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与佛教

季羡林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早上约9时去世。

《慈悲》杂志邀我给季羡林先生写篇纪念文章，我一口就答应，因为我觉得有此必要。

其实，在季先生离世的5个小时前，同是山东人的任继愈先生也在北京医院去世。我国佛教界人士对季羡林先生的认识犹胜于任继愈先生，倒是叫我感到意外的。任先生留给佛教界的作品比季先生留给我们的来得更多，如：主编《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佛教史》、《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都是大块头佛教典籍。

要写好季羡林先生对佛教界的贡献，必须拿捏得准，要不然就要像中国学界一些人硬要给季先生套个“国学大师”一样闹笑话。

对于“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号，季先生倒是头脑冷静地谢绝。

2006年1月，北京图书订货会现场召开《此情尤思——季羡林回忆文集》新书发布会。该书主编梁志刚是季先生的弟子。当记者提出为何文集前言的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字眼，但在正式出版前却被删去的疑问时，梁志刚认为，出于对季老的崇敬，原稿确实有“国学大师”等称呼，可是季老看了却不高兴，他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文汇读书周报》）

就如季先生的另一位弟子钱文忠所说：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所以，将他称为“国学大师”是不妥当的。

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山东清平人。1930年进入清华大学修西洋文学系，其间发表散文和译文多篇。1935年季先生远赴德国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德国学界当时流行语言学（Philology）。不过，这里指的语言学并非现代语言学，而是一种通过古代语言进行考据的学问，从而去探索和了解历史实相。季先生曾说：“德国的民族性中有一突出的特点，这就是所谓的‘彻底性’，也就是一种打破沙锅问到底的劲头……19世纪，比较语言学在德国取得了其它国家都赶不上的辉煌成就，与这种民族性有密切联系。”（〈德国的考据学〉，《朗润琐言》）季先生的学术方向就是如此，他在德国期间，先后掌握了梵文、巴利文、佛教混合梵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言，并由此切入研究古印度的文化与宗教发展。

1946年季先生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主持创办东方语言文学系。

季先生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有印度古代语言、中印佛教史、吐火罗文译释、中印文化交流史等。他的100多部著作已汇编成24卷《季羡林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1998年），其中第7卷专收录佛教文章20篇，第3卷收录印度古代语言的论文，其中有三篇探讨原始佛教语言的，可视为季先生最有代表性的论文。

那么，佛教界是否就此可以把季先生的成就冠于佛学大师的美誉？且不忙，我们看看季先生在1986年写的一篇《我和佛教研究》所持的立场：“我从来没有信过任何宗教，对佛教也不例外。而且我还有一条经验：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佛教当然也是如此。”

佛教界也有些人见到如此的说法，就认为离经叛道，异端邪说。也不忙，我们再仔细了解季先生的立场：“我个人研究佛教是从语言现象出发的。我对佛教教义，一无兴趣，二无认识。我一开始就是以一个语言研究者的身份研究佛教的。我想通过原始佛教的语言现象来探讨最初佛教的传布与发展，找出其中演变的规律。”

佛教界对这些研究者会冠于“佛教学者”的称号，认为这与修行无关，所以只是纸上谈兵之流。可是，就是这种立场，季先生的文章就敢于突破成见，不站在宗教感情上说话。譬如早在1948年，季先生就提出把巴利文藏经称为《南传大藏经》是不妥当的，因为巴利文并非南部的方言，而是印度西部的。因此他主张称为巴利文大藏经。对于巴利文，季先生也敢于驳斥传统认为巴利文是原始佛教语言的说法。他说：“斯里兰卡的传统认为，巴利文是摩揭陀语，是佛教发源地的语言，是释迦牟尼使用的语言。这个传统的说法，有意提高巴利文三藏的地位。”

在《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先生有更精辟的说法。他引用巴利文《小品》（Cullarvagga）的故事说明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季先生在探讨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时，认为佛教在初兴起的时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婆罗门教的一种反抗，一种革命。因此，佛陀坚决反对使用婆罗门教的语言梵文，是非常自然的，虽然当时使用梵文可以给宣传教义带来很多好处。佛陀倡导的是“用自己的语言”，也就是说不避俗言俗语。

