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迈入了小说时代

法国大百科全书在“中国小说”条目中说：“《儒林外史》是一部最优秀的讽刺小说。”

什么是讽刺小说？

黑格尔说：“一种高尚的精神和道德的情操无法在一个罪恶和愚蠢的世界里实现它的自觉的理想，于是带着一腔火热的愤怒或微妙的巧智和冷酷辛辣的语调去反对当前的事物，对和他的关于道德与真理的抽象概念起直接冲突的那个世界不是痛恨就是鄙视”，“以描绘这种有限的主体与腐化堕落的外在世界之间的矛盾为任务的艺术形式就是讽刺”。

简单的说，如果“举世皆睡我独醒”，醒着的人敢于本着“痛恨”或“鄙视”去揭示、批判、谴责沉睡的人，是一种勇气；倘若进而用艺术的手法去表达自己的这种感受，乃至暴露客观世界的种种丑态，从而达到讥刺批判的目的的，则是深谙“讽刺”之术了。

鲁迅对《儒林外史》的价值判断是准确的，他说作者吴敬梓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中国小说史略》）撰写这部小说。的确，吴敬梓是以其淋漓酣畅的文笔、冷峻锐利的透视，把科举制度下醉心功名利禄的读书人的丑陋面貌揭发出来，让读书人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的无耻和堕落行为，暴露无遗。他就像个雕刻高手，时而在细节上下功夫，时而又集中安排在正面的描写之后，层层精细的镂刻，多层次的烘托渲染，把人物可憎可哀的一面勾画开来。

吴敬梓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对世事人生表达了他的看法。

然而，要如此撰写当世毕竟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吴敬梓要自我表明其创作意图是“述往事，思来者”。所谓“往事”，他说他所写的读书人是从元末明初开始，讫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止，前后历时约250 年的人和事。其实，眼利的读者都看出《儒林外史》所反映的生活时期，不仅是有明一代，也包括作者生活的时代，即清康熙后期至乾隆前期。作者为了避免惹祸上身，才以“述往事”来代替“论当今”。

“述往思来”的写作观念，由来已久。例如司马迁就是以这种心理撰写《史记》，他说：“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太史公自序》）。

所不同的是，司马迁是“撰史”来“述往思来”，吴敬梓则是通过“小说”来达到同样目的。历史要符合真实，不能杜撰；小说是文学，可以想象，可以创造。在这方面，小说占据更大的优势，就像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可以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以夸张，更加集中的描绘人物，使其达到更尖锐和辛辣的效果。因此，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虽然不是历史中的真实，却是现实中会有的实情。

鲁迅说：“讽刺小说从《儒林外史》而后, 就可以谓之绝响。”其实，讽刺小说并没有成为绝响，他本人就是其中一个传人。

古人以诗抒情述志，也以史述往思来，今人可能更加偏向以小说达到这种目的。

我们期待当今之世，也有类似《儒林外史》般的“述往思来”之作面世，也许是《杏林外史》，也许是《政坛别传》。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9/2010

【153】闻过则喜，改过不惮

“闻过则喜”出自《孟子•公孙丑上》。原文作“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说的是子路的美德。有人前来指正您的过错，您因此而感恩高兴，这不是优秀品德么？为什么“有过则喜”变成“闻过则喜”？这是因为孟子下一句说“禹闻善言则拜”，把两句话糅合在一起，“闻过则喜”独立使用则不会产生歧义。否则犯了过错还沾沾自喜，那还得了？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犯错并不可耻，因为若肯改过，还是会受万人敬仰的。所以古人总结为“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

与朱熹齐名的宋代理学家陆九渊把这种美德讲得更彻底。他在给傅全美的信上说：“过在所当改，吾自改之，非为人而改也。故其闻过则喜，知过不讳，改过不惮。”改过，本来就是该尽的本分，不只是迎合他人的要求。陆九渊把改过扩充为三个层次：其一，不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要闻过则喜；其二，要“不讳”，知道错了就不要自欺欺人，找借口掩饰；其三，要坚决地改正错误。“不惮”用得特别有意思，错了，还要不害怕？是的，是要不怕别人不断非议、不怕丢面子、不怕改过的困难。改过了，就是好汉一条！

