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治学是很有特色的。他们大多从文字之中去探究古义，精研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
戴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有一段记载：
东原先生十六七岁以前，读书时“每一字必求其义”。老师每次给他讲解古书，都无法令他满意。后来老师以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给他讲解，他才满意。三年后，他便尽学《说文》的各条目内容。老师又给他看《尔雅》、《方言》，以及汉儒所作的传注。东原先生就这样每字之义，都上溯六书，并与群经互为训诂。不久后，“尽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经注疏》，能全举其辞”。
这一段话，说明戴震的治学之道，就是从古音和文字中求训诂，再由训诂而寻义理。《年谱》也记载戴震告诉段玉裁的一段话：“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
这种由字通辞，由辞通道，通道才算明经的学习方式，实在是硬功夫。今人学习缺少的就是这种耐心，所以大多选择人云亦云，比附权威之说。
由于下的是硬功夫，所以戴震一生考证古书甚多，颇有新发明。例如他的《孟子字义疏证》三卷，便打破长久以来人们对程朱学派的迷信。戴震从考据训诂的角度出发，重新阐发了孟子的“理”、“天道”、“性”等意义，让大家看出宋明以来理学给人们带来的精神枷锁。他在序文中说孔子之后，多有穿凿者以孔子之道诱惑民众，“举一废百”，断章取义，语言“足以贼道”，所以孟子才要挺身答辩。显然他是借用孟子的不得不辩，来说明自己为什么要著述此书。戴震强调错误的诠释圣贤的言论，并不只是“终于言”，它更“将转移人心”，一旦“心受其蔽”，就会“害于事，害于政”，所以对古书的理解不得不谨慎。
戴震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说是大逆不道的。他“不主一家，不偏某一义理”，而是直接从语言文字下手，看遍同时期或稍后的注疏，以探求古书的本义，所以人们又难以驳斥他。
《年谱》记载戴震其实自小就有此质疑问难的辩才。文中说老师在传授《大学章句》时，时年十岁的戴震突然问：“我们怎么知道哪一段是曾子转述孔子的话？哪一段是曾子的门人弟子所记录的？”老师说是朱熹所讲的。戴震不罢休，继续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说是宋朝。戴震又问孔子、曾子是何时人？老师说是周朝人。戴震再询问周朝与宋朝相差多少年？当老师说两个朝代相差几近二千年，这就让戴震抓到毛病而说：“如果相差二千年，朱文公（朱熹）又怎么会知道？”老师一时语塞，无从作答。
这种问答，在本地恐怕会被视为是挑战老师，故意刁难的。可是，在中国，上面一段文字却编在中学课本，篇题称《戴震难师》。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6/08/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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