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7】小心孩子患上空心病

“空心病”一词是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授徐凯文提出的。他直承这是他发现的一种新疾病。这种疾病如果到医院去求诊，会被判为忧郁症。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不是忧郁症，病情没有那么严重。但很多症状类似，比如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甚至有自杀的倾向。不过，空心病人只是想到自杀，却不是真的要自杀，他们只是找不到活下去的动力和意义。

徐教授表示，空心病更准确的说法是“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是一个人活着但却缺乏支撑其活下去的意义感和存在感。他在一次的调查中发现，北大第一年的新生便有三成是觉得学习是没有意义的，四成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他们只是按照别人的逻辑活下去。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紧张于维系在他人眼里的自我形象。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别人，因此活得很辛苦、很疲惫。

北大可是中国最高学府，学生尚且如此，其他的呢？徐教授追究病因，觉得这是教育生态导致。学校、教师、家长“一切向分数看，忽视学生品德、体育、美育的教育已经成为很多教师的教育观。”

在这样的教育生态下，学生的价值观是建立在成绩上的。得到好分数，他们会受到肯定、受到表扬，一切无关分数的行为则被认为是可有可无的。分数又是对比之下才显现其价值，于是学生的价值观里又包含了“斗争”，要把别人比下去，同学都成了假想敌。苦拼的目标就是“最好成绩”，“跻身名牌大学”，“获得表扬”。这些可以落实的目标完成后，内心反而是空虚的。

我觉得我们这边的情况并不下于中国，患有空心病的青少年也不少。例如师范学院。近年来，师范录取的都是高中毕业生，成绩都很优异，空心病症状却和北大生一样。早期的学生进入师范，清楚他们的职责，不必多加训诫；而今的师范生好些是不知道为何而来，大多都是因父母的安排而来。来了以后该学什么，日后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大多一无所知。他们大多依然抱着中学时候“读好书，考好试”的心态，所做的一切就只是要符合他人订立的标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因此，这几年来，师范学院讲师的责任还包括治疗空心病。这还不过是冰山一角，其他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又如何？他们真有理想，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吗？

空心病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要解决问题还得从根本上着手，改变我们的教育生态，建立更加正确的价值观。

《星洲日报·东海岸》29/10/2017

【116】作业簿引发的困惑

校长职工会对教育部禁止小学一至三年级使用作业簿的回应是：“家长或有异议，教师也会面对课堂教学上的一些困境。”

这说法值得商榷。教育部副部长说的是“不允许校方强制家长购买作业簿”，意思是家长若认为作业簿有利于孩子的学习，仍然可以购买让孩子使用，教育部不会禁止。教育部禁止的是学校强制性的使用作业簿，过量将造成孩子学习的负担。对此，家长不该会有异议。至于教师会因为没有了作业簿面对教学困境，社交媒体上广泛地回应是：这是羞辱教师的说法，教师怎么可能依据作业簿教学，乃至没有了作业簿就不会教了？他们是专业的老师，可不是补习老师啊！

副部长的回应则是使用作业簿教学有违教育发展蓝图（PPPM）的方向。

教育发展蓝图批判了我国教育“高耗低效”的表现，并誓言要在未来15年让马来西亚在国际的TIMSS和PISA测试中名列前三分一。为了赶上国际步伐，蓝图提出了许多新概念。其中包括学生的学习评估法，要从传统的总结性评估（Summative Assessment）转化为发展性评估(Performance Assessment)。发展性评估要求教师根据学生的行为做出较客观的、长期性的评价，校本评估（School-based Assessment）和形成式评估（Formative Assessment）是重要的手段。为此，教师必须根据学生学习的进度给予合理的测试，这与传统的“应付会考”的教学和测验是有差别的①。

师范课程也着重教学评估的内容，训练教师更好地掌握各类型的评估方式。实习生被评估的项目中，有一项是“课堂教学的测试能力”，即要求实习生掌握如何在课堂教学中探测学生的学习进展。相应的，教育发展蓝图也指定校方每年必须对教师做出评价，评价要求也包括“课堂教学的测试能力”。

