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4】以民为先的政治观

纳吉上任首相后，推出一马口号，并标榜“以民为先”。

“以民为本”的政治观念，在200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三中全会中被提出，2007年进一步阐述。

这是儒家的治国主张，最早是孔子提出，其后由孟子确定下来。不过，孔子的“民本思想”与孟子同中有异，孔子的民本观是为维护君权而服务，所以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家长式政治手段；孟子虽也维护君权，但却敢于打破旧观念，提出“民贵君轻”的新主张，缔造了由下而上的新思维，并把民本政治观推向另一个高度。

孔子的民本思想，来自古代典籍。例如《尚书》明确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五子之歌》）的民本思想，并提到“先知稼穑之艰难”，“怀保小民，惠鲜鳏寡”（《无逸》），“勿误于庶狱庶慎”（《力政》），强调君主该重视人民的基本生活，要照顾孤老，更要谨慎处理讼诉的事件，不让冤案发生。孔子据此提出富民、教民的主张。《论语》记载，某次孔子到卫国，赞叹卫国人民众多，冉有问人民多了该怎么办，孔子答“富之”，再问，又答“教之”。(《子路》)

到了孟子的时代，他进一步阐述民本思想，并提出不少具体的主张。我们可以将它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提出“民贵君轻”，表达了人民才是政权更替的最终决定力量。孟子说：“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樱，则变置。”（《尽心下》）

以上一段精辟的论述，先把至高无上的“天子”降尊，强调了“民贵君轻”的观点。国家的兴亡，决定在谁能得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成了政治的主体。最具冲击力的还是提出了如果君主不称职，危害到国家社稷，影响到民生，就“变置”，也就是“更换”君主。

有关更换君主的主张，孟子还在齐宣王面前提过，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令齐宣王“ 勃然变乎色” （《万章下》）。这段话说得很白，即君主有大过而不听劝戒，一意孤行，人民就有权利更换君位。

二、提出民心才是政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孟子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 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 所恶勿施, 尔也。”这也说得很明白，君得民心则国家昌盛，失民心则国家衰亡。要得民心，就得喜欢人民所喜欢的，厌恶人民所厌恶的，简而言之，就是为民着想、为民谋利，才能得民心。

三、保民、养民、富民、教民的民生思想。“保民”的具体内容是关爱人民、利惠人民；“养民”则是要使人民都有固定的产业收入、减免刑罚、减轻赋税；富民和教民则延续孔子的主张。

孟子先进的思想，常被视君权至上的君王否决，例如明太祖朱元璋多次下令删除《孟子》有关民本思想的书，并且“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可是，不管如何删除，《孟子》还是为后世保存下来。

可见，“以民为本“的确是政治的金科玉律。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8/04/2013

【283】我反正是信的

我的学生在讨论《离婚》时，先说明鲁迅的创作动机：“在辛亥革命那么多年后，套在妇女身上的枷锁并没有成功被解开。”又说：“五四运动过后, 妇女在解放运动过程中，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向前突进时的困顿与艰难。”

显然，这是因为他们认定《离婚》是鲁迅要展示辛亥革命后农村的现实，表明农村妇女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可是，他们往下评论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时，却说：“表面上看，《离婚》描写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妇女悲剧命运，但实际上这部小说是通过爱姑的悲剧，说明辛亥革命后虽然推翻了清朝帝王专制制度，但还是没有完全完成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又说：“爱姑的悲剧告诉人们这样的道理：改革者不彻底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不打碎精神枷锁，抗争必然失败。”

前后说法自相矛盾却不察觉。这就是典型的“拿来”做法——看到资料便引为己用，不管出处，不管前言不对后语，反正能够讲出个“模样”就是。

其实，后面那几句话相当能概括鲁迅创作《离婚》的动机——改革者不彻底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不打碎精神枷锁，抗争必然失败。这不是铿锵有力的评论么？

所谓“爱姑的悲剧”，指的就是小说里头所描述的主要情节。爱姑是农村的一个妇女，由于丈夫另结新欢要和她离婚，她敢于反抗。三年来，不知道闹了多少回，劳动多少人出面斡旋，事件还是僵持着。最后，夫家请出城里的“七大人”，在一次见面中，事件竟然草草落幕，爱姑一家接受九十元的赔偿，同意离婚。

爱姑的坚持象征着一种“抗争”。何以会以失败告终？因为没有“摆脱封建统治者的束缚”和“不打碎精神枷锁”。易言之，就是本身还带有奴性，屈服于权威之下，加上对抗争的意义和目的不明确，脑子里还是拥有封建的糟粕思想。

