然，就如韩先生所言，孟尝君养士“完全是为了私人利益”，“乃是一种豢养与被豢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切都是效忠于他个人”的自私做法。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文中提到的是司马迁认同孟尝君纳客的胸怀。
再说，宋代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开头就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这岂不是“翻案文章”？既然是翻案，则表示前人普遍认同孟尝君“好客喜士”是正面的。
其实，较早的司马光也有异见，他针对“孟尝君之名重天下”一事评论说：“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资治通鉴》卷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重笔评述了孟尝君，一称之为“奸人之雄”，一称之为“鸡鸣狗盗之雄”，该是一家之言吧？如果司马迁早已经如此看待，他们还需那么郑重其事的反驳么？。
至于说司马迁“对田文极其反感”则言重了。司马迁著史为人们称颂的，恐怕不是爱憎分明，而是可以客观看待历史人物的得失，褒贬分明，就事论事。孟尝君在开发薛地方面，是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司马迁赞赏的；但他一生只为“谋私”，以致走向背叛和分裂齐国的道路，却是不值得赞颂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6/2010
其中第54篇《古人如何评价孟尝君》引来回响，一位网友说：“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这句话是褒义吗？希望楼主查好再引，并且，太史公自始至终，都对田文极其反感，从《孟尝君列传》就能看出。”
另外还有网友通过信箱讨论：“奸人大量的涌入导致薛地民风暴烈，这可不是表扬啊。再看司马迁的评论——‘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好客自喜’也不是褒义呀！这里的喜是‘沾沾自喜’，有自我吹嘘的意思。”
感谢科技的发达，使我们治学有更多机会与他人作交流。只有逆向的思维，才会促使我们对问题作更深入的思考。
听了两位网友的说法，我还真有点慌了，以为我犯了那么粗疏的错误。这种硬伤也犯上的话，可是反映对学术的态度不够严谨，是得要闭门思过的。因此，我得重新看过资料。
司马迁写《孟尝君列传》的目的是什么？韩兆琦教授说：“这篇作品思想意义的首要一点就是写孟尝君的‘好客喜士’。孟尝君的‘好客喜士’首先表现在接纳客人的‘无抉择’，即不论贵贱贤不肖，‘皆善遇之’。其次是他待客的一视同仁……。”（《史记通论》）对照《史记》原文：“孟尝君在薛, 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归孟尝君。孟尝君舍业厚遇之，以故倾天下之士。食客数千人，无贵贱一与文等。”我赞同韩先生的说法。
再者，孟尝君凭“鸡鸣狗盗”之助从秦脱难回来后，司马迁说：“自此以后，客皆服。”这也是肯定之词。
按此思路，说司马迁在结尾的“太史公曰”所说的“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是贬义，我想这还有待斟酌的。
当然，就如韩先生所言，孟尝君养士“完全是为了私人利益”，“乃是一种豢养与被豢养、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一切都是效忠于他个人”的自私做法。不过，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在文中提到的是司马迁认同孟尝君纳客的胸怀。
再说，宋代王安石的名篇《读孟尝君传》，开头就说：“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这岂不是“翻案文章”？既然是翻案，则表示前人普遍认同孟尝君“好客喜士”是正面的。
其实，较早的司马光也有异见，他针对“孟尝君之名重天下”一事评论说：“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资治通鉴》卷二)
司马光和王安石，都重笔评述了孟尝君，一称之为“奸人之雄”，一称之为“鸡鸣狗盗之雄”，该是一家之言吧？如果司马迁早已经如此看待，他们还需那么郑重其事的反驳么？。
至于说司马迁“对田文极其反感”则言重了。司马迁著史为人们称颂的，恐怕不是爱憎分明，而是可以客观看待历史人物的得失，褒贬分明，就事论事。孟尝君在开发薛地方面，是有其过人之处，这是司马迁赞赏的；但他一生只为“谋私”，以致走向背叛和分裂齐国的道路，却是不值得赞颂的。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6/06/2010
2011年11月10日星期四
【141】读书乐
读书有什么乐趣？这恐怕是不胜枚举的。
我们且看看古人如何享受读书的乐趣。
孔子曾经自述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能令孔老夫子如此废寝忘食的，当然不是玩电脑游戏，而是读书。
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竟然成了一些不爱读书的人的依据。其实孟夫子的意思是大家要思辨，要取舍，要善读书以养浩然之气。
陶渊明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泛览”和“流观”是随性任意的阅读，这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阅读方法；即便如此，也叫他乐不可支了。我敢说，陶渊明的“俯仰终宇宙”肯定是夸张的，那时有多少书可读？今天果真好好读书，那种抬头低头之间就遍观宇宙的乐趣绝非古人可比。