作业簿可能是其中的一种测试学生学习的方法，但却肯定不是唯一的方法。预先设定好目标、全体一律的操练、不区分难易度、僵化的练习等等，如何落实发展性评估？所以教师必须采用多元的测试方法，以更好的鉴定学生的学习进度。

为了强化教师在这方面的能力，第二波的发展(SKPMg2)还要求联邦视学团到学校评估老师，其中一项重点就是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的测试能力。如果教师只采用作业簿来测试学生，这个项目可能就得不到分数了。

作业簿是传统教育的产品，概念是让学生通过反复操练掌握学习。这是行为主义（behaviorism）的学习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学习观不能只是采用标准化的作业，教师该依据学生的学习实况设计练习，以获取真实的学习反馈，协助学生成长。

很多老师反映作业簿往往是他们教学的一大障碍。因为学生买了作业簿，不采用家长便要责问，因此明知不可行，教师还是尽可能让学生“完成作业”。诚然，教学如果变得那样被动，教师便要失去了创造性，这才是真正的困境！

注：
① 教育部志期19/12/2018的函件（Surat Siaran KPM Bil 14 Tahun 2018）指示学校一年级至三年级废除年中和年底的“统一考试”，就是上述理念的进一步执行。

《星洲日报·东海岸》22/10/2017

【115】手段与目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面向21世纪的教育”工作报告时，执行长强调“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这打破我过去一直认为“手段”是贬义词的想法。

为某种目的采取的方法和措施，都可以是“手段”，无关褒贬。这之后，我在处事时，更关注到底这是手段还是目的。例如把吃饭当目的，吃饭时就专心吃饭，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什么甜酸苦辣都吃得出来；倘若把吃饭当手段，背后有诸如延续生命的更高目的，那么吃些什么就不重要，囫囵吞枣也无所谓，只要目的达到就好了。

“把学校教育当成目的而不是手段”的说法就很有意思。如果学校教育是目的，上学的当儿，孩子就该完成教育的任务，而不是等到日后；如果是手段，学校则是孩子们为将来而作准备的场所。前者会注重孩子学习的过程是不是快乐；后者则是站在权威的角度希望孩子学好，学遍一切日后有用的东西，过程可能是痛苦而乏味的。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是据此划定教育的四大支柱，强调学校该让孩子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学会自我实现①。过去的教育偏重灌输知识，认为那是孩子长大后必备的资粮；现在的教育注重孩子学会方法，懂得自学，具备能力应付日后的生活。从“学会知识”转变到“学会求知”，这是学校角色的转变，也是手段变目的后的转化。

第二语文教学把阅读视为手段，认识字词才是目的；母语教学则把认识字词当作手段，阅读才是目的。把阅读当目的，我们才可以通过母语去认识这个大千世界、认识多彩人生、去思考活着的价值与意义。

辨明目的和手段，还可以帮助我们如何教学。例如朗读，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如果是手段，我们是希望通过朗读感受文字的情感；如果是目的，我们是要训练学生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前者注重的是内涵，后者注重的是技巧。

现在您读我的文章，若是想了解我的想法，那是目的；如果您想找出我的缺点来批评我，那么阅读我的文章就变成一个手段了。

注：
① The UNESCO's Four Pillars of Learning：Learning to Know, Learning to do, 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 Learning to be.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0/2017

【114】液化教学

我还没见过李玉贵老师，但是却久仰她的大名。

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是光宏告诉我的，这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光宏眼界高，不会随意高调称颂一个人，但他从中国上公开课回来的那一次，却一直提到李玉贵。不光如此，这之后他本身的公开课也有质的变化。这一点，常与他合作推动公开课的我看得很清楚，他的教学正致力从学生本位出发。

“以生为本”的教学口号在国内并不新鲜，80年代我出来教学时就常听前辈说Student-centered。若再溯源到理论可就更早了，例如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在19世纪末提出的“儿童中心论”（童心说），提出教育的一切措施都应该围绕着儿童转；前苏联教育家维果斯基（Lev Vygotsky, 1896–1934）稍后提出的“最近发展区”（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ZPD），提倡教育该以学生当前的能力为起点，由此而拔高。但理论终归理论，如何实践却还得靠老师的智慧；实践力不强的，最终就只会以理论不好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日本佐藤学教授（Manabu Sato，1951-）在这方面是理论和实践兼具的。他先搞理论，后来发现不接地气，便走入学校打造“学习共同体”，和教师一同成长。努力30多年后，佐藤学教授的成就越来越受关注。我国教育部也采纳他的许多观点，例如21世纪教室便是他的倡议。学生分组坐主要是方便讨论，进行教师所设计的活动。可是，我们的课室这样安排后，还是以老师讲课为主，结果学生一直要转动身子绕着老师转。21世纪教室徒具形式，未展现内涵。