从这样的角度思考，小说所嘲讽和谴责的，就不只是爱姑，而是里头的每一个人了。爱姑和站在她身边的人，并不是在争取什么新时代的女权或人权，他们只是在争一口气。气出了，心也就平，所以九十元便可以妥协。

爱姑被震慑而屈服的一节写得尤其精彩。她本是“不管七大人、八大人”的，有苦就说，有冤屈就申述，但是七大人突来的一句“来——兮”却叫她不敢再说话，从最初表态要“拚出一条命，大家家败人亡”的，变成了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的。这不正是“奴性”的最佳写照么？这样的人如何抗争？

七大人解决纠纷的方法，竟然是一句毫无意义的“来——兮”。这样“无厘头”的话语，依然发生在许多掌权者身上。例如在中国大陆，常发生嫌疑人在看守所突然死亡的事件，而官方给的解释，越来越有“创意”，成为人们调侃的话题。例如把看守所的死法说成“躲猫猫”、“发狂死”、“如厕死”、“呼吸死”、“抽搐死”、“床上摔下死”、“噩梦死”等等……何以给出这样荒谬的理由依然有恃无恐？温州快车出事时，铁道局发言人的说法透露了玄机。他说：“他们给出的解释是这样，至于你们信不信，我反正是信的！”

主子的“来兮”固然荒谬，拥护者却“我反正是信的”，这便使封建统治者的束缚持续，人们的精神枷锁依旧。

七大人会不会长命活下去，关键就在你我愿不愿意做爱姑。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1/04/2013

【282】大是大非才是假道学

我曾经写过《一块特别的肥皂》，是点评鲁迅发表于1924年的小说《肥皂》。

我说这篇小说很特别，是因为它的主题异常隐晦，乍看之下好像懂了，仔细想想却又不懂。

认为自己看懂的人会这样评述：“《肥皂》是一篇刻划道学先生的变态性欲和内心精神世界的短篇小说，它揭露了假道学们肮脏、卑污的心灵。”

小说写的是主人公四铭在街上看见了一个十七八岁的乞丐女，由于她处处呵护年老而患病的祖母，四铭对她产生了同情，赞她是孝女，还想做诗文表扬她。不过他的这一个想法，却因为他多次的复述小流氓对乞丐女的轻薄话——“你不要看得这货色脏，你只要去买两块肥皂来，咯支咯支遍身洗一洗，好得很哩”，被他太太和朋友说成是动了歪脑筋，老想着乞丐女的胴体。这叫四铭有如哑子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评论人于是说：“鲁迅无情地把这位道学先生的假面具撕了下来，让人们看到道貌岸然的下面原来藏着一团邪念。”

犹有甚者，一些评论者还用更重的话说：“集中揭露了封建复古派政治上的极端反动、道德上的极端堕落，戳穿了他们关心世道人心、国家命运的画皮，把封建复古派的反动本质和肮脏灵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这伙丑类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又或者是：“他们的灵魂已经完全腐朽，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满肚子男盗女娼，或是封建道德的卫道士、假道学，或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作者对他们只有批判，没有同情。”

我对此是难以苟同的。

其一，四铭就算是动了“歪念”，想到女性的胴体，那就是“满肚子男盗女娼”，就是“不学无术的文人垃圾、文人败类”么？鲁迅要揭露的“彷徨”心理，真是那么肤浅么？如此轻易批判一个人，我觉得这才是“假道学”，才是“肮脏、卑污的心灵”呢！

其二，对于这篇小说，鲁迅曾说“技巧稍微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他也坦承“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如果我们把这篇小说说成是要“揭破伪君子、假道学四铭在表面维护社会伦理道德之下的幽暗性心理以及蠢动欲望”，这未免说得太过绝对，太过“热情”了吧？这样的主题，倒不如说是属于《高老夫子》的。

夏志清也说：“就写作技巧来看，《肥皂》是鲁迅最成功的作品，因为它比其他作品更能充分地表现出鲁迅敏锐的讽刺感。”

“最成功的作品”，岂不要高于大家熟悉的《孔乙己》《阿Q正传》了？

一位读者在博客上说：“也许是应试教育的主题分析、划分段落大意、时代背景和中心思想的后遗症，一看到鲁迅的文章，就忍不住内心惶惑战战兢兢，生怕遗漏了不该漏掉的某句话某个词某个标点符号。”这是发人深省的说法。

高老夫子、孔乙己、阿Q，乃至祥林嫂、闰土、吕纬甫等人物形象，都刻画得很成功，通过理性的思维都可以点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进而说明作者要批判的对象。这是在大是大非的前提下看出来的效果。然而，像四铭这样的小说人物，您说他错了么，错在哪里？除了人物的外显行为，小说还成功写出他的潜意识，这不是更好的手法，留给读者等多的想象空间么？