向达先生看出这个发现的重要，所以说：“我以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也能说明佛陀的革命性和平等观。就在大乘佛教的传说中，也可以证明你的说法。如大乘佛教中经常说：‘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虽然是大乘的传说，而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就在这里也还是可以反映出一点真实情况来的。大乘佛教中这一传说应照尊说解释，剥去那神秘的外衣，归还佛陀的人间面目，从而连大乘佛教的用语问题也迎刃而解了。”

今天我们如果审视世界其他宗教在历史发展中坚持使用某种语文的做法，就知道向先生所说的佛陀的“革命性”和“平等观”表现在哪里。

由于不局限于信仰，季羡林先生对佛教的探讨，更敢于往其社会功能去看待。所以他对日本佛教的发展，给予嘉奖。他说：“宗教会适应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发展而随时改造自己，改变自己。……佛教在日本，不管是以什么形式存在，一方面能满足人们对宗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不妨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才能在社会上仍然保持活力呢！”

这样的一种立场，与印顺导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有它共通的地方。印老倡导佛在人间，要我们以人的角度去看待佛陀，更能体会佛陀的伟大。即使是世俗的事情，印老也认为我们应当参与。例如他说：“在佛在人间的见地去考察，释尊虽然出家，他没有忘却国族，那一缕故国之思，依然是活跃着。释尊怎样在指导人间的佛弟子，应该怎样关切他国家民族的自由独立与生存。那些以为信佛出家，就可以不再闻问国家民族的存亡者，不论他如何谈修说证，无疑是我佛的叛徒！”（《佛在人间》）当然，印老是宗教师，不会苟同于日本僧侣的大开放，但是从宗教的实用性来说，其本质却有共通之处。



余英时先生在批判季羡林先生被称为大师一事中说：“我唯一看到的一部他的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一九五七年集起来的，叫做《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这里收集他四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写的一些文章，那是比较算是学术研究的，后来就没有了。”这种说法过于偏颇。余先生是站在政治立场来批判季先生。

实际上季先生在晚年还是屡有学术文章的写作。由于他的不站在宗教立场的超然角色，他敢于开创新的课题探讨。例如他的《商人与佛教》（1984），便从佛典的律中列举了大量的例证，说明商人与佛教关系的密切。虽然他的结论“商人与佛教互相依赖，互相影响，商人靠佛教发财，佛教靠商人传布，二者的关系有点像狼与狈，都是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而发展的”不会被佛教界所认同，但是却也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又如他在1987年写的《佛教开创时期的一场被歪曲被遗忘了的“线路斗争”——提婆达多问题》，就敢于从不同角度去探讨提婆达多的事迹和影响。如果我们对照印顺导师的《论提婆达多之“破僧”》以及蓝吉富老师的《提婆达多》，就觉得季羡林先生的探讨极富启发性。

季羡林先生晚年也运用他的“看家本领”继续探讨佛教史。例如在1986年写成的《论梵文本〈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就揭示大乘佛教并非起源于南印度的问题。季先生是从语言的使用判断大乘起源分为两个阶段：原始大乘和古典大乘。前者使用的是混合梵语，内容是处于小乘过渡到大乘的阶段；后者则使用梵语，内容是纯粹的达成思想。

此外，在1990年写就的《梵语佛典及汉译佛典中四流音问题》，是根据梵语字母中的四个流音元音作进一步的探讨其奥秘，其中涉及了印度语言史、印度佛教小乘与达成的矛盾、梵文与俗语的矛盾等课题，同时还兼具探讨佛经翻译的问题。

凡此种种，我们发现季羡林先生虽然不同情于佛教，但作为一位语言学学者，他的研究却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佛教历史发展与演变，并敢于接受佛陀是一个人的事实，去探讨人间佛陀观的特质，坚定我们的信仰，也厘清我们在修学道上的盲点。因此，对于季羡林先生的贡献，我们还是满怀感恩，并向一代学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