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

有人把这句话解释成“人没有大的烦恼，也会有小的烦恼”，这实在是曲解了孔老夫子的本意。
要理解这句话，我们先看看古人的注释。何晏引述王肃的话，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君子当思虑而豫防也。”（《论语集解》）这与“居安思危”的意思是异曲同工的。难怪清代阎若璩说：“居安而不虑危，危即生于安。处治而不虑乱，乱即伏于治。故曰虑不远，忧必近也。”（《四书释地三续》）能够考虑周详的，就会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做出防范，避免灾难的发生，解除忧虑。
梁代皇侃解释说：“人生当思渐虑远，防于未然，则忧患之事不得近至。若不为远虑，则忧患之来不朝则夕，故云必有近忧也。”（《论语义疏》）这个说法和先前我们引述的差别不大。不过，到底怎样才算“思渐虑远”？为了日后的保障，我努力积蓄金钱，以备不急之需，这算不算“远虑”？

清代儒家简朝亮告诉我们：“所谓远虑者，以正谋，非以私计也。如私计乎，古人之戒室家，子孙蓄财多害；秦燔书而销兵，二世速亡……后世若斯类者，岂可言远虑哉！”（《论语集注补正述疏》）是的，秦始皇为了确保世代皇帝由他嬴氏家族相传，所以又焚书坑儒，销毁兵器，莫外是要使人民不能造反。可是，这一“远虑”的举动，反而促进了嬴氏皇朝的灭亡。那些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为了世代子孙都能享清福，为他们做了种种的部署与打算，结果家财往往败在不肖子孙手中。因此，清儒提出远虑不能只是为自己，或为自己身边的人盘算，虑的范围必须扩大到群众。只有为群众谋福利的“正谋”，才算是“远虑”。

这种说法，近代学者钱穆先生是深有同感的。所以，他在《论语新解》中说：“所谓远虑者，乃正谋，非私计。如古人戒蓄财多害，蓄财似亦为远虑，实则非。”

我用“经世致用”的角度把这句话诠释为“只有远大志向的人，才不会为了眼前的芝麻小事而苦恼”。“远大志向”当然不是为自己盘算的。例如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他想到的只是一个“金饭碗”，认为跻身教育界后便可以安枕无忧，那就大错特错。错在哪儿？错在志向不对。那些把教育工作视为一项艰辛的挑战，以打造新生代为己任，以建设人类灵魂为使命的教育工作者，才够格说是有“远大的志向”。志向定得高，步伐也要跟着稳健，否则只是痴心妄想。目光看得远的，就不会为眼前的琐事困扰。

诸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且让我们向孔子看齐，建立远大的志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2/01/2008

[28] 从孔子的政治观说起

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是至圣先师的政治观。从政者一定要注意好自身的德行，德行建立了，就如同北斗星正位了，其他星宿将围绕着它。言下之意，如果能够“内圣”，对外就可以称王。所以夫子不谈霸道，不求以武力征服他人。

然而，要“内圣”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孔子所谓的“德”不能简单的理解成个人操守，因为孔子的“德”是建立在“仁”上面的，而仁的最基本出发点是要能爱人。孟子深谙其中真谛，所以将它发挥到治国哲学上，强调当权者要能先“保民”，保命而后能称王。

后人对“为政以德”这种观念大多不苟同。因为政治与道德毕竟是两回事，不能划为一谈。有德者，不一定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治理得好国家的不一定就有德。人类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多得很。

《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把“为政以德”视为金科玉律的代表人物。所以，在小说中，他处处要照顾自己的个人形象，他把这种形象视为是“德行”，并坚信形象包装好了，众星就会围拱之、辅助之。

曹操可不卖这一套。他在《求贤令》中提出“唯才是举”，摆明他的用人立场是只要有“才”就好，“德”并不是重要条件。他说：“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他认为贪财的管仲，是辅佐齐桓公称霸的关键人物，可见不一定要清廉的人才配当官。相反的“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受到孔子推崇的鲁国大夫孟公绰，担任赵、魏两家的家臣才力有余，却不能胜任像滕、薛那样小国的大夫。所以，他不谈“德”，他重视的是“才”。