大是大非才是假道学。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14/4/2013

【281】没有误读却误解

去年第五期的《文史知识》刊载了中国社科院孙少华老师的《陈平的“密计”》一文，饶有趣味。

文章谈论的是公元前200年的一场战事。那年汉高祖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情况危殆，司马迁说其时刘邦军队“七日不得食”，后来“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围以退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

原文不难懂。说的是刘邦受困时，陈平献计派人到匈奴处向阏氏说情，于是得以脱困。虽然不会造成误读，但历来对于此说却造成不少的误解。

《史记集解》引桓谭的话说：“此策乃反薄陋拙恶，故隐而不泄。高帝見围七日，而陈平往说阏氏，阏氏言於单于而出之，以是知其所用说之事矣。彼陈平必言汉有好丽美女，为道其容貌天下无有，今困急，已驰使归迎取，欲进与单于，单于见此人必大好爱之，爱之则阏氏日以远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汉得脫去，去，亦不持女来矣。阏氏妇女，有妒媔之性，必憎恶而事去之。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

于是，后来纷纷有人跟进，都说陈平所献的“奇计”就是“美人计”。唐代颜师古说“其事丑恶，故不传”，南宋胡三省说“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柏杨更直言“可以肯定该秘计一定严重影响刘邦的尊严，使子孙和中国人蒙羞”。屡献奇计救助刘邦脱困的陈平，倒成了猥琐的小人了。

孙少华反问：“先秦时期的美人计还少吗？”

是的，古代兵书《三十六计》便有“美人计”，《六韬•文伐》更直言：“养其乱臣以迷之，进美女淫声以惑之。”具体流传的事例则有妲己迷惑商纣王、褒姒迷惑周幽王、西施麻醉吴王夫差等，甚至出使西域的王昭君等，何尝不都是“美人计”？美人计又哪会让中国然蒙羞了？

孙少华沿着桓谭的“此说简而要，及得其用，则欲使神怪，故隐匿不泄也”，怀疑话中有话，或许“并非如字面上的意思那么简单”，而是“与当时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或者某些不能直接言说的暗示”有关，进而对读其他文献，从而推论出这件事与星象学有关。与同期的汉人一样，桓谭对谶纬、星象、天文、历算是通晓的，即连匈奴也多有相信之人。《史记•匈奴列传》载刘邦解困前，阏氏曾对单于说“汉王亦有神，单于察之”，便透露了玄机。孙氏根据文献，说明刘邦被围之时，正是“月犯昴”（白衣会）的时候，星相学家相信这有利于中国，不利匈奴，因此推测白登之围时，陈平抓紧天象的变化，去见阏氏时进言“月犯昴”对匈奴不利的说法，促使阏氏劝匈奴单于退兵。然而当时的人对星象之言仿佛天机般不随便泄漏，以致成立“秘计”。

孙氏结语说：“陈平秘计使匈奴解围一角，帮助刘邦顺利脱困的具体原因，主要与‘白衣会’星象有关。对此，桓谭心知而隐约言之，……后人不懂此类方术而不能言之，故使此类资料逐渐湮没在历史文献中。”

惭愧！我也是不懂方术的人。不误读，却误解了《史记》“白登之围”的实相。从这个教训，我也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会犯上多少次不误读却误解的错误？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07/04/2013

【280】不如化被动为主动

3月23日，我应马来西亚国中华文教师联谊会的邀请，给约180名中学华文老师讲“现代文的阅读”。

我的专业是古代文学，让我讲我专业内的事务，我会更有激情。不过，考虑到中学老师的处境，我还是勉为其难的答应了，虽然心里不很踏实。

我曾询问过为什么当局不需要办“古代文的阅读”，他们说“教师能够掌握文言文教学，足于协助学生应付考试”。

这番话，让我不期然想起刘绪源老师的一番话：“如果离开了文学的审美作用，想不经过心灵的悸动，直接从作品中得到一点先进思想，学习一些先进事迹，抄录几句豪言壮语，那么他就并没有把文学当文学，因为这一切完全可以从别处获得。”中学生目前接触文言文，主要要求能够理解并回答问题，摘录和背诵名句就可；即连考题也不敢逾矩，题目大多环绕理解短文为主，评述和鉴赏的部分，很难谈上。

