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3日星期四

【336】称讲师有错吗?

        经常有人善意提醒我们:“师范学院的讲师,也应该称为老师,不该叫讲师。讲师是职称,没有人把职称当称呼的。”

对此,我有点疑惑。医生、律师、经理、董事长……不都是职称吗?何以我们可以叫王医生,刘律师、陈经理、周董?

再说,大专院校的职称,有讲师、副教授、教授等,何以我们可以称陈副教授、潘教授,却不准叫黄讲师?

师范教师被叫“讲师”,实非自认高人一等。我1991年加入师范,就被称“黄讲师”了。后来学员觉得我和他们年龄相仿,亲切点叫老黄,我也接受。称呼嘛,不过是个代号,叫“喂”也不错的。

后来,我们学院华文讲师会议上提出要正名,让师范生改口称我们“老师”。同事涂胜喜还强调我们过去在马大中文系就是如此,系里的讲师教授都一律称“老师”

师范生很听话都改了口。直到他们到学校实习,才有学员反映说:“讲师,在学院叫你们老师还好,实习时候,小学生也叫你们老师,很混淆咧!我们才不敢跟你们平起平坐。再说,那些小瓜童言无忌,他们会说做么酱多老师进班,有老老师,还有小老师。”

于是他们主动改口,又叫我们讲师了。他们告诉小学生:“老师的老师,你们叫讲师。”虽然不是很正确,但身份算是区分开来了

多年后,我到南京留学,系里的老师我们也不称教授,都叫老师,就连办公室的行政人员,我们也叫老师。这大概是中文系的传统。但是,系里的老师还有老师是“同事”,他们可不敢直呼“老师”。尊师重道也是传统,避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环,尊长的名字有“名讳”,老师们不敢和他们的老师平辈相称,所以都尊称老师为“先生”

看来称呼要看场合与环境,没有严格规定,我们都予以尊重。

我在想,之所以会如此混淆,是不是和我们的多语环境有关?例如大学教师,只有Professor 可以当称号,LecturerTutor就不能;Dr有人用,MasterBachelor就少见。马来文称呼Cikgu可以,叫Pensyarah就奇怪了;英语Teacher是职称,也可以当称号,但却不可以和名字连称叫Teacher Lam。香港电影称男的有Lam Sir,女的还是Miss Lam

称呼真只是个代号,考量其他因素,任君选择怎么用。

注:

① 听过某大学老师通过博士答辩后,告知办公室职员:“今后叫我Dr!”有人当此是笑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不过是学术上的自我肯定(虽然我不会这样做)。至于讲师是不是比老师高一级?没有,2006年就相传学院升格后,我们会有特别的薪金制,但至今我们依然是DG。领教师的工资,工作时间则和行政人员一样(8am-5pm,没有学校假期,一年35天年假)。有什么“高人一等”的? 

② 我和胜喜都是锺玉莲教授的学生,我们都称锺老师。

③ 有人问:若然,那些在职教师到大学深造,他们的身份也是老师,岂不也和大学老师混淆?我说:不的,当您不是在学校执勤了,您的身份就不是老师。深造的身份是“学生”,不可以再以师者自居。我在南京读博时,年龄已经偏高,老师和同学都知道我是在职教师,但没有人叫我老师,都叫我名字,老师更常连名带姓叫我。有一次老师还带责备的口气对我说话:“黄先炳,今天你来给大家说说你研究《高僧传》的心得。每次你都没有说,今天就是要听你讲!”我乖乖跟大家分享,因为这时候我真的是学生。是啊,在不同场合,就该有不同称呼。

 那时期的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几乎都是早年程千帆和周勋初二先生培训出来的弟子,属同门师兄弟。大家口头提到“程先生”,都是毕恭毕敬,虽然老人家以过世。周先生则半退休状态,时而返校。某次我们和老师见面谈学习,老师突而站起,恭敬地称周先生,我们也都不敢坐着,跟着站了起来。原来是周先生走进来。这一声“周先生”一直萦绕我脑际。

《星洲日报·东海岸》09/01/2022


 

 

 

2022年1月5日星期三

【335】我的懦弱与无能

        课本对学生来说,是学习的主要资源;所以它不只要传递正确的信息,更要有效触动人心,为读者所接受。

旧课程华小华文课本有两个版本,各州教育厅可以择其一。这么巧两个版本在同一个年级都收录了关于水墨画的文章。其中一个是介绍大画家文同的,称赞文同在观察竹的形态后,“把竹画得和真的一样”。另一个则写小朋友看着老师画画,却“觉得老师画得不太像”,引发老师解释水墨画不是要把东西画得很像,“重要的是画出它的神态”。哪篇课文传递了真实的信息?

