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修顿悟”系列之116
02/04/2021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说:“我们的语文教育既然是一种母语教育,就应该有不同于外语教育的自己的特点,而这一点恰恰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的。”又说:“(母语教育)应该改变目前语文教育要求不切实际、过于繁琐、学生负担过重的现状。”
北京师范大学何克抗教授说:“我们现在语文教学,一二年级还是强调识字为主。……先识字、后阅读、再写话或者写短文,这样的教学方式,实际上我认为不是母语教学,是第二语言英语教学。”老先生还亲自到甘肃成县去带领教师从事教改。
其实,中国有好些教师都倡议语文教学改革,不但说,也在做。即使是官方,也不断在调整语文教学的目标和方法,以期更好地传承汉语文化。但,彼邦教育不管怎么变,中文始终是他们的普通语言,依然为数亿人所必学。
我们这里不一样。我们输不起。如果华文不再成为族人的首选语言,民族教育将彻底溃败,难有回头路可走。
不要把先贤辛苦建立起来的母语教育体系当成是理所当然。如果我们的教育持续开放,多一些可竞争的学府,也许华小、独中都要面对生源的短缺。如果作为华教堡垒的华小不再是使用母语学习的场所,只是一个学习华文的地方,我们的华教前景也堪虞。
除了劝导华社,我们还得从根本处着手,即提高母语教育的素质,让它真正利惠学子,有效培养才俊。我相信和我同样想法的人不少,不过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执着于旧理论的人可能更多。这还不包括那些认为语文教育就该读“弟弟来,来拍球”,写作文就是“书包的自述”的“冻龄”人士。
公说公有理之外还是要有公理的,最好的测量指标还是学生的反应和表现。如果学生只是在威迫利诱中选择了修读华文,那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激发他们爱华文,认同华文是绝对值得学习的。因此,我们该努力培养小学生学习母语的兴趣,让他们感受母语对成长是不可或缺的媒介。也是日后面对社会必有的竞争条件。
1989年,杜维明教授发表论文〈文化中国:边缘中心论)(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重新思考了中国人的定义,认为不应该用政治来定义中国,而是应该以文化来定义。2013年他再度重提“文化中国”这个命题。
时隔25年再提,是不是意味概念并不被认同呢?我想是的。毕竟中国这个词已经表明是“国”,是地理的概念,怎么可能否决当地人民和政治的拥有权?
杜教授的倡议有其历史背景。新中国建立后,历经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传统思想和文化受到极大的破坏。在海外依然继承着传统的华人必然深有感触,既然传统在大陆已经断绝,就得靠身份已属他国的华人来弘扬。代表“新儒家”的杜维明教授倡议:“中国不一定是指政治上的实体,而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文化上的中国不一定只能存在中国大陆,而是存活在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日本或是美国等地。”
为什么这倡议不为广泛接受?主要当然是因为历史不断演进,中国不再是昔日的中国,就算曾经断根的一族,也凭着深厚的文化积淀重新塑造“零起点”的新生代,重拾传统的话语权。
身为他国公民的华人则面对身份定位的问题。那些完全放弃身份,绝对效忠所在国的华人,不会有此困惑。我只是担心若干年后,他们会不会也像非洲人寻根的举动一样,重新思考定位。毕竟有些东西失去后,未必可以重拾,即使能够也要几代人的时间。效忠所在地是必须的,但民族的身份是否要因此而放弃则有待斟酌。
我关心的是那些依然学习传统语文、思想和文化的华人,该如何给自己定位?我们还是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依然是我们的根吧?我不认为传统一定要由哪国的人来诠释才对,也不支持否决任何人对传统的诠释。我支持站在学术看问题,大家平权发言,以学识交流,以文化建设为目的。
不要把自身传统交出去,妄自菲薄,一切听命于他人;也不要高傲到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无需再认祖追宗,否决掉自己的传统。
我们还是学习中文,我们学习的方式、目的和水平,绝不亚于主流国;我们学习中华文化,我们的理解和诠释,也不是域外的观点;我们发扬传统的思想,孔孟老庄也一定欣喜。我们依然是中华民族——堂堂正正的华人。
《星洲日报·东海岸》21/03/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