对此，我是忧心忡忡的。学生抛下古代的文化、文学、哲理不学，只学语文基本知识与技能，我们的华文是否可以维持“母语教育模式”，实在叫人担忧。

中学华文老师任重道远且恪守职责，这是我一直很钦佩的。他们在中学教授华文，种种不利的因素是他们要面对的。例如每年考试成绩的偏低，一直打击考生报考的信心；师资和教学时间的不足，也是叫许多有心人担心的。

可是，中学华文老师就是那么的坚持。就像这次的“中学华文教学研习营”，虽然要自费前来，却也吸引了150人报名参加，远远超出主办当局的预算。中学老师的用心由此可见。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教授说：“我很理解学校和教师的困境，社会、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和教师抛出的球太多，教师们已经手忙脚乱、疲惫不堪，只能没有思考地一直接球，最后受害的还是学生。”是的，球太多，只会把我们搞得手忙脚乱，在不自觉把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耗在接球之中，疲惫不堪，最后沦为只是遵循指示的“教奴”，失去了教育部一直倡导的创意与改造力。

因此，这一次我给中学老师提供的信息是“化被动为主动”，以更积极的方式面对语文教学的挑战，开创一条新的道路，让孩子们真正学好自己的母语。

为了做好这一点，我给老师们分析了小学华文教学的改变，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上，更是图文并茂，详细解说。过去教师过于偏重语文知识教学，如今教师注重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语文感悟力，希望借此激发学生对学习华文的兴趣。

我以小学的一些课文为例，对阅读教学该注意的事项做了详细的介绍。虽然有些老师不以为然，认为他们是中学老师，就该以中学课文为例，但是我看到的是延续性，如果小学生是如此这般阅读课文，总不成到了中学反而有另外一套策略。语文学习是该有延续性的，中学可以更加充实教学内容，却没有必要另辟蹊径。

真正读懂文章，能自行鉴赏文章，进而有评析文章的能力，这才叫“阅读力”。有了阅读力，孩子们才具备面对花花世界的竞争力。

老师们，且让我们都化被动为主动，在教学上勇于调整，致力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力。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30/03/2013

【279】首相写错字？

首相的新春贺岁短片中出现书写“吉”字的镜头。

没料到的是这个镜头后来却引发争论，盖因主角把“吉”写成“土口”，而不是“士口”，也就是说第三个笔画比第一笔要长。

这显然是个错字。

按照汉代许慎整理的按部首归类的最早一部词典——《说文解字》，“吉，善也。从士口”。清代段玉裁的注本没有增删，表示没有异议。

甲骨文出土后，我们有更新的资料。字形是上端像兵器,下端则是盛放兵器的器具。两个部件合起来，表示把兵器放入器中不用。按照许慎的注释法，“从士口”表示这是会意字，然而何以是“士口”？许慎没有说明，段玉裁也没有说明。倒是甲骨文出土后给我们解惑了。如果说上面的是武器，当然形状是上大下小，才能套入器具之中。武器不再用，则表示战争减少，人民不再有危难，这是“吉祥、吉利”的意思。

因此，毫无争议的是“吉”历来都写作“士口”。

画面显示“土口”是用毛笔写的。有人因此说：“书法没有错字，可以按审美的观点做出调整。古人写字往往就是如此。”这样的说法，表示说话的人有墨水。墨水是有了，但是审美观却有问题，需要颠覆三千多年的传统，“土口”看来比较均匀工整么？

该追究的是给首相准备字范的人，何以设下这么一个坑？

不过，“土”和“士”是曾引发混淆的。早前有人在“法情”教育论坛问：“请问‘庭’字的‘壬’是‘上长下短（士）’，还是‘上短下长（土）’？我自小学习的都是“士”，现在才发现课本和笔顺练习簿都作“土”。用电脑输入的字历作“士”，可是参阅《现代汉语词典》和篆书字库，却发现是‘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这样回答：

《四部丛刊》收录的《说文解字》载：“壬：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凡壬之属皆从壬。”

根据许慎收录的篆文，写法是上面一个“人”，下面一个“土”，是会意字。字形比较倾向“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的说法。段玉裁为此作注曰：“此说象形。与前说别。上象挺出形，下当是土字也。古土与士，不甚可分如此。”
段玉裁这句“土士不分”，可把我们害惨！到底是“士”还是“土”？这恐怕难以说明了。

不过，段玉裁虽有此说，古书一般都把“壬”写成“士”，不是“土”。这是一种语言的使用习惯。所谓约定俗成，既然已经“成”了，就不要乱改，否则要制造混乱。

如果文字的划一工作草率行事，强求规范，那将是多么大的一个工程，多少的书籍要改版。

就让我们保留“人士为壬，士口为吉”的写法。

原刊：《星洲日报·东海岸》25/03/2013