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给和尚写传记

中国历史的撰写有个特色，就是以人物的传记为主轴，通过个别人物的传记揭示一个时代的面貌。例如司马迁的《史记》最令人称颂的就是本纪、世家、列传等人物传记，尤其是汉代人物的传记，将之串起来就是汉代的发展史。

这个传统源远流长。如果要溯源，恐怕与中国人向来重视人物的品评有关。《论语》中便记载了许多孔子点评人物的短篇。其后一直流传下去，到了南朝，人物的传记已蔚为大国，不但作品量多，种类也繁杂，几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都会有人为之立传。

僧本来是舶来品，汉代虽有本土人士出家，但为数不多。可是到了南北朝，僧数越来越多，已经形成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文人作家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特殊的群体，在众多人物的品评之中，也给大小和尚立传。

材料显示，杂传中涉及僧人的有两种类型：一是专为僧人立传的“专传”；二是见于辅教之书的僧传。两者的编撰目的不同，前者是为记载僧人的高行而有；后者则是为了宣扬佛教的灵验、说明因果是实有的而写。后者的价值不高，因为当中穿插了不少稀里古怪的事件。

僧人专传的性质又可分为三种：“别传”以个别僧人为一传，“类传”将性行同类的僧人合为一传，“总传”则综合各类型僧人在同一部传记之中。

查考古籍，当时的僧人专传共有39部，不过其中大部分只存目、失传了。这里头别传居多，共有20部；类传其次，共15部；总传仅有4部。收录为别传的僧人包括安世高、佛图澄、支遁、法显、道生等；类传包括《东山僧传》《江东名德传》《庐山僧传》等按照僧人所处的共同地区的传记，也有《高逸沙门传》《志节传》《游方沙门传》等按照僧人性行的合传。

僧传有个发展规律——先有别传、其次类传、最后总传。早在东晋时期便有许多别传出现，察其作者，多是传主的弟子或友好，多为歌颂之作。类传也在东晋时期便有，至南朝转盛。不过这些类传所叙述的太过偏，所以价值也不高。

南齐王巾创立的僧人总传（《僧史》）的体制，到了梁代（502-556）才进一步落实。“综括古今，涵盖众德”的总结式的僧人传记到了梁代才真正出现。第一部总传式的僧人传记是宝唱的《名僧传》。慧皎的《高僧传》比较晚出，但因得以参照《名僧传》的体制与写法，所以做出了很大的改进，成为传世之作。

慧皎的《高僧传》符合中国纪传体的史学传统，得以流传后世并非偶然。今天我们阅读《高僧传》，就等于阅读梁以前的佛教史。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3/10/2009

【111】不可用今人眼光看古人

前些时候我表扬了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的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结果引来一位读者的好奇询问：

“黄先生对余历雄博士称赞有加，甚至认为他的论文非常有价值，我就感到纳闷了。他在论文提到了孝道，说到我们必须尽孝道，要‘游必有方’、‘养亲’及‘养志’。我记得在我中学时期，我的华语老师就提到了这三点，真想不到这么多年后，余博士还老调重弹，说者不厌，听者我则觉得没什么新意。黄先生不也认为，学术研究重视的是科学精神，寻求真凭实据，论点鲜明，论证严密吗？那我想请问，余博士的论文符合黄先生所要求的“规范”吗？”

画家朋友不是搞学术的，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没有站在古人的立场看古人立论的价值。我们打个比方：现在大家都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但是五百年前人们却不这么想，他们始终认为他们的眼睛看到的才是对的，所以太阳朝起暮落，自然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先后阐述日心说，不惜赔上性命，最终才确立他们的理论。今天幼儿园的学生也会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我们不能就此判断这是与生俱来的常识，也不该说当年倡导地心说的人比幼儿园学生也不如吧？

“游必有方”出自《论语》。《论语》言简意赅，许多句子都得靠后人的注释才好理解。汉代郑玄、皇侃都认为“方”是“常”的意思，也就是说远游该有个合理的原因。可是，到了宋代，注家却有不同的诠释，例如邢昺却认为“方”是“方向”的意思，朱熹也附和此说。

两代注家所处的年代相距整千年，间中的人又怎么说？唐代的孔颖达对五经做过注疏，却没有注《论语》。可是唐代却是个重视孝道的朝代，甚至把孝编入律法之中，“十恶”之中的第七条即“不孝”，还列明不孝之罪和惩处的条规（《唐律疏议》）。像“游必有方”，“养亲”，“养志”这样的观念，唐人怎么会没有论及？

余历雄博士的文章从韩愈的〈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二文入手，实是“以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为切入点，透过韩愈相关篇章之论述，辨析其对传统思想之继承与发展，并结合时代背景与个人际遇，以彰显韩愈孝德观之内涵”。这样的研究，当然有新意，而且有创见。