以上两人代表着两头极端。罗贯中在小说中，以诸葛亮来平衡这种极端。刘备在诸葛亮出来之前，碌碌无为，即使形象再怎么清高，还是一事无成。他自觉于此，知道自己的“德”无法弥补“才”的不足，所以要三顾茅庐去把“能人”给请出来辅佐他。“德才兼备”的诸葛亮出山后，刘备的“事业”也就蒸蒸日上。被鲁迅讥为“近妖”的这位“能臣”，毕竟是世间罕有的。

在“才”与“德”之中如何做取舍，成了我们的一道难题。前副首相最近提出另一种观点，他说我国第一任首相重视“才”，前任首相却重视“忠”。只要肯效忠的人，就是可靠的人，便可以赋以重任。

其实，“忠”也是一种“德”，只不过上述言谈把“忠”的范围限制在一个非常狭小的私利之中。

我始终相信，要当一名领导，“德才兼备”是最重要的。“德”不该作为自己往上爬的资本，否则那就不是真德。“德”也不该弃之不顾，否则人类的文明将愈败坏。至于“德”的内容，还待我们走近古人的生活里去作更深入的体会，不要把它落于表面和肤浅化。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5/01/2008

【27】 孔融大逆不道？

从电视剧中，我们看过新新人类大发狂言说：“何必讲究孝道？父母既生我，养我育我乃是天公地道的，何况他们生我，不过是一图情欲之乐……”听了这样大逆不道的话，许多人一定大动肝火，盖因“孝”乃是我们数千年传承下来的文化，怎可如此“理所当然”地加以破坏？

可是，这一番话却是有根据的。最早这样放厥词的不是别人，是孔老夫子的二十世孙孔融孔文举先生。据称，他曾对忘年之交祢衡说：“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缻中，出则离矣！” 祢衡因此赞他“仲尼不死”，孔融也回应说祢衡是“颜回复生”。可是，万料不到的是，二人这番惺惺相惜的交谈，却为路粹所引用，在写奏章告发孔融时，把这条 “大逆不道，宜极重诛”的罪状写了进去。可怜孔融还真因此被杀，并牵连了妻子与两名无辜的稚子。

孔融当真大逆不道么？

以上的记载，不是出自野史，乃是见于范晔《后汉书•孔融传》的。既见于正史，事件的真实性不会被质疑，但是却相信孔融是被“诬告”的，他断不会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清代王辅云说：“路粹嫁诬，若斯以无为有！”（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以无为有”即是说路粹杜撰文章诬告忠贤。之所以如此想是因为《后汉书》同时也记载孔融“年十三，丧父，哀悴过毁，扶而后起，州里归其孝”，是典型的“孝子”，“孝子”怎会说不孝之言？难怪近人编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时，也不将孔融上述的“不孝言词”收录在其中。

我们且来探讨孔融是否会如此说话。若会，他说此话的用意又是什么？

除了《后汉书》外，《魏氏春秋》还记载曹操在孔融被杀后，发布文告宣示他的罪状说：“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采其虚名，少於核实，见融浮艳，好作变异，眩其诳诈，不复察其乱俗也。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馀人。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日本汉学家冈村繁先生说既然奏章、告令都记载此事，依古人的习惯，这不会是诬赖，孔融当是说了这番话。

再者，孔融的“父母无恩论”并非首创，他只不过把它说得更彻底而已。早在王充的《论衡》中就有了先声。王充说：“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虽然我们听着不顺耳，但是却没有办法否定这种说法的真实性。