历史上不乏“闻过则喜”的经典故事，我们且看看其中两则故事。

《战国策》收录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是千古美文。文章说齐威王听取臣子邹忌的建议，广开纳谏之门，“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结果是“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于是齐国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这篇文章，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气度非凡、宽大明智、精神高尚的君王形象，事隔几千年，读了还叫人振奋。

《国语》里收录的《召公谏厉王止谤》也是千古美文，但是内容却和《邹忌》极端相反。西周的厉王因为残暴，引起国人议论。召公好意劝谏，厉王不但不听，还派人到街头监督，滥杀诋毁者。结果是国人不敢在街头议论，见面只是用眼神互相示意。厉王因此而高兴，还向召公示威，说自己已经有效控制言论。召公再度劝谏，他还是不听。结果三年后，厉王被人民推翻，流放到彘地去。

文章记载了召公劝谏厉王的精辟言论：“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雍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

中国当代作家臧克家先生读罢这两篇文章，曾写了《纳谏与止谤》一文。他说：“现在我们有些作负责工作的领导同志，在言行方面有明显的缺点和错误，文过饰非，怕听逆耳之言，一听到正中要害的话，立即火冒三丈，像阿Q听到别人说他头上的疮疤一样。有的甚至对批评自己的同志，打击报复，仗势凌人，以冰棍对付热情，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全成为过耳东风。这样做的结果如何呢？贻误工作，伤害同志，最后，自己也难免于垮台。”

进入网络信息时代，“纳谏”更是无所不在，个人主页、部落格、面子书、社交网站、论坛……讨论个人得失，评论是非对错，俯拾即是。我们是否该遵守“闻过则喜”、“纳谏则兴，拒谏则衰”的法则？还是，我们继续效仿周厉王般，堵塞言论？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9/2010

【152】一篇小说，两种看法

中国古代文学的主流是诗歌和散文。与西方文学恰好相反的是，小说和戏曲历来不受古代文人重视，被贬为“街谈巷语”，排除在正统之外。正因如此，小说的写作具有更强的随意性，作者也因此拥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唐代传奇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小说成熟的标志。这时期的作者，创作小说带有明显虚构和严加修饰的意图，是自觉性的写作。宋代学者赵彦卫说唐传奇“文备众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云麓漫钞》），实是很高的评价。因为他认为唐传奇已经具有史家的褒贬精神，也具有诗歌美刺的文笔，可以论议大道，直抒人生。

当代学者卞孝萱先生则开创一条新的研究路线，从传奇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文史互证，用传统的“以意逆志”的方法去探索作者的写作意图，以更明白作品真正的意义。这样的探讨可以深化我们对作品的理解，做更精准的解读。不过这种研究法却不为一些学者苟同。那些直接从文本入手，强调客观的写作成果，不论作者主观意图的研究员，认为这种研究法将削弱作品的艺术价值。孰是孰非，恐怕还得看各家搬出的研究成果才好下判断。

我让学生精读唐传奇《霍小玉传》，除了让他们一窥唐传奇的特色之外，也因为这篇小说有很多评论，可以协助我们了解学者研究此小说的切入方法，踏入治学门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卞孝萱先生的《<霍小玉传>是早期“牛李党政”的产物》（《社会科学战线》，1986），以及关四平先生的《唐传奇<霍小玉传>新解》（《文学遗产》，2005）。