学术研究要“从小见大”。可是，这个“小”却不好拿捏。做研究者有时候会走捷径，只看一两篇文章就下论断。例如：看了白居易两三篇文章，便洋洋洒洒挥笔直书〈从某某文看白居易的佛教观〉。这就是画家朋友所说的不科学，犯学术研究之大忌。余博士的论文则不然，他是在通读韩愈流传下来的文章后，觉得这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中唐社会视野下的具体个案。题目虽小，视野却大，因此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价值。通过散文来对读历史，了解在某个特定时代的某种观念，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以文证史”，所以我说那是深具意义，也深具启发性的。

要走近古人，岂能不小心辩证，只图“有创见”就随意贯通古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6/09/2009

【110】叫心情太沉重

研究历史，本来是件赏心悦目的事儿。

我在每周日给大家讲《史记》，谈司马迁如何撰史，如何用他的史观来贯穿史实，给大家分析历史的得失，从中吸取教训，就觉得很惬意。

历史本来就具备“继往开来”的功能，它可以引导我们以史为鉴，指导未来。这不但对个人有益，对国家民族也起着一定的指导作用。学习历史，还可以增强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当然，前提是要懂得从历史中吸取精华，去其糟粕。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史料丰富，可借鉴的史实也很多，学习上来更是趣味盎然。不但长见闻，也长智慧。

网上看到有中国人这么说：“中国有几千年的灿烂历史，那是我们的先人创造的，不代表我们这一代是中国人，我们就比别人更优越，更不代表我们比别人聪明，比别人能干。学习我们的历史，决不是让我们拿去向别人炫耀的。但我们也有值得骄傲的东西，我们应该为我们有勤劳智慧的祖先感到骄傲，对于自己创造更辉煌灿烂的明天充满信心；为我们的国家感到骄傲，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的国家。从国家使用历史作为工具的角度看，国家有必要向全体国民灌输历史，从而增强人们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整体的凝聚力，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东西对于我们未来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指导意义，我们仍要保护和发掘它们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所共同的历史渊源，是维系我们之间关系，增强彼此认同感的坚实的根基。”

看到这样的评述，我们颇有同感，也颇为欣慰。因为这样学习历史，历史就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可是，前些时候，我听了三位本地历史教授给我们谈历史，听后我却感到心情异常沉重，士气低沉，仿佛失却方向似的，大感惘然。

三位专家不约而同地都在训责我们是迷失的一群，不懂我们祖国的历史。他们说，要谈国家的前景，我们就得充分了解国家的历史，特别是我们的建国史。他们说除了宪法以外，社会契约更是应该受到重视的史实，这是很重要的历史文件。他们说这里头诠释了各族之间该如何相处的条文。他们说外来族群有外来族群的地位和角色，本土族群则应该享有特权。他们说有个族群只爱做生意赚钱，对这个国家没有感情，他们直到1974年才放弃双重国籍的特殊身份。他们说陈祯禄是个厉害角色，争取到很多东西；他们说东姑很慷慨，做出了很大的让步。他们说有文献显示当年有一名苏丹致函首相，表达了他对1969年的事件的看法，苏丹说这不是一场悲剧，而是上苍的恩赐，使国家走回正轨。他们抨击那些讲地球村的人，也骂那些成天喊人权的只懂美国，不懂国家历史。他们说没有历史，就没有国家，所以新一代一定要好好学习历史，尊重历史……

我突然感到很惭愧。在这些专家面前，我突然不懂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客观，什么是中庸，什么是爱国。我只想抱着他们喊：救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9/09/2009

【109】他们不在同一高度上

天宝十一载（752）杜甫与高适、薛据、岑参、储光羲五人同登长安慈恩寺塔，过后各作诗一首。

这一次的同题共作，在文学史上颇受重视。例如清代王世祯说：“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池北偶谈》）可见渔洋先生对文坛的这桩盛事是多么向往。

除了薛据的诗以外，其他四人的诗都流传下来。由于是同题共作，后人在评述时，必然会将他们的作品作比较。在各家的评论之中，多数论者都认为杜诗压倒群贤、独擅胜场。

南京大学的莫砺锋教授于1986年在《名作赏析》中发表了《他们并非站在同一高度上》的文章，评述了这几首同题共作的诗篇。这篇文章贯彻了程千帆先生倡导的“两条腿走路”的文学研究方法。所谓的两条腿，是指文献学和文艺学。文献是基础，根据文献说话，论点有凭有据，立于不败之地；文艺是创见，表现出作者的文学素养。文艺评论如果站在文献的基础上，说服力就比较强，稳健若两条腿平实踏在地面上走路。