李玉贵老师是佐藤学教授的信徒，退休后到大陆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以生为本的教学。她的课在中国大陆引起普遍关注，改变许多老师的习惯思维，并让“公开课注重剧场效应”的弱点更暴露无余。她曾比喻中国老师的公开课上得很“固体”，因为一切都是老师设计好，然后一路牵引学生跳入他设置的框架里；台湾众多老师上课很“气体”，感觉很精彩却又虚无缥缈。她从佐藤学的理论开创“液化”课堂，把学生的学习当成水，教学要顺水而流，变化很大，既降低老师的主导作用，又突显学生的主体性。

曾有人问她该如何训练孩子的聆听能力，她说教师该先行，成为一个好的聆听者。教师发问后，不该只求正确答案，忽略学生发言的内容。学生的话语其实是最好的再生教材，据此给予引导才是真正意义的教学。也就因此，他宁可不上完课，也不敢忽略学生的学习。这是她公开课不足的地方，却也是她的招牌特点。

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是落实教育改革的关键。中国教育评论人陈金铭（阿牛）写了一篇文章《台湾有个李玉贵》，希望中国也多几个李玉贵。我也做出呼吁，我们也该学习李玉贵老师的液化课堂，改进我们的教育。

《星洲日报·东海岸》08/10/2017

【113】失焦的年代

常有人问我要如何当一名华小教师。我告诉他们师范学院招生的要求后，有些人还是不相信地说：“是这样咩？”也有些人相信了，却还是要补上一句：“故意刁难华社。”

教育部多年前就强调转型（教改），涵盖方方面面的改良。可是，华社对此却不敏感，对于横跨12年（2013-2025）的教育发展蓝图（Pelan Pembangunan Pendidikan Malaysia, PPPM），就只是悲情地高呼“不公平”，要“灭华教”，签名反对，但对其内容却不闻不问。许多转型计划已经迈入第二波，不再是起步，而是巩固期了，但华社依然不知不觉。

就以录取师资的条件来说，蓝图早就强调未来师资来自SPM毕业生，而且成绩是在前30%的。当局根据成绩统计，定下了最低标准，必须是考获至少五科特优才可以申请。网络线上处理，凡是不符合资格的都无法登录，这也避免了过去靠人事关系的申请。

当局这么做，是要提升教师的素质。也许你会质疑这样的标准不是最好的，但你却没有办法否认这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办法。门槛提高了，申请的人和过去一样多，依然是僧多粥少。因此，当局对转型更具信心，短期内不会改变入学要求。

很多华裔依然停留在过去“师训学院”（maktab perguruan）的时代，依然想着没有其他出路了，才来申请当老师。其中还有抱着有“终南捷径”的思想的，认为可以通过当临教晋身当合格老师。

时代真的不同了。不与时并进，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华社领导争取统考文凭(UEC)受承认，希望独中毕业生也可以成为华小教师。当局还真附顺民意，放宽了录取条件，接受统考文凭的申请。可是多年来，申请的人却不多，被录取的更是十根手指可以数尽。

在这样一个失焦的年代，我们到底要什么，要如何争取，似乎都失去了方向。但是若要内斗，却很在行，狠得仿如有不共戴天之仇。

师范学院早已转型，现在的正确名称是“教师教育学院”（Institut Pendidikan Guru, IPG），不但培训未来教师，也负责在职教师的进修课程。华小教师也不再像过去那样，都是主修华文的，一些不爱母语却爱在华小服务的师范生，他们在五年的受训期间可以满愿，五年受训期完全不接触华文。日后毕业，学校会有办法让他们爱上华文，传递民族香火。

《星洲日报·东海岸》02/1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