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4】让孩子开口辩驳吧！

一般人总喜欢给爱辩驳的孩子标签为坏孩子；那些乖乖听话的，才是标准的好孩子。

那天我在原始佛教经典《杂阿含》看到一段事迹，惊讶不已，原来以上的想法自古有之：

话说释迦牟尼晚年常劝弟子迦叶多说法，但却为其拒绝。迦叶给的理由是弟子们不喜欢听他说法。再问其故，他指名是因为两个弟子因为多闻而爱反驳所致。这两个弟子分别是阿难和目犍连的弟子。

德高望重的迦叶竟然因为青年僧爱反驳而情愿封口不说法。反之，佛的其他弟子如舍利弗、目犍连、阿难陀等培训青年僧侣时，反而注重他们的思辨能力，让他们敢于质疑问难。这种论辩之风对以后佛教论典的开展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佛教走向国际舞台，论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迦叶的事迹，造成的结果是老师选择不再说；现实中若出现爱反驳的学生，结果却是学生不愿再说话。

30年前我实习时，许博文教授来视察我教学。我上了一堂课前指导的写作课，与学生聊新年该如何庆祝才有意思。学生是被标签为“放牛班”的。但，意外的是，他们很爱讲话，不但敢于说出心中的话，还会反驳他人的观点。我和他们也一直在对话之中，就连许教授也忍不住加入讨论。下课后，许教授大概想到他的加入讨论会让我信心受挫，特地在课堂上勉励学生一番，说他们表现好，谈话有内容，难得遇上可以和他们讨论的老师云云。

现在师范学院提高入学的门槛，进入学院的都是高材生。奇怪的是，大部分在预科班时反而是乖乖不说话的，抄笔记是他们的专长。我想这是过去的教育方式培训出来的成果。我们的中小学都不太鼓励学生多说话，课堂上的口语交际其实只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而且问题往往有标准答案。我们甚少看到课堂教学时让师生环绕课题讨论。

某次我看一名实习生教学，班上有一名小胖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老师发问时就只有他回应，而且言之有物。我身边的原任教师告诉我，这学生一向是叫老师最头痛的，就爱反驳顶嘴。 我笑笑说：“我欣赏他回答问题的能力，我想如果现在发生饥荒，存活下来的恐怕就只有他！”道理很简单，会给老师回应的孩子，不但思辨能力较强，而且也不断提高自己的应变和表达能力。具备这些能力的孩子，生活的适应力也更加强。

学生是要训练的，如果他们还不习惯口头表达，就要给他机会多说。如果一开始就压制他们，要他们多听少讲，他们便要失去说的兴致，最后便选择三缄其口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07/05/2018
后记：文章写好后，惊讶发现北京大学在念错“鸿鹄”一词后的道歉信竟然有那么一句话：“焦虑与质疑并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阻碍我们迈向未来的脚步。能够让我们走向未来的，是坚定的信心、直面现实的勇气和直面未来的行动。”

【143】电脑要教的吗？

1988年，我初踏入教育界。校方给我们安排上电脑课程。授课老师看我在打印中文文件，不忘调侃说进入电脑时代，华文将要受淘汰。他话说完了，针式打印机的印槽仍然在左右滑动，那一行中文字还没有完整显示，我的头因此放得很低，无从反驳。

10年后，我再上电脑课程，学习如何制作动画课件（Authorware）。我要求主讲人教我们用中文制作，他说要多等三年，因为在程序的编写和软件的开发上，中文世界要落后至少三年。

2002年，我到南京留学，第一次踏足“百脑汇”，才知道人家的中文电脑软硬件的开发和使用已经是在前端。今天西方开发一个新的软件，不出三个月，中文版的就跟进，而且流通山寨版，任你使用。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或许还会和很多人一样在抗拒电脑科技。

今天，我们见证了中国在电脑技术和网络的使用的成长。虽然中文在网络的使用率还不及西方，但是过去16年的增长率却高达2228%，是英文的增长率的4倍。中国农村对手机的使用也绕过有线电话，在没有用过电话就跨向人手一机的时代，人人都会上网。微信对各种应用程序的开发，更是远远超越西方，改变了13亿人口的生活。

以上是中文在工业革命3.0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如何跟进了时代，不但从新科技中受惠，还让汉语圈的人走上了时代的前端。