这篇文章先分析了五人登慈恩寺塔的时代背景，说明那是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刻，朝廷由李林甫、杨国忠专政，安禄山的威胁又日愈加重，皇帝却还在内宫中过着淫乐的日子。史书记载：“（玄宗皇帝）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会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资治通鉴》）像这样的背景，诗人即使结伴出游，又有何乐可言？再说，五人的际遇也相似，在那个时候都是贫困潦倒，在政治上无所作为，心境上应该也相差不远。

然而，大环境和小环境虽然雷同，但是四人写出来的作品内容却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什么原因？

从诗作的思想倾向看，岑参和储光羲都着重描写佛塔的高耸与景物的广远，都是为了突出佛教的伟大，缺乏面对那个危机四伏的现实社会的勇气，在气魄上明显逊色得多。高适的诗虽然说希望有机会再为朝廷效力，但是着眼点却偏向个人的前途，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却没有在其作品中留下痕迹。杜甫的诗则不同，他一开始就表现了深刻的忧虑，充分表现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社会现实，为大唐帝国的命运和黎民百姓的遭遇而忧虑。

再从创作手法看，杜甫的诗歌通篇环绕着慈恩寺塔而写，重点写的是登顶后所见，由上而下，层次分明。杜甫写塔顶所见，并不是客观的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他有意忽略视力所及，而将塔下景物缩小为不可辨识的凄迷一片。在这个意象下，我们感受到诗人对那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所存有的压抑与苦闷。

莫老师的文章因此提出结论：在社会历史背景和作家个人的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等外在因素相同的情形下，决定作家创作成就高低的原因是作家的胸襟、品格、个性等内在因素，以及作者的艺术才能、性情学识等等。在这方面，杜甫和其他几人虽然同站在高塔之上，但是他们的思想却不是在同一高度上。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09

【108】以志养志尽孝道

余历雄博士在第六届马来西亚汉学研讨会发表论文《从〈太学生何蕃传〉与〈欧阳生哀辞〉看韩愈的孝德观》指出：“欧阳詹‘养志’与何蕃‘养亲’二例，适为我们提供两个剖析韩愈孝德观的相应切入点。”

余文指出，“养志”一词源自《孟子》，不过孟子的“养志”概念是相对于“养口体”而说，而韩愈的“养志”概念则是相对于“养亲”的。

我对余文引述《欧阳生哀辞》而谈韩愈的孝德观甚感兴趣，故狗尾续貂，整理一些材料，与大家阐述“以志养志”的孝道。

欧阳生名詹，字行周，福建晋江潘湖欧厝人。韩愈说：“闽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鱼之乐，虽有长材秀民通文书吏事与上国齿者，未尝肯出仕。”可见福建人至中唐时期，对考取功名，出任官职都不太感兴趣。欧阳生本来也是这样的想法，只图在家乡读书，奉养双亲。后来因为双亲严命，亲友激励和常衮、席相等长官的提拔，才赴京参加科举考试。他在长安等了六年，五试进士，才和韩愈等二十二人同登金榜。由于他是福建第一位甲等进士，所以韩愈说：“闽越之人，举进士繇詹始。”

欧阳生高中后却没有分配到官职，就回家乡省亲。后来再回到长安，又等了六年，才被朝廷授予“国子监四门助教”的官职。可惜欧阳生在四十多岁壮年期间就去世。与他同榜登科，志同道合的好友韩愈为他写了《欧阳生哀辞》来悼念他。

韩愈在文末的悼词中，概括欧阳生的一生而写：“求仕与友兮，远违其乡；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则既获兮，禄实不丰；以志为养兮，何有牛羊？事实既修兮，名誉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虽云短兮，其存者长；终要必死兮，愿不永伤。友朋亲视兮，药物甚良；饮食孔时兮，所欲无妨。寿命不齐兮，人道之常；在侧与远兮，非有不同……”

悼词与正文“詹事父母尽孝道”相呼应。奉母命求仕；不求丰厚官粮，只求养志；能够养志，则远近没有什么分别，父母就仿佛在身旁。

可是，这种说法始终是存有矛盾的。父母在，为人子女却不能侍奉在侧，岂还能言孝？

对于这样的矛盾，韩愈解释说：“詹，闽越人也。父母老矣，舍朝夕之养以来京师，其心将以有得于是，而归为父母荣也。虽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侧，虽无离忧，其志不乐也；詹在京师，虽有离忧，其志乐也。若詹者，所谓以志养志者欤！”

韩愈把欧阳生的孝行归纳为“以志养志”，即以父母望子女成名荣亲的意志为意志，落实父母的愿望来孝养父母。韩愈在文中还详细论述了子女即使随侍在父母身边，虽然没有离别的愁绪，但是志气却不会得到满足而快乐，所以子女宁可选择有“离忧”，也要成就父母的“志”。这当是读书人疏解自己无法“孝亲”而作的说辞，并冠于“上孝”之称。实际上是不是如此，恐怕还要多有争议，特别是一般世俗眼光，不养体养亲，又如何称得上尽孝？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