宋代司马光一生好读书，《三朝名臣言行录》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也许其后司马光的读书生涯有点功利的味道，但是老年时他说：“老去春无味，年年觉病添。酒因脾积断，灯为目疴嫌。势位非其好，纷华久已厌。唯馀读书乐，暖日坐前檐。”（《上元书怀》）虽则无奈，却点出阅读的乐趣是终生伴随，而且是和我们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我们今日常说的“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来源。
明人徐勃在《笔精•读书乐》中说：“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可见读书到了胜境，绝非一般庸俗的娱乐可媲美。
清代袁枚《寒夜》一诗中写到：“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这虽然有点过火，恐怕要逼女人学嬴政项羽，焚书为快，但却也侧写出读书可让人抛开一切的特质。
同是清人的张潮在《幽梦影卷上》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这是说明读书的不同境界。姑不提年龄，各人看书也会有不同领会，就让书本给各别的人不同的情趣，让读者各取所好就是。阅读的乐趣不必那么拘泥。
我个人特别喜欢宋末的翁森所写的《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夏）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瑤琴一曲來熏风。（秋）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近床赖有短檠在，对此读书功更倍。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什么乐趣？只可意会，恕不作狗尾续貂之事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5/2010
我们且看看古人如何享受读书的乐趣。
孔子曾经自述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能令孔老夫子如此废寝忘食的，当然不是玩电脑游戏，而是读书。
孟子的名言“尽信书不如无书”，竟然成了一些不爱读书的人的依据。其实孟夫子的意思是大家要思辨，要取舍，要善读书以养浩然之气。
陶渊明曾说：“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泛览”和“流观”是随性任意的阅读，这是陶渊明“不求甚解”的阅读方法；即便如此，也叫他乐不可支了。我敢说，陶渊明的“俯仰终宇宙”肯定是夸张的，那时有多少书可读？今天果真好好读书，那种抬头低头之间就遍观宇宙的乐趣绝非古人可比。
宋代司马光一生好读书，《三朝名臣言行录》载：“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也许其后司马光的读书生涯有点功利的味道，但是老年时他说：“老去春无味，年年觉病添。酒因脾积断，灯为目疴嫌。势位非其好，纷华久已厌。唯馀读书乐，暖日坐前檐。”（《上元书怀》）虽则无奈，却点出阅读的乐趣是终生伴随，而且是和我们不离不弃的忠实伴侣。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语言无味。”这是我们今日常说的“三日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来源。
明人徐勃在《笔精•读书乐》中说：“余尝谓人生之乐，莫过闭门读书，得一僻书，识一奇字，遇一异事，见一佳句，不觉踊跃，虽丝竹满前，绮罗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可见读书到了胜境，绝非一般庸俗的娱乐可媲美。
清代袁枚《寒夜》一诗中写到：“寒夜读书忘却眠，锦衾香烬炉无烟。美人含怒夺灯去，问郎知是几更天。”这虽然有点过火，恐怕要逼女人学嬴政项羽，焚书为快，但却也侧写出读书可让人抛开一切的特质。
同是清人的张潮在《幽梦影卷上》说：“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这是说明读书的不同境界。姑不提年龄，各人看书也会有不同领会，就让书本给各别的人不同的情趣，让读者各取所好就是。阅读的乐趣不必那么拘泥。
我个人特别喜欢宋末的翁森所写的《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夏）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读书之乐乐无穷，瑤琴一曲來熏风。（秋）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近床赖有短檠在，对此读书功更倍。读书之乐乐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冬）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什么乐趣？只可意会，恕不作狗尾续貂之事了。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5/2010
2011年11月5日星期六
【140】读书的乐趣
一位小学老师对我说：“我们现在教课文，只教生字新词，确保学生会写字造句，就很好了。课文那么多，怎么可能仔细教？何况为了应付考试，更无法精讲课文！坦白说，课文不重要的啦！”
我知道这是存心跟我抬杠的话语，所以不辩。
据说不教课文已经蔚然成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规矩”说来还真可怕，一旦成形，一般人都很难以豁免，只好随俗。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中学生在会考中不报考华文？真的是功利心在作怪么？如果真有功利观点，中国今时今日的雄飞，不是叫拥有华文文凭的人更吃香么？没有把语文融进生命之中，不觉得语文是自己获取信息、寻求乐趣、找到理想的重要工具，学生如何喜爱语文？
如果学生自小学习语文，是把语文归回本位，不断加强听说读写的能力，还会考试不及格，感到语文无用之地么？若然，我们又何苦格式化地训练他们背书识字？
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最直接的当然就是阅读。阅读美文。