总结以上的成功经验，我们发现开创者和使用者是服膺建构主义的。开创者没有考虑“如何教”的问题，他们设想的就是使用者在应用中自然会随着需要而掌握技术，不断随着开创者的步伐前进。今天你买一台手机，你不必去上课程，只要问一问早前的使用者，他会告诉你许多使用的功能。如果你坚持要去上课程，那么等你上完课程，市面上可能已经推出新产品了。这是数码科技进步的神速使然。反观我们的教育领导，却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思维，担心我们的新生代跟不上时代，所以一切都要从基础教起。

果真有这个必要？还是领导层不接地气，低估了孩子们的成长需要？手机已经普遍到外劳都人手一机的时代，电脑是不是还要从abc教起？有人辩说有些家庭不是那么宽裕，家里没有电脑使用，所以要给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孰不知电脑与网络的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今天学的，第二年就不管用了。等到他们拥有电脑，他们所学的已经过时。

电脑和网络的技术应该是建构起来的，让孩子们跟着自己的需求学习吧。少一点“折翼”的教学，已经会飞的鸟儿还要让他们学习走路，这是该检讨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30/04/2018
（因为大选提名日报道，延迟一天见报）

【142】不要再赶课了！

一位毕业生和我谈他的教学困境：四年级学生，语文程度依然像一二年级般，他教得很吃力。我说多注重激发孩子们的兴趣为是，教育是点火，不是装水，要点燃孩子们的学习热情，转被动为主动，不要假想他们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学，急着要灌输给他们。教育是慢的艺术啊！

他说：“可是孩子们不能等啊！”我说孩子们都比我们年轻，他们有的岁月可多呢，为何说他们不能等？却原来他是操心孩子们要应付考试了。

这是我们长期来的一个认识误区，把语文当知识教，考试也考知识了。

其实，语文科和其他知识课大不相同。例如历史，每年都有固定的知识项目要传达给学生，考试再要求学生全盘吐出来。语文科却重视能力的培养、素养的提升，考试的内容与平时上课的是不一样的。语文也要“赶课程”，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看过这样的个案：一位二年级学生因为患病住院不能到校上课，母亲担心孩子掉队，买了好些优质儿童读物给孩子阅读。数个月后，孩子回到学校上课，语文科考试的成绩竟然比一般同学还优异。平日教识字写字的语文老师，信心为之大挫。

朱自强教授也曾质疑：如果孩子不上学，而是在童年时阅读优质儿童读物，他的语文素养是不是会比一般孩子更高？我们深有同感，我们的语文能力并不是老师在课堂上教出来的，而是因为老师引导我们多阅读、多写作而学上来的。

近年来，我们的全国性语文考试已有很大的改进。统一考试历来都不考课本的篇章，即使是市面上买得到的作业本收录的篇章也不会在试卷上出现。课本的教材“不外是个例子”，看来像是“白教”，其实不然，因为老师是利用教材教学生，培养他们的阅读力，并非是教教材。

语文能力指的是听说读写的能力。我们习惯说我们的语文课“重读写、轻听说”，其实西方国家的语文教学，都注重读写，Literacy指的就是读写的培养。这不是说“听说”不重要，而是在读写中“听说”是自然进行的，不必刻意安排时间训练。这是母语教学应有的特质。教第二语文的时候，“听说”才会成为重点。

我给那位毕业生的忠告是：多注重孩子们的兴趣的培养，让他们在行动中不自觉地把语文融入到生活中，这就是你最大的成就。不要去赶那有形的课程内容了。

《星洲日报·东海岸》24/04/2018

【141】不是要你跟着做

教师研习营结束前，一位老师向我提出改善办营的方法：该如何限制参加人数、如何安排住宿、如何轮流执行工作、如何准备讲义、总结课程等。所言甚是，但我总觉有什么不妥。

后来发现他是“资源老师”，经常参加官方举办的活动，我才醒觉他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课程。诚然，官方的活动是为了传递信息，上情必须下达，参与者不但要听懂官员所说的，还要把信息再传给其他老师。参加了官方活动，老师回去后可能要跑几站下达信息，的确是挺累的，能够分工最好。

我们的活动则不然，它是民间组织自动自发筹办的，参加者是自愿报名的，就连工委也是毛遂自荐的。如果强调“分工”，要工委们轮流执勤，一年只选择一个课程，他们恐怕还不依呢！