《霍小玉传》是唐传奇的代表作品，所写的是李益与妓女霍小玉的爱情悲剧。李益初与霍小玉情投意合，二人同居多时；后来李益上京当官，另娶表妹卢氏，与小玉断绝关系。小玉思念成疾，忿恨李益负约，立誓死后必为厉鬼报复。果然，李益娶卢氏后并没有好日子过，因为猜忌而休妻，“至于三娶，率皆如初焉”。显然，作者是通过霍小玉的悲惨命运寄予同情，谴责负心郎的无情。明代汤显祖还把这个故事改编为戏曲《紫钗记》。

卞先生看准作者蒋防是唐代词章家，平日讲究美刺、褒贬，写小说时，自然不会全然抛开这些优良传统。于是希望通过对作者背景的探讨，帮助读者理解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他通过大量的史料发掘作者属于当时的李德裕集团，而故事主人公李益则是牛僧孺集团的人。因为朋党之争的关系，因此，作者有意通过小说揭露李益的真面目，精心刻画李益“重色”和“负心”的缺点，用以打击对立集团，并有意无意间写入己方人物的立场，借以自我表扬。如果用今天的价值观看，这种手段是很卑鄙龌龊的。

以研究《三国演义》出身的新一代学者关四平先生企图以文本的阅读，提出新的看法。他认为主人公李益是迫于客观压力而“负约”，并非主观感情上的“负心”；小说的重点是挖掘男女主人公爱情悲剧后面的社会文化原因，而不是着重批判个人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且小说女主人公的痴恋，实是“至情”追求的集中表现，是对真爱的弘扬与对婚姻的超越，是对不平社会另一种形式的抗争。

可见，欣赏小说，有多种方式，不必拘泥一隅。想要探索作者之意，还是用读者之心来鉴赏作品，诸君自有选择权。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9/08/2010

【151】董永遇仙故事的演变

民间故事在不断的流传中，会加入新的材料以丰富其故事内容，甚至影响着其主题的指向。董永遇仙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

这个故事本出自刘向的《孝子传》。大意是说：董永自小丧母，家境贫困，独力养活父亲。董永在田间劳作时，将年迈父亲放在“鹿车”推到田间树荫下以便照顾。父亲死后，他为了葬父，向主人借钱，并甘心“为奴一世”报偿。三年守丧期满，便投向主人家，途中遇到一位女子，自愿许嫁，还随他一同到主人家干活。主人家只要“织缣三百胥”，就放他们夫妻离开。董永的妻子用十天完成工作，夫妻便一同离去。走到夫妻最初相见之处，妻子说：“我是天女，见君行孝，天遣我借君偿债。今既偿了，不得久住。”说完便飞天而去了。

原文已亡佚，现在看到的文字是唐代句道兴的别本《搜神记》所转述。我们相信刘向《孝子传》收录董永故事，除了目录记载外，还因为东汉武梁祠的石刻上绘有董父执杖坐于车上，董永在车旁作役的“鹿车载父”图。
此外，汉末曹植的《灵芝篇》也有咏董永的诗：“董永遭家贫，父老财无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晋代干宝的《搜神记》载有相同的故事。这个时候的董永故事，依然是表扬孝子为主题，借助感天的幻想表达对孝道的彰扬。这与汉代通过地方推举孝廉当官的制度有密切的关系。

然而，到了唐代，董永的故事有了很大的改变。敦煌莫高窟发现的《董永董仲变文》手抄件，记载仙女不但助董永还债，还给他生了个儿子叫董仲。同是唐代的杜光庭编《录异记》，写“董永之子董仲思母，曾追葬衣冠之所”。百年后董永有了后代。

明代洪子美辑《清平山堂话本》，收录据称是宋元话本的《董永遇仙记》。这时候董永和仙女生的儿子，竟然成了西汉名人，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了。

明代郭勋辑的《雍熙乐府》，内有演绎董永故事的《商调》一套，是元代至明初的杂剧，董永的唱词包括：“你时下还家去，我常常的打听着你；等的咱服孝满立觅良媒，那其间成佳配，似这般有甚迟！”“若是我有朝一日荣贵，那时节报答你个大贵妻。”显然，这个时候的故事更注重描述世间一段可贵的恋情了。