美文不只是在文字上，还在意境上。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的投入情景，一有会意，则抚掌大呼，举杯畅饮。这种全情投入、豪放率兴的阅读，多叫人称羡！
美文降格为学习生字新词的工具，岂不煞风景？宋人郑樵说: “秦人焚书而书存, 诸儒穷经而经亡。”（《通志•秦不绝儒学论》）这是说秦始皇“焚书”却无法烧尽天下书，反而是汉代儒家搞章句之学, 把经典糟蹋了。这句话极值得再三品味。
教学存有功利，就急于求速成，这也是“规矩”。规矩说了，还要搬古人来压阵，说古人不是说“学而优则仕”，学习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其实这是诬蔑古人的说法。
看看一些实例：宋人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说：“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乡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于止欲通经知古今，修身为孝弟忠信之人，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难，而人不为邪?”尖端的总是少部分，为什么苦苦竞逐？不退而求读书的乐趣？
清人朱伯庐在《劝言》中也说：“先人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知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否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读书和做人是一体的。
陆陇在《示子弟帖》中说得更彻底：“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体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读书的人。”读书就是为了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上面引录的警句都是出自家训，是名家教孩子的话。
教孩子不会虚伪吧？别把求学和名利挂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5/2010
我知道这是存心跟我抬杠的话语，所以不辩。
据说不教课文已经蔚然成风，成了不成文的“规矩”。“规矩”说来还真可怕，一旦成形，一般人都很难以豁免，只好随俗。
可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为什么中学生在会考中不报考华文？真的是功利心在作怪么？如果真有功利观点，中国今时今日的雄飞，不是叫拥有华文文凭的人更吃香么？没有把语文融进生命之中，不觉得语文是自己获取信息、寻求乐趣、找到理想的重要工具，学生如何喜爱语文？
如果学生自小学习语文，是把语文归回本位，不断加强听说读写的能力，还会考试不及格，感到语文无用之地么？若然，我们又何苦格式化地训练他们背书识字？
要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最直接的当然就是阅读。阅读美文。
美文不只是在文字上，还在意境上。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记苏舜钦夜读《汉书•张良传》的投入情景，一有会意，则抚掌大呼，举杯畅饮。这种全情投入、豪放率兴的阅读，多叫人称羡！
美文降格为学习生字新词的工具，岂不煞风景？宋人郑樵说: “秦人焚书而书存, 诸儒穷经而经亡。”（《通志•秦不绝儒学论》）这是说秦始皇“焚书”却无法烧尽天下书，反而是汉代儒家搞章句之学, 把经典糟蹋了。这句话极值得再三品味。
教学存有功利，就急于求速成，这也是“规矩”。规矩说了，还要搬古人来压阵，说古人不是说“学而优则仕”，学习不就是为了升官发财？
其实这是诬蔑古人的说法。
看看一些实例：宋人陆九韶在《居家正本制用篇》说：“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举之业，志在于荐举登科。难莫难于此者。试观一乡之间，应举者几人而与荐者有几，至于及第尤其希罕。盖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谓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于止欲通经知古今，修身为孝弟忠信之人，此孟子所谓求则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难，而人不为邪?”尖端的总是少部分，为什么苦苦竞逐？不退而求读书的乐趣？
清人朱伯庐在《劝言》中也说：“先人谓今人不曾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此教人读书知义理之道也。要知圣贤之书，不为后世中举人进士而设，是教千万世做好人，直至于大圣大贤。所以读一句书，便要反之于身，我能否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于书，古人是如何？此才是读书。若只是浮浮泛泛，胸中记得几句古书，出口说得几句雅话，未足为佳也。”读书和做人是一体的。
陆陇在《示子弟帖》中说得更彻底：“非欲汝读书取富贵，实欲汝读书明白圣贤道理，免为流俗之人。读书做人不是两件事，将所读之书句句体贴到自己身上来，便是做人的法。如此，亦叫得能读书。人若不将来身上体会，则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只算作不曾读书的人。”读书就是为了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上面引录的警句都是出自家训，是名家教孩子的话。
教孩子不会虚伪吧？别把求学和名利挂钩。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3/05/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