仔细端详孔融这番话，他当是对为人父母说，并不是要劝诫子女的。钱钟书《管锥篇》载18世纪一英国才妇致书女儿说：“你不必感我诞育为人，正如我不谢你惠临出世。俗见多妄，每以孝思绳子女，吾生平绝口未尝道之。”为人母亲而能如是想，是一大进步。可不是么？母亲若一直在意十月怀胎之苦，不断叮咛儿女要感恩图报，岂不是用“孝”的绳子来绑儿女？早在3世纪生活的孔融，也能如此想，岂不是更大的进步？父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会诞生，乃是父亲一时的情欲发泄而已，就如古希腊诗人所言：“汝曷不思汝父何以得汝乎！汝身不过来自情欲一饷、不净一滴耳。”母亲于子无恩，因为孩子不过“寄物缻中”而已，出来后即不再有牵扯瓜葛了。那么父母的“恩”在哪里？在孩子出世后的栽培，在给孩子打造的生活环境，在陪孩子共同成长的岁月之中。“生而不教养”的父母，于孩子有何恩惠？

孔融先进的思想，是时代所造就的。在战乱时代，“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蔡琰《悲愤诗》），女性往往成为军人泄欲的对象。在这种残酷的岁月之中，不知诞生了多少的“不幸儿”。这些不幸儿要指出谁是父亲、谁是母亲，恐怕也有困难，更枉论要“孝顺”了。对他们来说，父亲的确只是当年要宣泄情欲的 “恶人”，母亲也不过是借出肚皮让婴儿暂住，诞生后却没有养育之恩。社会对这些不幸儿，依然要板着脸孔教训他们“感恩”“行孝”，岂不盲目？孔融的说法，是针对现实的情况而言。曹操、路粹虽有事实凭据，但却是断章取义“诬赖”了儒者，让孔融负上“不孝”的罪名。

《星洲日报·东海岸》30/12/2007

【26】 汉代女人可再嫁么？

        《三国演义》中的赵云是个完美型的人物。或许罗贯中太过偏爱这个人物，所以把他写得毫无瑕疵，即使是大家所喜爱的诸葛亮，故事里头还反映了他犯错之处，赵云却是没有毛病可挑的。

        例如第五十二回这么写： 赵云领兵准备攻打桂阳，太守赵范即出城纳降。由于同是赵姓，又是同乡，二人遂结为兄弟。赵云后来受邀入城饮宴，席间赵范请一妇人给赵云把酒，并请她同席而坐。赵云知悉这妇人是赵范的寡嫂后，便加以拒绝。赵范解释说：“先兄去世已有三年，我怜家嫂寡居，劝其改嫁。可是嫂嫂却要遇上符合三个条件的男人才肯嫁：一要文武双全，二要相貌堂堂，三要与家兄同姓。如今难得遇上义兄您，正符合三个条件，若不嫌弃，愿嫁给将军您！”岂知赵云却一拳打倒赵范，径自离去。后来刘备和诸葛亮也到桂阳来了，问起此事，诸葛亮反倒赞同赵范的做法，对赵云说：“这是美事一桩，您为啥拒绝呢？”赵云大义凛然地说了一番拒绝的理由，其中有一条是“其妇再嫁，便失大节”。 

         以上这个情节，当然为的是塑造赵云的完美英雄形象。明代李贽看了，却写了一句评语：“腐甚，太道学气。”李贽骂的，不知道是赵云迂腐，还是作者罗贯中乱来？ “其妇再嫁，便失大节”这种观念，按理不会是汉人有的想法。

         从历史角度看，汉末三国时代都有寡妇再嫁的事迹，而且再嫁的对象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例如刘备的皇后吴氏，本来是刘焉之子刘瑁的妻子，刘瑁死后，吴氏寡居。刘备平定益州后，便纳吴氏为夫人，后来还让她当上皇后。曹丕的皇后甄氏，原为敌对派袁绍的儿子袁熙的妻子，曹操攻克冀州后，甄氏改嫁曹丕。孙权的长女鲁班先嫁周瑜的儿子周循，后嫁全琮，次女鲁育先嫁朱据，后嫁刘纂。凡此，都不见有“失节” 之说。