明代顾觉宇的《织锦记》, 又名《天仙记》，是董永遇仙故事的新版本。董永卖身之处是傅华家，下凡来的是织女七姑，儿子字仲舒。故事还延伸到董仲舒七月七夕到太白山寻母，“俟有七女过，第七衣黄者即母也”。于是，从此七夕的故事到底源于董永遇仙还是牛郎织女成了问号。

上个世纪中中国黄梅戏经典剧目《天仙配》，又名《七仙女下凡》，故事内容当取材于《天仙记》。这出戏曲影响深远，我们今天熟悉的董永遇仙故事，大多就是《天仙配》。

从孝子故事，转变为爱情故事，极为有趣。其实，它折射出的是不同时期人们对现实生活的不同追求。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2/08/2010

【150】中国人的情人节

近年来，中国国内非常注重传统节日，逐步把许多传统节日列为公假。

我在02-05年在中国留学期间，还不见这种现象。虽然同学们说在乡下传统节日还是很受重的，但是在城市，乃至官方，对传统节日的关注的力度肯定不够。圣诞节、劳动节、建国节的热闹完全掩盖了传统节日的庆祝。
05年4月，我出席一个国际研讨会。会后和几位教授一起浏览名胜，中国教授问韩国教授：“你们国内庆祝些什么传统节日？”韩国教授略加思索，回答说庆祝端午节。中国教授感到惊讶，问他们如何庆祝端午节，韩国教授不假思索就说吃粽子、划龙舟。

当时，只觉得有趣。没想到不久后传来一个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韩国申报，将端午节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这给中国官方和民间，肯定带来很大冲击。

其实，早在一年前的5月，《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不要冷落了自己的传统节日”的一篇报道，暗示韩国在申报着节日。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便焦虑地回应说：“如果国外申报成功，我们该有多尴尬？我们还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他还强调，中国传统节日五彩缤纷，文化内涵丰厚，留存着人类独特的文化记忆，必须高度重视和保护。他吁请广大群众，尤其是年轻一代，不要冷落了中国自己的传统节日。

可是，年轻一代是否会响应号召？传统节日是否能够抵挡更有商业价值的现代节庆？这还待时间的验证。中国如此，马来西亚也是如此。

农历七月七日是“七夕节”。这个素来有中国情人节的节庆，有多少年轻人懂得其内涵？2月14日该做什么，才是年轻一代趋之若鹜的节庆。
七夕背后流传着的是“牛郎、织女”的爱情神话。

这个神话始于先秦。《诗经•小雅•大东》提到“织女、牵牛”二星宿，带有责备的口气问名为织女，却不能织锦；名为牵牛，却不能驾车。汉初，宇宙天象与谶纬之说靠拢，织女、牵牛二星被奉为星神。《史记•天官书》说：“织女,天女孙也。”可见，织女获得天界诸神的身份。汉武帝还曾模仿牛、女二宿隔着天河遥遥相望的情景，在昆明池的两侧各立一座牵牛、织女石像，具备了人间男女的性别与职业特征（汤池《西汉石雕牵牛织女辨》）。

东汉开始，出现大量诗歌描绘这段爱情。例如《古诗十九首》就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而且织女还有“纤纤擢素手”织布，却因思念而“泣涕零如雨”，俨然一个美丽女子思念情郎的画面。

此外，西汉初年的《淮南子》有“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的说法，提供了鹊桥相会的浪漫情节。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云：“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可见，牵牛、织女的爱情神话在汉代已经成形。

其后，慢慢又敷衍出更多的凄美爱情神话。殷芸《小说》记载：“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机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容貌不暇整。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紝，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这标志着牛朗织女的神话已有完整而曲折的情节。

北宋秦观的《鹊桥仙》是大家熟悉的，这首词讴歌着坚贞不渝的爱情信念，完成了七夕这个节日的主旨。后来的文人、民间庆祝这个节日，都离不开这个母题。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5/08/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