我给师范生上课,分析过不少教材。我曾提醒一班将毕业的学生,他们正遇上采用新课本的时候,可以考虑对新课本“做些贡献”。一名学生过后到图书馆耗了很多时间,写出十来篇批判课文的文章。过后刊登在《星洲日报》,引起哗然。有人以为是我化名写的,后来课程发展司知道作者另有其人后,要我好好“教育”他,别让他那么“嚣张”。

这时,正好有一本《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封面见附图)在中国面世,收录了多篇文章都是批判以“母爱”为主题的教材。我们原本对彼邦的教材是蛮推崇的,但经过作者的分析,才知道对教材该有更高的要求,不要虚假造作,传递错误信息。

可是我没有勇气学他们这样做。批评后的反弹很大,这让我们有所收敛,减少了公开批判。我更因和出版社老板有交往,拒绝参加课本局的会议,不参与课本的编订工作。

“当上帝关上一扇门时,他会打开一扇窗”,后来我发现再好的教材如果老师不会用,一切还是归零,起不了作用。于是,我减少批判教材,转而注重怎样用教材。我因此提出“文本对读”的方法。“比较”本是学习的好方法,在对比中,才能感受到优劣。如果是单向传递信息,往往出现的就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说得再好,学生也未必感受到。增加学生的参与感,让他们对读两个不同版本的句子、段落,乃至篇章,他们更能“感受文字的功能和魅力”。

例如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张秋生的《一朵红玫瑰》被收录入小学课本。编者把文章开头改写成“早晨森林充满了浓雾”,原文却是“雾来了。白白的雾弥漫在森林里”。我们让学生比较,二者有什么不同,哪个写法和下来的故事相呼应。学生会看出前者是一个判断句,告诉我们早晨森林就是有浓雾,但是“雾来了”却是偶然的发生,不是必然的。偶然起雾,才有下来的“一朵红玫瑰”的故事。这样的训练,学生可以更好把握阅读的真髓。

也许这样可以为我的懦弱赎罪吧

 注:

① 有关这两篇文章的讨论,可参见我的“鸡蛋里挑骨头”。

         ② 系列的课文讨论,可以参看郭史光宏的“漫谈小学华文课本”。

         ③  可参看我早前的文章:文本对读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02/01/2022










图片取自:孔夫子旧书网


2021年12月31日星期五

【佛155】真的回到以前最好吗?

 “渐修顿悟”系列之155

31/12/2021





图片取自网络


2021年12月29日星期三

【334】教材研究二三事

(三议华文教材)

对华文教材的讨论,不只是民间,也包括学术界。最近我就听了三份研究华文教材的报告。

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探讨儿童教材中的成人观那篇。我一向推崇杜威的童心论,相信儿童的教育该回归儿童,从儿童本位思考,所以对这课题特留上了心。

研究者发现我国华小华文课本的选文内容是很丰富的,不过大多都经过修改。他提出我们的教材有四个倾向:课文主题的成人化、叙述视角的成人化、童话语言的成人化、原著改编成人化。原因是:课程标准的要求、华文儿童文学缺少关注、儿童观念上的偏差。

我不否定上述的说法。不过,自2007年开始,我们的师资培训课程内容是包括儿童文学的。“儿童观”则是我们在探讨儿童文学时必须深究的课题。确立这个观念后还可延伸到教育领域,像教材的编写,也需要有正确的儿童观,要不然就会出现像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以成人为本位去教训儿童了。确立儿童观,对儿童文学的审美意识也跟着提升,对教材的编选就更到位。

关于主题成人化的问题,其实过去的教材更严重。课文常常出现一条尾巴,就像《伊索寓言》被编撰后加上的“这故事告诉我们”那样多余。这种“只注重成果,不注重过程”的编写方法,是基于对儿童的不理解,不相信儿童在阅读中会得到启发,硬要作者跳出来点破主题

研究也发现我们的教学过于注重孩童对字词句的认知,忽略了内容的整体把握。这是阅读教学上的问题,间接影响了我们教材的编订,把教材当成是语言教学的材料而已。

我很欣赏这样的探讨,对教师很有启发。相对的,“研究”若只发现我们的教材选文太过偏重国外的,缺少本地作品;发现我们的教材过于以男性为中心,忽略两性的平衡等,就偏离了语文教学的核心议题了。

教材要编得好,就要回归儿童,多注重语文的元素,不要用非语文因素干扰。多用本地作品,多写女性,恰恰是成人本位的增强,不但无助于教材的编写,反而添加了更多的行政干预。

注:

① 杜威在其著作《学校与社会》第2章第51节提到学校的一切措施应该围绕着儿童设置,这就好比银河系的行星是绕着太阳转一样。他强调“儿童为中心”的观点,和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是同等重要的。原文可看链接

② 我们今天看的《伊索寓言》,故事结束后都有“这个故事教训我们”The moral of the story is...这是比较后期的版本才出现的。伊索寓言本就记载的就是一些简单的小故事。可参看John Horghan 的 Aesop's Fables  

③ 我称这种结尾为画蛇添足,可参阅我2013年写的文章的结尾

 《星洲日报·东海岸》27/12/2021






图片取自:搜狐

2021年12月27日星期一

【佛154】舍利弗阿毗昙论是哪个部派的?

 ”渐修顿悟“系列之154

24/12/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