        即使是文学作品，汉代也没有“失节”之说。例如曹氏纳甄氏一节，《三国演义》三十三回便写“曹丕乘乱纳甄氏”，把曹丕如何见色起心，袁绍妻子刘氏为了保命，在儿子袁熙未死的情况下，便“愿献甄氏”给曹氏。

        又如名篇《孔雀东南飞》，主角焦仲卿还在世，其妻刘氏竟然被召回娘家，甚至被母亲和兄长强迫改嫁。如果汉人真的在乎“其妇再嫁，便失大节”，这些情节断不会出现。对寡妇改嫁加以指责，恐怕是宋代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后才有的想法。元人罗贯中把宋人的思想套进汉人的脑子去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15/12/2007

[25] 汉代女性的节义观

历来受到歌颂的节义之士，大多都是阳刚的男性。可是在《列女传》中却出现不少的节义女性。女性的节义观念是怎样的？面对公义和私爱时，她们会作何抉择？

我们看看《盖将之妻》：戎灭盖的时候，公告盖的群臣“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盖的偏将邱子自杀，但是获救活了下来。他回家见妻子，妻子问其故，他说他已经尽了力，可是毕竟盖小戎大，盖王也不幸死亡，他也试图自杀了，只是侥幸被救了过来。妻子并不满意，追问现在活着又当如何？邱子说戎有令说“敢有自杀者，妻子尽诛”，为了妻儿，他不敢再寻死。岂知妻子竟坚持“忧妻子而忘仁义”是不忠的行为，为了妻子的私爱，而忘了护国忠君的公义，是可耻的，因此她“不能与子蒙耻而生”，便自杀死了。

这个故事的女性，不但不感激丈夫对自己的关爱，反而痛斥他失节不义，最终还羞耻而自杀。这种把“公义”摆在“私爱”之前的信念，是汉代女性的普遍价值观。

对丈夫是如此，对待儿子也是重公义多过私爱。例如《鲁孝义保》：孝义保是鲁孝公的保母。最初，鲁孝公的父亲武公废长立幼，立中子戏为太子。武公去世后，戏继位为鲁懿公。武公长子括的儿子伯御不服，与鲁人作乱，攻杀懿公而自立。孝公是武公最小的儿子，当时号公子称。伯御赶尽杀绝，要杀公子称。公子称的保母义保知道了，竟让自己的儿子穿上称的衣服，睡在称睡的地方，让伯御给杀了，自己则抱了公子称出奔。其后，鲁国大夫请周天子杀伯御，改立称为鲁君，是为鲁孝公。

牺牲自己的儿子，保全君主的血脉，这也是为公义而舍私爱的表现。类似的事迹亦见于《鲁义姑姊》：鲁义姑姊不过是鲁国山泽的一位普通妇人。齐攻鲁的时候，见到这位义姑姊在奔跑时手抱一小孩，另一手又拉着一小孩。后来，见到这妇人“弃其所抱，抱其所携”而逃入山中。齐将追到妇人时，问她所抱的是谁，舍弃的又是谁。妇人说所抱的是哥哥的孩子，所弃的是自己的孩子。齐将说儿子对于母亲来说“其亲爱痛甚于心”为何她狠心抛弃自己的亲骨肉？妇人解释说“己之子，私爱也；兄之子，公义也”，“背公义而向私爱”是为人所不齿的，所以只好丢弃自己的骨肉，保全兄长的儿子。

这位鲁义姑姊对待孩子的态度，与盖将之妻对待丈夫的态度完全一样，把亲情看作“私爱”，为了“公义”宁可舍弃“私爱”。这不但是当时的普遍伦理价值，也当是一种社会约束。例如《梁节姑姊》便说明这种约束力。梁节姑姊家中失火，自己的儿子与哥哥的儿子受困在火海中，她救出了自己的儿子，却因火势太盛而无法救出哥哥的儿子。妇人竟然因为害怕背上“不义之名”，没有面目见兄弟国人，而投火而死。这种害怕违背社会的绝对伦理，将他人的目光与指责视为比死更难于忍受的耻辱的想法，就是一种可怕的社会约束。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8/12/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