性质不同，活动的目的和进行方式也就有了差异。官方的活动，目的性比较强，进行时一定要有专家在，以便在必要时给予说明。久而久之，专家就成了权威，掌控了发语权，不能接受异见。要有异见，下次最好就别来开会。我有过这样的经验：初出茅庐时参加了数学新课程的说明会。主办方要我们讨论可以用什么教学方法落实有关课程建议。一位老师提出一个有效背乘法表的方法，其实不是背，只是帮助记忆而已。他画了一个圆圈，圆圈上写了数字，2 X 2 = 4，然后在 x 的上方补上 = ， 在 = 的上方补上 ÷ ，以说明2x2=4，转个圈，4÷2=2。过后，学生可以自由换数字。他说这样有效记得乘法和除法。我提出质疑。但是主持会议的最终还是列为会议解决方案之一。我竟然还是斗胆提出反对，我说如果问我左耳在哪儿，我用手指一指就是，如果我用右手绕过头壳，再指向左耳，虽然看来有趣，却没有意义。结果是，我没有机会再出席数学的会议了。

我们办的活动是为了打造环境给大家共学，没有其他企图。我常强调只要参与了，听了，想了，那就很好了。至于是否能内化再转为一种行动，则由参与者各取所需，适当吸取，调整应用。

也就因此，我们办的课程，会员都竞相要参与，他们清楚每一次汇集的因缘都不一样，学习的内容也有差异，该把握机会学习。这或是专谈儿童文学的，或是分享课内阅读教学的；或是畅谈作文教学心得的，或是交流如何带读书会的。海峡两岸的众多专家学者，自2007年开始，就受邀前来。如朱自强、方卫平、林文宝、刘绪源、谈凤霞、徐冬梅、周益民、蒋军晶、管建刚、岳乃红、李玉贵、吉忠兰……都是学有专长之士，他们到来与我们真诚的交流，并分享他们的心得与经验。我们没有人成为他们的“信徒”，只奉行他们的那一套，但我们实践的却又有他们展示过的专长。

民间组织办的活动不是要参加者跟从，我们是要提供机会给我们的教师成长，走带有自己风格的教学路线。

教学有法无定法。

《星洲日报·东海岸》15/04/2018

【140】教师的专业素养

素未谋面的韦申邀我作客“麻辣鲜师”，到电台去录音。我趁在云顶山腰开会之便，根据他提供的地址凭着导航器，比预定时间早到45分钟。

我这才发现原来这是第三电视的总部。我发了短信给韦申，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等到约定的3点钟，还是没有回复，于是我决定自己进入电视台再找录音室。可是，电视台保安森严，查了登记处说没有预约不能进入。还好他们挺客气，要我把车子停在一旁，叫约我的人出来带我进入。

20分钟后，我还是联系不上韦申。保安来催了，我只好离开。再过15分钟我才接到韦申的电话，说是主播室不能用电话，所以断了联系。他请我调头回去，因为录音室再排期多有不便。虽然我已经上了大道，但想着今天要谈的课题既然是教师的专业，自己就该表现得“专业”一点，于是重启导航器，找地方调头。

我觉得我还是不习惯录音或录影的，所以每次录制的节目播放时，我都不听不看。受访时也是如此，最初我还开着手机看我预先写好的材料，结果说起话来索然无味。放下了手机，主持人问什么就回答什么，才渐入佳境。

即便如此，离开录音室后还是有很多遗憾。教师如何表现其专业素养？最重要的，我却忘记说了——要能解决问题，而不是制造问题。

有些师范生在实习期间，就展现出他们的专业素养。他们可以面对家长，即使是那些要来辩护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师范生也有办法劝服家长满意地离去，过后还送礼过来表示感谢。面对不爱学习的学生，这些师范生也会想方设法去教导，没有诸多埋怨，更不会怪罪于学生。我欣赏这样的初生之犊，已具专业雏形。

生活中总会面对林林总总的问题，我们要学习的就是用智慧去化解。智慧和聪明的差别是，前者不一定华丽，但却有效化解问题；后者则不然，他可以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也可以把别人拉下水，搅浊一池春水后他却飘然而去。我不欣赏这样的聪明人。

当然，问题可不可以解决，是否妥善地解决，还需要客观条件的配合以及主观上的经验积累才能断定。该做的都做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那就坦然接受，这也是专业的表现。例如我的薪金。看着比我年轻10年的同事，月薪却比我高，当然是有感受的。但，我该做的努力已经做了，调了几级的薪水，虽然还是不尽如人意，但我也该满足，不再埋怨了。再埋怨便要愧对学生，愧对我的事业了，毕竟我不是为薪金而工作。

专业，绝对是智慧的表现，并以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准则。在职场的这些年，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星洲日报·东海岸》08/04/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